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化人。在17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一股具有初步民主意识萌芽性质的思潮，傅山站在这股潮流的潮头，以同期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未曾达到的超前思维，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作为学者，他与顾、黄、王同样是一代国学大师，尽管顾、黄、王的学术著作在完整性、系统性方面优于傅山，但傅山在学问才艺的广博和学术观点的深刻性、独创性方面，却更胜一筹。这种博大精深，源于他“坚贞雄迈的心力”、好学不倦的勤奋、广博与专精兼进的治学方法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傅山一生孜孜不倦勤奋读书，对精读之书“钻研穷究”，追求“博后之约”
傅山认为“为学当先立志”，同时又认为：“有志气无学问，至欲用学问时，往往被穷，始知志气不可空抱。古今之兴亡成败，时事之坚瑕难易，眼明胆定而辨才足以指画前筹，始得成一佳士。”傅山是以“救时”救国的出发点，去研究古今兴亡成败之理，去追求学问的。他一生孜孜不倦读书治学，与他的远大抱负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傅山从小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有扎实的国学基本功。他一开始所接受的，完全是儒家的正统教育。
傅山从20岁左右开始，看到了时局的危机和天下将乱的趋势，逐渐厌弃了空洞无物的八股文和不能经时济世的科举道路，“以举子业不足学，遂读
《十三经》，读诸子、诸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诸方外书”。（戴廷縂《石道人别传》）
据傅山回忆，自己“三十四五，始务博综”，读书领域向更广博的范围发展。这一时期，他开始写作学术著作，其中有《两汉书人姓名韵》和《性史》。傅山的《性史》在甲申之变时遭乱失去，其内容是“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皆反常之论”，已经显示了傅山学术研究中的独到精神。
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后，傅山先后流寓平定、寿阳、盂县、祁县、汾阳等地，以行医为掩护，一面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一面继续读书治学。顺治十七年（1660年），傅山移居太原东郊松庄。此时，全国抗清武装斗争已经沉寂，傅山也开始专心读书著述。他住在松庄的窑洞里，共度过了约17个年头。据阎尔梅《访傅青主于松庄》诗写傅山的生活情景是“床头书乱欲捆绳”，“金石编年藏绿匦”，正是傅山博览群书的写照。即使外出旅行，傅山也读书不辍。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前往河南辉县访问大儒孙奇逢，请他为母亲撰写墓志铭。当时傅山已年近六旬，路途辛苦劳顿，在夜宿时依然读书如故，并随时批注，后来即集为《百家帖》，又称《清化旅中》，傅山在其开头记述：“癸卯（即康熙二年）四月，将过百泉访钟元孙先生途经，携得旧录子书一册，再略流览，一批行间，少为解释，记所会心，不必其中也。随手草录尔尔。”
傅山一生如此用功读书，那么他是怎样读书呢？傅山在孝导儿子、侄儿和孙子的家训中，透露了他的读书方法。首先，读书要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傅山说：“凡人养生作人，皆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即文章小技亦然。……尔两小子皆读《左氏春秋》……尔们便将此书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养生、学问，都向此中求之”。就读书作文而言，这个“安身立命之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参照系，必须熟读以后，“凡遇古人用此法、论此议者，莫要置之，皆须留心分析。”其次，要精读与浏览相结合。傅山教导子侄，“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左传》、《离骚》、《庄子》、《管子》，皆须细读。其余任性之所喜者，略之而已。”傅山还强调，在青少年时代，“正是精神健旺之实，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便可大有长进。再次，精读之处一定要“钻研穷究，始可言博”。傅山在《杂记》中说：“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此与战阵、参禅总是一样。若能如此，无不可用。若但乱取，东西齐撞，殊不中用，不惟不得力，且累笔性。此不是不教读书之说，是戒读书不精之语。知此，则许言博也。”针对精读，傅山还给孙子提出一个“勤”字，不是指普通的勤学，而是专指疑难问题要勤快解决，不要放过。他解释这个“勤”的要求是：“读书勿怠，凡一义一字不知者，问人检藉，不可一‘且’字放在胸中”，意思是读书时凡遇自己不懂之处，或请教别人，或者阅书籍，一定要加以解决，不可有“苟且”之意，得过且过。第四，读书要有落脚点，要有归宿。傅山在教两孙的《十六字格言》中，特别标出一个“归”字来，其含意是“谓有所归宿不至无所着落，即博后之约”。由上述几方面可知：傅山读书，是选择一种公认的经典著作入门，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然后扩大读书范围，精读与浏览相结合，在精读中再选择一个专门方向，“钻研穷究”，达到一定水平，即所谓“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最后找到自己的归宿和落脚点，由博返约，达到博后之专。
傅山治学注重“闻见宽博”，坚持“好学而无常家”，提倡寻山问水，与师友切磋
傅山学术的博大精深，并不只是来自书本知识，同时也来自他的阅历见闻，来自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来自他对社会实际的了解、认识。
傅山在《家训·杂训》中说：“昔人云：‘好学而无常家’。家，似谓专家之家，如儒林《毛诗》、《孟》、《易》之类。我不作此解。家即家室之家。好学人哪得死坐尾底！胸怀既因怀居卑劣，闻见遂不宽博。故能读书人，亦当如行脚音黎，瓶钵困杖，寻山问水，既坚筋骨，亦畅心眼。若再遇师友，亲之取之，大胜塞居不潇洒也。”傅山这种主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傅山除了自己出外游历之外，还在太原松庄寓所接待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学者名人，切磋学问，共抒怀抱。其中有江苏顾炎武、永年申涵光、富平李因、上郡李然周、和州戴本孝、彭城阎尔梅、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祯、吴江潘来等。傅山说过：“宁可老作学生，不可少作学者”，他确实是活到老，学到老，和这些朋友们虚心探讨学问。
傅山反对作“奴书生”治学，坚持独立思考、“有见有觉”和尊重理性的批判精神
傅山学术的博大精深，并不仅仅停留于知识面的宽广和知识的丰富。如果仅止于此，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活字典”或“活工具书”而已。而傅山却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思考和研究历史的规律，追求真理，力求回答现实社会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不仅开创了诸子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强调
“经子平等”，批判了理学家所谓的“千古之道说”，打破了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迷信，动摇了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神圣地位和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他与同时代先进的思想家们一道对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进行了批判。他还提出了“市井贱夫最有理”，“足以治天下”这一熠熠生辉的命题，敏锐地反映了商贾市民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朦胧意识。傅山在当时敢于毫不含糊地提出这样的论断，确实是石破天惊，不但是千古以来第一人，而且在此后一二百年间也再没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一主张。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而且要有卓越的真知灼见。
在当时严格的封建等级社会中，傅山明确主张人格平等，因此，他的反奴性思想是全面的，不局限于哪个方面。他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它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在政治领域、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中都是如此。在学术领域中，奴性的表现之一是泥古，即以古代学说为千古不易的教条。傅山描述这些泥古者动辄说：“某合古法，某不合古法”，并且自矜其“精神”。傅山以“古”攻“古”，反问说：“且道《书经》不像《易经》，《三礼》又不像《书经》，岂不皆背古法耶？”傅山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泥古者似尝知古矣，究竟原不曾得古人原委苦心，从半路里看得俗儒一半句话，说遥末作捷径，以恐恫人，作声名者，可笑之甚。”表现之二是“钻故纸”，“无见无觉”。傅山描述这些人的特点是：“抄宋人卑卑语，读之曰‘圣人之言也’”，他们“只在注脚中讨分晓”，“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尊其奴师之说，闭之不能拓，结之不能隽”，“在沟渠之中而犹犹自然以为大”。傅山曾多处写道：“经术蔽腐儒，文章难救时……龌龊处人国，缓急安所裨？”（《咏史感兴杂诗》）“故纸为网罟，痴人为佃鱼。甲兵谈得似，羽扇执来殊”（《听道学者归寓作》）总之，这种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结果只能是“执经就腐朽，无益空中尘。”
傅山治学，不作古人的奴隶，也不作古书的奴隶，不被今人瞒过，也不被古人瞒过，而是眼明胆定，独立思考，放出眼光，辨清是非，针对现实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这就是傅山治学的成功之道。他作文、作诗、作书、作画也是这样，坚持“一扫书袋陋，大刀阔斧裁，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此自吾家诗，不属袭古格……不喜为诗人，呻吟实由瘼”、“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向此画法古谁似，投笔大笑老眼瞠”。甚至连医术也是如此，傅山认为对古代经典医书要精读，但又“无不当穷，无不当变”。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加上最重要的一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与时俱进，注重创新，这就是傅山的学术博大精深、能够在多方面取得杰出成就和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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