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孝为本。傅山生于明朝末年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浓郁的礼教熏陶，孝道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天启四年（1624年）冬，傅山的父亲离垢居士傅之谟染了伤寒。起初，呃逆不止，肤色泛黄；继而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一只脚踏在人世的边缘，而别外一只脚已迈向黄泉之路，医生看了都束手无策。19岁的傅山闻听文昌庙文昌夫子灵异，便冒着凛冽寒风急急赶到文昌庙。他跪在肃穆的大殿里，双手合十，虔诚祈祷“情愿以身代父，自己去面对病痛和死神……”
甲申（1644年）之变以后，傅山携老母贞髦君与17岁的儿子傅眉避乱山中，寄身土穴，每日以沙蓬、苦苣之类的野菜充饥。常年的颠沛流离，致使贞髦君体弱多病，傅山便配制药膳“八珍汤”（即头脑），悉心调理，精心服伺。老人服食后，身体逐渐康健起来。后来，他身陷囹圄，备极拷掠，绝食9日，却依然不忘抄录佛经，为母亲祈福。贞髦君一直活到84岁。在兵荒马乱的板荡岁月，那可是高寿中的高寿了。
孝道，并不仅仅是狭义的对父母的敬养，也是对自身德性与智能的修养，以及对社会的尽责，其中凝聚的是人的情感与责任。人生在世，上承祖先，下接子孙，每个人都是祖宗与后代间的一个衔接环，对父母、儿女、亲友，要奉献赤诚爱心；对家庭、社会、国家，当尽应有职责。傅山便是这样一个重情义，能担当的伟丈夫。
在傅山78年的人生旅途中，他经历过太多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每一次都令他撕心裂肺，肝肠痛断：
27岁，妻子张静君夭亡，他终身不复再娶。10余年后，他看到妻子当年为自己所绣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陀罗尼经，不禁悲从中来，慨然赋诗：“佛恩亦何在？在尔早死也。留我惟一心，从母逃穷野。不然尔尚存，患难未能舍……”35岁，20岁的侄儿傅襄早逝，他“长日拥被坐，昏昏然不出门，亦不见客。”同年八月，挚友郭九子病故，他痛写哀辞：“吁嗟可悲兮，怀才之不信；凭心而不化兮，卒集戾于厥身……”37岁，长兄傅庚病殁。傅山痛不欲生，“日夜共老母哭泣，老母慰山，山慰老母，随复涕出，不能仰视。自此不敢出门，直怕见人家有兄弟偕行者”。69岁，由自己一手抚育成人的侄儿傅仁撒手弃世，他悲怆地写道：“卅年风雨共，此侄比人亲。”78岁，57岁的儿子傅眉在卧病一年后，先老父离开了人世。傅山老泪纵横，长歌当哭，痛赋14首《哭子诗》，诗中写道：“老骨本恃尔，尔乃不及收”，“转眼见孙哭，又复怜其孤”。
傅山是医术高超的大夫。他何时习医，并无确切的文献记载，后人亦难以考究。他在“侨居”松庄期间，同儿子傅眉开过一个诊所，亲笔写过一张“招帖”，说：“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治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由此看来，傅家是医学世家。但他的族人当中，没有哪一个能像他那么医术精湛、声名远扬，这与他痛失亲人的遭遇不无关联。他能将悲痛转化为行动，苦研医学，治病救人，把自己对亲友的挚爱推延为对世人的悲悯。
傅山一介布衣，终生未仕。有道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胸襟宽广，抱负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时时事事，总是尽心竭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在明末清初纷乱的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傅山做过三件大事：明亡前，他作为山西的学生领袖，率领100余人进京，为被冤下狱的恩师袁继咸伏阙讼冤，坚持斗争半年之久，终使冤案昭雪。明朝覆亡后，他不忍数千年华夏文明丧失于铁蹄弯刀之下，面对清人的残暴统治，奋起抗争。他怀着对故国河山的无限眷恋，出家为道。49岁时被捕下狱，抱定必死决心，虽几经严讯，依然抗词不屈，坚持斗争。到了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专研学问，成为与清政府不合作的在野思想文化界领袖与代表，并以73岁的高龄，绝食七日，拒绝参加清廷所开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康熙皇帝的“内阁中书”封赐。傅山一生，虽未身居高位，叱咤风云，但他正气昂昂，光明磊落，至情至义，大仁大孝，在极其艰苦的困境中，以惊人的毅力、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从事社会活动，在诸多领域都取得辉煌成就。
中国人倡导孝道数千年，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追逐名利权势，不惜抛弃忠孝廉耻，连乌鸦、羔羊之类的禽兽都不如了。傅山在一篇《杂记》中这样说：“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莺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哪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正是有了如此高远的境界，他便能将孝道中的情感延伸及世人的范畴，将责任升华到民族的高度，最终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座伟岸的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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