我在探讨尧文化时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伯益。
伯益是水井的创始人。《吕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本经训》都有这样的记载。
水井，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水井的出现推进了农业耕种，这没有异议，看看现代人利用地下水浇灌田园就会理解这个成论。我则认为，水井出现的同时就拉开了城市文明的帷幕。所以这么认识水井，是因为在其发明以前，先祖多是沿河居住，那样取水方便。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人们居住总是以取水便利作为首要的选择条件。
沿河居住遇到的最大威胁是夏日暴雨，山洪猛涨，河水会肆虐民众，人或为鱼鳖也是常见的。人类怎么才会既有取水之便，又不受水灾祸害呢？水井就让众生的企盼变为现实了。大家环井居住，离开河流，进入高地了。这便有了聚落，有了村落，进而有了乡，有了镇，即使当今摩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最初的生长点也源于水井。现在的城市虽然早就用上了自来水，然而说城市文化仍是市井文化，城市文明仍是市井文明。而且，人们一直以井为家，有成语说：背井离乡，那实际是把井视为自己的家园了。
基于这种看法，我对伯益的印象非常深刻。不过，伯益所处的时代十分遥远了，史学家至今仍将之划为史前时代，或传说时代，到底有没有伯益其人，似乎仍待商量。
真没有想到，我会在襄汾县北社村找到伯益的坟墓。
那是个初冬的上午，艳阳让冬寒减少了威势，我在襄汾县文联主席杨志刚、劳动局长高建录的陪同下来到北社村。村里躺着一尊碑，据说先前是伯益庙上的。出村北行，在一片高垣上走动，时不时就有陷落下去的深谷。从谷顶上的垣峁探望，远远看见了一个土冢，土冢边还有个土坛。穿过麦田，近得前去，土冢前耸立着一块碑石，上面刻着“伯益墓”几个大字，落款时间是崇祯四年。远望不觉墓大，近看方知不小。紧挨墓冢的是个坛基，坛基周边到处是碎石瓦砾，还有闪闪发亮的玻璃，很显然这里曾有座庙宇。无疑，村中那尊碑石原先就耸立在这里。
站在伯益墓前我想了好多好多，当然也想到了北社这个村名。由庙及村我忽然领悟了，村子就是因庙而设的。换言之，是因为有了庙，方才有了村。伯益庙建成后少不了要有人守护，要有人祭祀。古时候，这种机构多以社相称。社虽然曾是土地神庙的专称，但是后来民间俗化成对庙宇泛称的也不少。在伯益庙南部群落当中，有数户或多户人家紧邻庙宇，管护设施，自成一社。又由于这社处在那些群落的最北端，因而称之北社。
北社，因伯益庙而得名，也应该以伯益庙而骄傲。有一天，觉醒的村人会让伯益庙走出荒落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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