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最杰出可贵之处不在其学问渊博、书画精到、多才多艺，而在于其超越时辈的卓越见解，亦即他自称的“反常之论”。傅山文集有《家训》一章，内有“文训”一则说：“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遭乱失矣。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见《傅山全集》，以下所引傅山语皆见此书，不另注）
按此，傅山《性史》，既是深论孝友之理而反其常，又是针对理学家倡导的纲常名教的批判，立异于其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傅山自称其中“多所发明”，定然是他个人有与众不同的见识。遗憾的是《性史》已佚，今人难知其详。所谓“不存此书者，天也。”言下颇有免于授人以柄、遭遇不测之祸的侥幸解脱之意，这意味着这些反常之论有触犯时忌的内容。今天，我们虽无法了解傅山反常之论的文本，但通过研读傅山所遗文字，梳理其中超越时辈的精彩论述，似亦可大致推见傅山反常之论的一些要旨。以笔者的体会，最富个性特色的观点应当见于以下几方面。
尊个性
斥奴性
傅山年轻时是反对阉党贪暴的猛士，以其与薛宗周发动百余名学生赴京，为袁继咸讼冤事件表现最为突出；中年则以反对清廷暴政，策划起义而牵连入“朱衣道人案”坚贞不屈、坚不吐实为典型反映；晚年则在清廷政权巩固的大背景下，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研究，高扬反专制旗帜，从事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抗争为特色。简略言之，即先为抗暴猛士，继为民族志士，终为思想斗士。统观傅山一生艰难曲折的历程，有一条明显的红线贯串，即始终基于反奴性、倡气节的思想路线。在傅山著述中，他多处痛斥拘守于“理学家法，一味板拗”的奴儒、腐儒、庸儒、庸奴、奴才、奴君子、瞎儒、偷儒、瞀儒、腐奴、死狗、鏖槽汉、奴人、蠹鱼、矮人和风痹死尸等。这种激烈的反理学主张，基于傅山对先秦经典的全面精研，他指出，理学这一套说教，从根本上就讲不通，因为“理”字最先见于《易》：“君子黄中通理”，韩非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尽管傅山释“理”，认为“理”字在文字学上是会意字，为治玉之意，实则“理”为形声字，理是事物之文，即文（纹）理之意，但绝不是如朱熹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云云，其他先秦古籍用“理”字都与后世理学家意义不同。傅山的这一论证，可谓釜底抽薪，彻底颠覆了理学说教，戳穿了理学家盗用先贤“理”念，篡改其义的伎俩。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由此，傅山进一步批判理学家在理气关系上的错误观点，形成了自己一套由反理学进而反奴性的系统理解。
重民众
反专制
尊重个性，势必反对专制暴政，要求思想自由、人格平等，而这种思想则导源于傅山的布衣平民意识。傅山首先质疑纲常名教所维护的等级制度，认为以往历代的等级制度确立，“非本初所有”，他引用《吕氏春秋》的名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批评礼教导致的消极后果：“礼乐何多士，崇高尽独夫。”礼教之设，适足以为独夫民贼利用，哄骗民众做帝王的顺民奴隶，认为所谓真正的圣贤之人应与民众平等，人们对之“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这就是说，人与人平等才是真正的高尚。所以他极赞“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他自己则“生平不登官人之堂”，虽然晚年的傅山亦与清廷高官有往来，在他却只是以朋友看待，而不是为了攀附权贵。所谓忠君不是愚忠，而是
“臣亦择其君，原不仅区区福禄之计。”对高高在上的大人们，傅山说“百姓依护大人以为生，故爱大人”，倘若大人不“为民”而“自为”，那他就是孟子所斥的“寇仇”，“则后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爱之！”故而，由此出发，傅山继承墨子“兼爱”说，提出“爱众”的观点，人与人平等就应互爱：“我之于人，无彼此，皆爱。”“使尽爱天下之义，苟可以利天下，断腕可也，死可也。”而且这种爱不是空谈，而是见之于实事：“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得徒以志为有利于人也。”傅山晚年以行医济世救人，“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正是他以实功以利于人信念的实践。
更可贵的是，傅山响亮地提出“市井贱夫最有理”的观点，认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所谓市井贱夫，当然是指平民，而且应包括商人。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因为这是对几千年来“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传统帝制基础的颠覆，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将要到来。虽说傅山尚不能达到现代民主社会中对人权平等的理解水平，这也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但这种理念在当时也可谓是石破天惊，不同凡响，极其难能可贵的。
傅山尊民众的理念既有继承，又有超越。言其继承，是先秦已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的民本思想，特别是孟子倡导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千年以降，这种进步意识被皇权主义和政治化的儒家纲常论所排斥和遮蔽，但经傅山的思考和发掘，进一步高扬其以民为本的精华，便成为明清进步思想界的最强音和时代号角，这是傅山较其他同时代思想家高出一筹的地方，理应充分肯定。
爱穷板
鄙权贵
傅山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对边缘弱势群体富有真挚的同情，十分了解民众中具有的淳朴诚实、患难相扶的道德品质，因此使他尊重民众的感情，进而向穷苦者、受歧视者、受侮辱者倾斜，特别是关爱那些底层穷困的知识分子，即傅山所称的
“穷板子秀才”。他极赞历史上的鲁仲连、王猛、管仲、张良，都着眼于他们出身平民或曾沉沦于下僚的遭遇，认为这些英才都是由底层磨炼出来的济世救民的豪侠之士。对于妇女问题和人们的爱情生活，傅山表现了对君权、男权大胆的叛逆精神，坚决反对理学家的贞节观。他称赞追求婚姻自主的卓文君，认为“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对妓女阎雪梅的殉情，认为“视古名媛烈女奚异？”对贫女方心的纯洁爱情，他有诗赞道：“黄家有酒妾当垆，还待郎来作相如，妾得自由好奔汝。”“郎担名，妾饮恨；一恨爷娘拗，不许女随情。”对冲破礼教束缚、私自结合的石生和犁娃以及为爱情而受压迫的岫云、翠元、弱娟等女性，傅山说：“吾实怜之，每欲取常所亲见，略为风尘异人杂记，俾此辈不以不幸终湮没无闻。”尤其赏识犁娃不嫌贫爱富，矢志忠于穷秀才石生的坚贞爱情，引用犁娃之语赞道：“不爱健儿，不爱衙豪，单爱穷板子秀才，奇哉！”傅山为之作序文曰：“‘穷板子’三字，前此亦不闻之，始闻之娃。细绎之：穷，不铜臭；板，亦有廉隅，非顽滑无觚棱者可比，亦奇号也。仍欲大书‘穷板轩’三字，颜石生回沟之居，何如？”这种极赞穷板子精神的言论，在等级森严的专制帝制下真有振聋发聩之效，体现了傅山对弱势群体的崇高人道关怀，闪耀着平等自由的人性思想光芒，也是在他同时代思想家中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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