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先生作为中国17世纪的思想家，在他不平凡的学术生涯中，不仅崇尚儒学，呼吁恢复诸子与儒家的平等地位，同时在对佛、道两家的学说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独创性的成就。
傅山出生在一个佛道文化气氛浓郁的官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傅霖，嘉靖进士，曾为山东辽海参议。晚年在太原小弥陀寺施粥济贫，收容灾民，还创建了永明寺宣文塔，即今永祚寺的前身。傅山之父也是位虔诚的居士，为了迎请一尊旃檀佛像，曾花光了全家积蓄。傅山的传记中记载，他三岁时就会背诵《心经》，六岁时“啖黄精，不乐谷食”，似乎注定要“黄冠自放”。傅山年轻时关注佛学，批注过《金刚经》、《楞严经》，还撰写过《二十三僧纪略》等有关著作。侯外庐先生评价道：“傅山对于子学和佛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知识上广求博搜，解放自己。”他这种三教并重的治学态度，造就了他知识广博，追求真知的过人品格，也开启了清代以佛道印证解释诸子的学术先河。
傅山与道教最为殊胜的一次因缘是他拜还阳真人为师，出家为道。这一因缘几乎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走向。还阳真人本名郭静中，人称还阳子、郭还阳，河南修武人。早年他与左光斗、赵南星等名臣交契深厚，后因见官场腐败，厌薄世故，弃家为道士。明末，郭还阳定居寿阳县太安驿龙泉寺，崇祯十七年（1644年），傅山在此拜他为师，依辈份取道号“真山”。这年傅山有诗作《甲申八月访道师五峰山龙池不遇时道士在马首伪署次又元韵》共三首。诗中说，他去拜访郭还阳，恰逢郭寿阳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地方政府作客，不禁对道师与农民军的亲密关系赞叹起来。诗中感叹郭还阳不愧为居于市尘中的“大隐”，他不在乎世间的所谓“清浊”，不刻意模仿管宁避居辽东式的所谓
“节操”，而是采取顺应时代潮流的“地自由他天自茫”的随缘态度。
这年冬天，傅山再次过五峰山龙泉寺拜见郭还阳，二人作彻夜长谈。《雪中过五峰道师留夜谈》一诗记录了这次晤谈经过：“山灵若相召，逢自长安来。红绿不到眼，寒山生玉苔。王倪经四问，鲍照失多才。静夜发微论，有身良可哀。”从诗中“王倪四问”、“鲍照多才”等用典中，看出傅山对当时社会形势骤变提出种种疑问，而郭还阳认为天不可回，人不可挽，劝他学习鲍照顺应时变，韬光养晦。
傅山晚年能放弃过激的
“兴亡着意拼”的反清思想，而寄情山水、诗墨之间，杖履优游，送病活人，以终其年，这完全得益于郭还阳的规劝和指点。
傅山虽为道士，却与僧人、佛寺来往频繁，太原各大寺院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踪迹。在崇善寺、双塔寺、多福寺、土堂寺、天龙寺均有诗作。他寓居松庄时，为村中松庄寺（今慈云寺）作过《松庄寺祈雨歌》。还与附近红土沟净业庵（今白云寺）住持天泽、雪林交谊甚深，为寺中撰写了《天泽碑》、《续建净业禅院记》、《荼毗羊记》等碑文。傅山在76岁时还为古城营惠明寺撰《重修惠明寺舍利塔记》，文中对山西所存五座释迦牟尼舍利塔的文化价值予以重点提示。此外，傅山还为西缉虎营普光寺题写过“别一境”的匾额。为东缉虎营古圆通寺撰写过
《九间桥记》，赞扬了寺中尼众清净的道风，记述了寺院历史和周边环境变迁。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太原特色文化名城的建设和文化形象的打造都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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