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后，傅山衣红衣，居山寺，改号朱衣道人。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傅山因南明总兵宋谦在晋豫边界起事反清，事败下狱，成“谋逆钦犯”，虽遭严刑，却坚贞不屈，曾绝食9日，濒临死亡，后经营救获释，此案曾轰动一时，被称作“朱衣道人案”。顺治十四年
（公元1657年），顾炎武因江南已无法容身，“浩然有山东之行”，应傅山之邀，千山独步，天马行地，来到了太原。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克镇江，袭南京，张煌言攻安徽，江南反清形势似转机，傅山闻讯后，急忙南下，既至南京，郑张已败走，他只好扫兴地回到太原，其后一直隐居于晋祠云陶洞。他曾作《宿云陶》诗：
雾柳霾花老眼憎，云陶稳睡拔鸡鸣；
晋祠三日无吟兴，只忆观澜智勇生。
隐居期间，他吟诗作画，潜心著述，并与顾炎武、阎若璩、阎尔梅、朱彝尊等学人考证晋祠，感怀晋史。傅山待友必煮茶，故有人也将云陶洞称作茶烟洞，“石室茶烟”是晋祠内八景之一。景宜园距云陶洞数步之遥，园内“杂树交荫，希见曦影”，此地为傅山品茗处。
期间，傅山先生在此还留有许多书法作品，其中嵌于朝阳洞石阶下周柏旁壁间的“晋源之柏第一章”最为要紧，其字行楷中揉魏碑，舒缓里见矫捷，遒劲得力，练达通脱，一看便知是高逸出世、遗身物外之作，难怪能被阎若璩誉为晋祠三绝之一。难老泉亭内的“难老”匾、圣母殿廊下的“永锡难老”匾均为名题。嵌于文昌宫墙壁上的《文昌帝阴骘文》也出自他的手笔，全文446字，小楷写就，直师钟繇，工整不苟，玉润珠圆，是其罕有的小楷作品。另外，景宜园楹联“茶七碗，酒千盅，醉来踏破瑶阶月；柳三眠，花一梦，兴到倾倒碧玉觞”、同乐亭楹联“万竿逸气争栖凤；一夜凌云见箨龙”，“梧桐月白杯中照；杨柳风来画上川”，也均为傅山所书。
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好事者举荐傅山，傅山先称病推辞不授，后被强抬进京。在距京30里时，傅以死抗拒，誓不入城，说：“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被缚抬至城内圆觉寺后，借口旅途劳顿，整日卧床，并临试告病。尽管如此，因负有重望，诏旨免试，仍被授中书舍人。随有朝中官员前来说服，他仍执意不肯至午门叩谢。
傅山这样的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命运密切关联，直面最高统治者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的血性男儿毕竟不多，所以后世对其推崇有加，称之为“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面对浩荡皇恩，哪怕只是沾染了一点点也会心潮澎湃，百感交加，并决心从此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使即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其敏感度犹如一滴秋水扑面便能使浑身汗毛孔收缩，进而颤栗不已一样。皇权统治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康熙二次南巡驻跸扬州，在平山堂召见地方贤达，前朝宗室遗民石涛和尚也列接驾队中。康熙竟能当众呼出石涛的名字，这使之受宠若惊，尘心萌动，即赋《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记》七律二首，以记述其激动心情，还画了一幅《海晏河清图》，款署“臣僧元济九顿首”。紧接着他北上京师，结交王公贵戚，“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可他疏放的个性与判逆的画风并不适合皇家的情趣韵致，此时的康熙正醉心于董其昌的艺术天地中。1923年，王国维入值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以秀才名份担当“帝师”，真乃荣幸之至矣。为表效忠，王将早年在日本时已剪掉的辫子又留了起来，并于1927年夏拖着这条灰色发辫自沉昆明湖。
富贵不能淫，哪要看什么样的富贵，威武不能屈，哪要看什么样的威武。男儿可以改姓，女子可以改嫁，戏剧可以改写，称谓可以改嘴，甚至文明可以转换，王朝可以瓜代，历史可以伪编，政策可以易辙，但总有一些本色实质、核心关键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更迭调置、嬗变蜕化的，那便是人的精神、魂魄、良知、纲常，孟夫子所称“此之谓大丈夫”者，指的大概就是如傅山先生那样操履端方、大节弥高、风骨庄纯、道德馨懿之人吧。
傅山对晋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书法、著述，更在于对晋祠操守的提升、品格的趋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云陶洞紧邻朝阳洞，占据着晋祠至高。俯瞰全园，了然一目，远眺田畴，隐约可现。除去一年一度庙会里的纷杂熙攘，除去平日偶有挚友造访，这里少有游人光顾。园日涉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当石磴上青苔侵阶、隙间拱草，秋树下的扫叶人又把一季的春华挈走时，傅山先生慨叹感怀之余，却未倦慵喟然，诗作愈发激昂高亢，著述愈发精邃深湛，书法愈发奕奕神采，意志愈发贞固刚毅。他不是“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隐逸者，也非“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的销迹仙。
论及晋祠的操守、品格，岂有不言傅山傅青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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