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学坛群星璀璨，傅山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被史家喻为“学海”，言其学在诸多领域博大精深，且长期受到识者的关注与研究着。在清代，他的遗文一直被辑佚编篡，对其学术领域的创造性以及坚苦持气节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近代，尤重其开创诸子学研究、倡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爱国情操，并揭示他的思想中蕴藏着可贵的早期启蒙精神。但近代以来在总结古学中，批判儒家旧礼教之弊时，产生了对儒学有失公允的评论，从而将明清之际一些学者的思想，与儒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忽视了傅山思想与儒学紧密联系的这一重要内容。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考察和阐述，藉以说明傅山思想的全貌。
一、傅山在明末对儒学的态度
明代晚期特别是万历年间以来，思想领域中新潮涌动，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形势，受到重大冲击，且使儒学经学的崇高地位动摇。
傅山在清初曾回忆说，他在明末曾著有
《性史》一书。他说：“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取二十一史，应在《孝友传》而不入者，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兼以近代所闻者，去取轩轾之，二年而稿几完，遭乱失矣。……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霜红龛集·文训》）这段对《性史》内容要义的阐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关于论之义，言人之性，天性、本性等，从内容而言是论人之社会、自然属性，实际上是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进行阐解的，以为社会之平衡与和谐求证一种新的有效的规范。二是“皆反常之论”的意义，说明古今是在一种“常变”中运行，故孝友之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变中与变中发展着。傅山论述孝友之理，是着眼于明末人伦之理大变的现实。因此他认为只有从社会发展与进步出发，结合孝友关系之理，多所发明，以用新人伦关系，调节这种变化中的关系，调节这种业已严重失衡的社会秩序。
纵观在明末时期，傅山的学与行，俨然如儒者真君子的风范。如晋京师请愿，为袁继咸雪冤，沉重打击了明王朝中腐败势力的嚣张气焰，并以山右义士而名闻于天下；又以布衣谏臣上书献策，以求国家民族之中兴，而受社会贤达的赞扬；又著《孝友传》用心于以忠孝而理顺社会秩序，寻求以变的思维发扬传统。郭鈜在傅山辞世后的《祭文》中有言曰：“义薄云霄，忠贯月日，先生德也。”又云：“明代养士三百余载，独先生为中流砥柱，庶名教藉以常伸。”（《霜红龛集·附录一》）这是有道理的。说明傅山在明末这一历史时期，确然是一位坚守儒学以人为本及忠孝节义理念的儒者。
二、清初学风与傅山思想的变化
清初学风继承了明代晚期余绪，却也有新的特征。在顺治、康熙年间，以朝廷之强势功能，形成一个以经学为基础、以扬程朱学为主的学派。同时，明末遗民士子，在反清意识的支配下，形成在野的学风潮流。对此，梁启超认为清初之学，有正统与启蒙之分。王国维认为清初学者，多胜国遗民，遭乱之后，志在经世致用之学。钱穆认为清初之学，从形式与内容而言有山林与庙堂学派之别。这些论述说明清初学风有很大变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一个是新的庙堂主流学派，他们以经学与理学为主要研究内容；一个是新的山林学派，他们倡导人文关爱与致用实学，但含有鲜明的启蒙意识，深得近代以来学界的称道。
傅山无疑属于山林学派一族，他也以此而自居。傅山虽然对新朝持不合作的态度，但他对于在朝的名儒并不排斥。相反，他与诸如魏象枢、陈廷敬和龚鼎孳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较为亲密的感情上的联系关系，说明在清初的学风，虽有“庙堂派”、“山林派”之分，有正统与启蒙之别，存在着先进与保守的判别，但从他们对待古学这一点而言，却存在着重要共同点。他们都是为着总结古学和创立新学而用心，都在为推进中华文化而用力，共同创造了清初思想文化的光辉业绩。而傅山提出的“古学不可废”、“经子平等观”等观点，在清初学坛留下深刻的影响。就是在这种学术见解思考中，傅山从儒学华夷之辨的观点中超脱出来，他在总结明末清初之政治制度中，深痛文化专制之弊，以儒学仁学中以人为本的观点，提出反对专制制度的的精辟见解，沿着李卓吾的市井小夫有理的观点，《易传》“财能聚人”的观点，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与黄宗羲提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一样，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意识中闪光的亮点。
三、傅山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傅山对孔子的思想多有继承发展，阐解的方面甚多，这里仅就其论礼、讲孝和后儒所言之道统等主要观点，作简要的诠解与阐述。
傅山论礼，集中在他的《礼解》篇中。傅山在这篇精彩的文中，首先他指出社会不能没有礼，就是“薄礼”也不可取，礼与社会共存，说明其关系密而不可分。二是傅山在《礼解》中提出“礼正”的观点，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相通。但他主张的“礼正”说，更似汉代应劭在《风俗演义》所言之“礼中”一致。
傅山重孝道，并在其《讲游夏问孝二章》中作了充分的论述。首先傅山认为亲情是孝道的基础。他说：“夫人子自有知识以来，无过于其亲者。”“天地之心也，即父母之心，即人子之于父母之心也。”就是说，孝道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基本美德。同时他还指出，孝道若畅顺，社会便呈现兴盛；孝道若缺失，就意谓着社会衰败。故“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傅山认为孔子所云之
“敬”、“色难”，是孝道的本质所在。他说：“畏而知爱，事亲之义备矣。”畏就是子弟由衷地敬服于双亲，“色难”就是子弟诚于心和形于外的恭敬双亲。无论敬或色难，都是言子弟发自内心的对双亲尊敬的表现。
傅山对儒学道统说的辨正。孔子创立儒学后，唐宋以来韩愈等制道统说，并有“世道人心”道统“正传”、“秘传”之说，以言儒学真义之所在。傅山认为孔孟之道是有着继承与发展的传统，但绝非如是之所谓道统说。
傅山的思想是在总结古学和借鉴先哲之诰而验于今中形成的。他一生中曾认真研读这五经四书，对每一文物典故之内涵，都一一精审过。如阎若璩在《潜邱剳记》中记载：“盖先生博极群书，而复精析入毫芒，晚何人？”但傅山认为，研究经书，必须深析其意，融会贯通。他在《与戴廷栻》书札中说：“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时，看者有时。变何易尽，论何胜腾。”（《霜红龛集》卷二十四）他还具体言曰：“依经离经，变变化化”，“若不自己从他论注上开生面，又何必钞。”（同上）因此他常以“攀附非吾事，雕虫愧祖先”为训。还有，傅山倡“经子平等”说，并说“异端辞不得”而以注重诸子学自居，他在致戴廷栻书札中论及此时说：“救病不必辄子书，但细细领会。”“子书不无奇鸷可喜，但五六种以上，径欲重复明志、见道、取节而已。”（同上）从中可见他注重子学，只是为着综合求新的治学宗旨。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精熟之艺，日新日奇”以为世用而已。可见其学源于古学又新于古学，其中儒学对其影响却至为明显。概而言之，傅山之学反映了清初理论思维新特点与新发展，值得我们在继承与发扬传统思想中重视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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