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作为启蒙思想家，是一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他是中华文化中璀璨的人文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反思。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一、批判精神
傅山在明末“天崩地解”的强烈悲愤中，在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张扬“人私”和追求个性价值合理性的刺激下，培育了坚韧不拔的个性人格，始终如一的批判精神。他冲破了“书生故纸万重围”的桎梏，投身于救时济世的社会实践；他直刺当时主导意识形态，凸显“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他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层面表现批判精神。
从形而上层面来体察，哲学追根究底的反思精神就意蕴着批判，批判才能深刻揭示和体认事物的真容。作为当时主导意识形态和士子们科举考试圭臬的程朱理学，已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傅山把批判之矛投向不传之学的“遗经”，他指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杂记一》，《霜红龛集》卷36，第999页）。尽管程朱等人的“四书五经”的注疏，被钦定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但傅山指出：“可惜一本好《大学》，折得乱腾腾地”（《杂记》一，《霜红龛集》卷36，第994页）。意即程朱等人的注疏并未尽精微，真正体知其精粹意蕴，亦非千古之道统的传承和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的继承者。这就从根基上否定其神圣性。
从形而下层面来审察，理是社会伦理活动的根据，国家典章制度的终极依据，社会伦理活动、国家典章制度是理的形而下的表现。礼即理也，对礼的批判即是对理的外在表现的批判，也是对礼的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的批判。譬如为偷孝之美名，“人有父死，而哀毁庐墓，几至于灭性者，而孝之名归焉。邻遂有其母死，而亦效其哀毁以几灭性，盖知孝之为美名”（《礼解》，《霜红龛集》卷31，第828页）。为获得孝子美名而孝，是乃非其孝而孝之，便导致“孝丧世，世亦丧孝”的恶果。犹如“非其忠而忠之，忠丧世，世亦丧忠。非其亲而亲之，曰礼也，非礼也，……非其君而君之，曰礼也，非礼也”（同上，第828－829页）。
傅山对理学、对时弊的形而上下的批判、具有尖锐性、深刻性。这种反常法的批判精神，是其生命智慧的深邃的觉解。二、主体精神
对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理学的形而上下的批判，是为了发现主体自我，唤起主体精神的觉醒，定位主体自我身份，重估主体自我价值，挺立主体自我的主心骨。元明两代统治者钦定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取士的程式，解释以程朱理学家注解为依据，理学成为士子们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理学的教条化，也就丧失了其生命的智慧。士子们独立思考的主体精神被遮蔽，而“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蠹鱼”（《杂记一》，《霜红龛集》卷36，第994页）。傅山称此种人为奴人或“奴儒”。
傅山认为，奴儒的奴性有：
一是“死狗扶不上墙”。“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齿困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杂记一》，《霜红龛集》卷36，第1002页）。
二是“矮人观场”。“矮人观场，人好亦好，瞎子随笑所笑，不差山汉柑子，直骂酸辣，还是率性好恶而随人夸美，咬牙捩舍，死作知味之状，苦斯极矣”（《杂记二》，《霜红龛集》卷37，第1020－1021页）。矮人在戏台下人群中看戏，根本看不到戏台上表演的演员和演什么戏，自己无真见，随人说好为好，所笑而笑，随声附和。
三是“为狗为鼠”。“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杂记三》，《霜红龛集》卷38，第1054页）。
一个社会、国家、士子们若如此，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国家的悲哀，也是社会的堕落。如此，必须采取“扫荡”的激烈方法。“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读史》，《霜红龛集》卷9，第249页）。以天地喻国家社会，奴性的痼疾生长在国家社会中，既需要神医起死回生的妙手，亦要有武圣的武器来扫荡，双管齐下，才能奏效。三、大爱精神
傅山融突了孔子“泛爱众”和墨子“兼相爱”的理念，以弘扬中华民族大爱精神。他说：“推其爱人之实，爱众与爱寡相若若，但能爱寡而不能爱众，不可谓爱也。世谓众之在此世，我俱爱之，不见多与寡之在此世。”（《墨子大取篇释》，《霜红龛集》卷35，第973页）爱众就是大爱精神，而不是寡爱，只有爱众，才可称谓爱，反之爱寡不爱众，不可称谓爱，这就把爱的范围、外延作了规定。
傅山从爱众的大爱精神出发，高扬无差等的平等思想，并在爱人要讲实效思想指导下，他提倡男女自由平等，批判不自由平等礼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此真有饿不杀底一个养法”（《墨子大取篇释》，《霜红龛集》卷35，第973页）。
爱众的大爱精神，既然爱无差等，那就一视同仁，平等相处。“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蛊上解》，《霜红龛集》卷31，第833页）王侯有真与非真之别，真正的王侯，他们像圣贤那样崇高，与民平等，不用人侍奉；不是真正的王侯，不应侍奉他们，这是真正平等。这是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提倡君民平等。傅山从君民平等视阈以观国家天下，“后世之据崇高者，只知其名之既立，尊而可以常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读子一》，《霜红龛集》卷32，第856页。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曾见于《吕氏春秋·贵公篇》。）。天下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这种天下意识，既意蕴着天下人平等的理念，亦包含着以担当天下为己任的意思，也是对不平等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四、餐采精神
“餐采”是指开放思想、冲破偏囿、偏爱，博采广食，获取各种营养，以便茁壮成长。傅山以“餐采”喻作学问，作为做学问的重要理论原则，体现了其理性精神。“无如失心之士，毫无餐采。致使如来本迹大明中天而不见，诸子著述云雷鼓震而不闻，盖其迷也就矣。虽有欲抉昏蒙之目，拔滞溺之身者，亦将如之何哉”！（《重刻释迦成道记叙》，《霜红龛集》卷16，第476页，按：有人认为此文非傅山所作，但以他对诸子的体认来看，思想近似。）当是之时，思想被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所禁锢，诠释的依傍文本被作为“新经学”的《四书》集注所桎梏，文风学风被八股文所紧箍。在这种学术文化专制的情景下，傅山提倡开放的学术文化餐采精神，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经书是统治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的根本原则的载体，是人们思维方式、为人处事的标准规范的文本。在这种情景下，以经为正统、正宗，以子为异端。傅山扶植子学，经子平等，实是对经书正统、正宗的冲击。他甚至以诸子和佛典高于经。“吾以《管子》、《庄子》、《列子》、《楞严》、《唯识》、《毗婆》诸论，约略参同，益知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释氏说断灭处，敢说过不断灭，若儒家似专专断灭处做功夫，却实实不能断灭”（《管子》，《霜红龛集》卷34，第963页）。这无疑于宣扬异端，动摇经书的霸主地位。这样傅山也把自己置于异端的位置上。“道颔光尘妙，心参日月禅。异端辞不得，真谛共谁诠。自把孤舟舵，相将宝筏牵。灶觚垂畏避，薪胆待因缘。吐凤聊庭过，雕虫愧祖先”（《览岩径诗即事回复连一百韵示眉并两孙》，《霜红龛集》卷11，第301页）。“异端辞不得”，表明了自己的心态，他要顶住种种压力，不避狂风巨浪，“自把孤舟舵”，诠释天地万物的真谛，而不愧对祖先。这种追求真谛的精神，正是餐采所要通达的目标。五、革新精神
傅山的批判精神、主体精神、大爱精神、餐采精神，都体现了革新精神。
革新就是革故鼎新，不革故的复古，是与时代发展相悖。“世日异，而治日变，时然乎哉”！（《天地篇》，《庄子批注》手稿）时势和社会日新月异，治世的战略策略、典章法规、价值观念亦随之而变，没有万古不变的“宗祖之法”，而只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法。他提醒人们，时势瞬息万变，“转眼为陈人”。人生苦短，要与时偕行，才不会使自己转眼已成为陈人。
傅山以这种思想激励自己，使自己思想日新而日日新，而不断提出革新的主张，进行革新的实践。一是他提出“反常之论”。反常就是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常，反传统守旧之常。“贫道著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取二十一史应在《孝友传》而不入者，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兼以近代所闻见者，去取轩轾之……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文训》，《霜红龛集》卷25，第671－672页）。说明《性史》是反常的革新之作。二是他主张“法无法”革新论。他说：“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哭子诗·哭文章》，《霜红龛集》卷14，第383页）这里“法”是指文章的成法、法则，如唐宋法度或八股文，“法无法”是效法未成法的新法，意即冲破像唐宋八股文等的旧法，而创造一种“野”法，即新法。又如作诗，当时有人批评傅山“君诗不合古法”，傅山回应说：“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呼！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余论》，《霜红龛集》卷30，第819页）若死守古法，杜甫就是头一个不知法古法的人。“古是个甚”，道出了革故鼎新的气魄。
“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体贴傅山思想之深，才能体认其本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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