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5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新编晋剧《傅山进京》将于7月20至21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
新编晋剧《傅山进京》，历时两年多的创排，于今年元旦期间与省城观众见面。之后半年，剧本经三次修改，从主题思想到艺术形式都有所升华。新编晋剧《傅山进京》的推出，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傅山先生诞辰400周年，更是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内在要求，该剧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太原影响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精雕细琢后的《傅山进京》即将赴京上演之际，本刊特发表《弘扬傅山人文精神
建设特色文化名城》一文，以期广大读者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与思考。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高亢激昂的音乐，大型晋剧《傅山进京》闪亮登场。傅山，这位生活在17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大师，他的艺术形象第一次登上了省城的艺术舞台。他带着宠辱不惊的微笑，迈着超凡脱俗的脚步，从尘封已久的历史中蹒跚走来。
今年是傅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为纪念这位文化巨匠，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傅山进京》这部大气磅礴的晋剧新作，犹如一声惊世骇俗的古刹晨钟，为整个纪念活动奏响了高扬的乐章。
傅山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太原人，作为他的后辈和同乡，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感谢《傅山进京》这部戏的创作演职人员。这不仅因为他们以精湛之艺精心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傅山舞台艺术形象，让一个活脱脱、有血有肉的“傅山”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乡梓故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从这部剧的戏里戏外，我们浓烈地感受到太原的文艺工作者们，响应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号召，坚持科学发展，致力改革创新，为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潜心实践、奋力拼搏的创造历程。从这个角度说，《傅山进京》的公演，既是晋剧事业的幸事，也是文化建设的幸事。
一、跳出怪圈
聚焦亮点
傅山是源远流长的三晋文脉中一颗最耀眼的明珠，是丰富而深厚的晋阳文化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宝藏。作为三晋名人，特别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太原名人，他在中国历史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非常人可比。但遗憾的是，除去极少数的几部小说和一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之外，在影视、舞台艺术等大众传媒娱乐载体上，很少被艺术家们作为创作和塑造的主体。特别是在他的故乡山西太原，尽管也有几部小说作品，但其影响的力度和广度，至今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平心而论，几十年来，以表现山西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全国大大小小的奖项也抱回不少。山西籍的历史名人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耳、介子推、赵武，西汉时期的卫青、霍去病，三国时期的关羽，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狄仁杰、薛仁贵、郭子仪，北宋时期的寇准、杨继业，元朝的关汉卿，明朝的罗贯中，清朝的于成龙，近现代的革命家高君宇、徐向前、刘胡兰等绝大多数都已搬上戏剧舞台或影视屏幕，甚至连阎锡山也多次上荧屏。那么，何以偏偏落下一个大名鼎鼎的傅青主呢？
其实，事出有因。从传统意义上说，“傅山”算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题材。虽然说近年来傅山的身影曾在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中出现，一些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家甚至把傅山演绎成武功盖世、出神入化的世外高人。但是，真正把傅山作为主要人物塑造，特别是把他搬上艺术舞台，全方位、深层次、多侧面地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曲高和寡的思想境界，往往让许多剧作者瞻前顾后踟蹰不前。当然，最要紧的悬疑并不在傅山本身，而在于如何看待他“反清复明”的一些举动，如何看待他与《春秋》一脉相承的所谓“华夷君臣之辨”的历史观，如何处理有作为的封建帝王的治国理念和封建士大夫的人文情怀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傅山”这个题材，“傅山”这个人物，成为文艺工作者不愿涉足或涉足不深的领域。
事实上，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傅山这一历史人物本身，而在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傅山，对于这座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宝藏挖掘不深，开发不够。我们的目光被笼罩在他头上的“反清复明”的表象所障碍，从而跳不出这一束缚我们创作思维的怪圈，使我们对凝聚在他思想宝库深处最耀眼璀璨的亮点视而不见。
傅山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之际。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个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然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市民运动的不断产生，使得原本就很激烈的封建统治者与广大被统治者的社会矛盾，趋于更加复杂。加之秉持草原文化的满族人入主中原，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有可能取代较之先进的中原文化，促使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既有阶级矛盾的强烈冲突，更有民族之间的残酷斗争。由于傅山经历了明朝晚期社会动乱以至覆灭的全过程，又由于他在清初参与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斗争，所以他看清了明清两朝共同的本质，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文精神。
傅山人文精神的亮点之一，就是主张人性解放，反对奴性，主张个性自由和解放。奴性是中国封建社会所造就的痼疾。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神学禁欲主义的压抑，致使人性扭曲，社会心理发生畸变，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束缚，人格被剥夺，形成一种既可恨又可畏的奴性。由于奴性的腐蚀，产生了不少因循守旧、虚伪造作、苟且偷生、跪伏服从的奴性人物。由此整个社会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严重窒息着社会的发展。晋剧《傅山进京》中所谓“明非亡于满而亡于奴”的思想，正是抓住了傅山思想宝库中的这个亮点，从而找到了傅山特立独行的真谛所在。
傅山人文精神的亮点之二，就是他反对专制，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在《霜红龛集》卷三十二《读子一》上说：“后世之据崇高者，只知其名之既立，尊而可以常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傅山先生认为，国家权力并非为一人所独有，只有这样，天下才能成为天下人的寄托，而不是只寄托于所谓“崇高者”的皇帝手中。他曾写诗道：“礼乐何多士，崇高尽独夫”，他将帝王称为独夫民贼，从中可见傅山的平等意识中，含有强烈地反对封建等级制的意味。由于他反对等级区分，因此他热情地赞美藐视权贵的人和事。他赞扬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为人，说：“李太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做官只如做秀才，才成得狂者。”把皇帝当常人看待，这在封建社会中是要丢脑袋的事情。但傅山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正是造成社会矛盾与对立的根源。帝王高高在上，压迫人民，遭害人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家天下”和“一己私利”。而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编造种种神话，愚弄人民。傅山认为消除了帝王与人民的社会矛盾，实行社会平等，这个社会才能“人和”。晋剧《傅山进京》紧紧抓住了这一亮点，深挖细琢，于是有了“人各有志不相宜，他做皇帝我行医”的意境，从而揭示了傅山为何不向皇帝磕头的根由所在。
傅山人文精神的亮点之三，就是他的民本思想。傅山的思想中含有鲜明的人民性，“爱众”的观点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傅山在《霜红龛集》卷三十五中说：“‘兼爱’爱分，一爱爱专。我之于人，无彼此，皆爱与无二爱之专一爱同意也”。“兼爱”是春秋战国思想家墨子的思想，傅山不完全同意墨子的“兼爱”，而是主张“皆爱”。同时，傅山还认为“爱众”不应只是“空谈”，而应有实际的作为和效果。他认为爱民，就要给民众解决实际问题，解除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且要取得实际效果。傅山先生之所以不愿意与清朝合作，就是因为清朝最初的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后，大肆镇压杀戮人民，实行圈地政策，造成了广大的百姓流离失所，以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使无辜的人民断子绝根。
综上所述，当我们静下心来，拂去尘埃，深刻研究和窥探傅山的内心世界，找到隐匿于傅山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亮点，我们就不会再被所谓的“反清复明”，“华夷君臣之辨”等等笼罩傅山头上的怪圈所拘囿，从而面对傅山这座思想文化宝库而束手无策。可喜的是，晋剧《傅山进京》找到了这些亮点，跳出了怪圈，从而创作上演了一出好戏。
二、主题立意
贵在创新
晋剧《傅山进京》之所以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个方面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创新。
创新之一是主题立意定位准确。人们谈起傅山，世俗流传广泛的是他“诗不如书，书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作为文化巨匠，傅山先生诗作如海，书法飘逸，画作珍贵，医道神奇。但这一切全不如他的为人：耿介坚守，志节崇高。所谓的“耿介”，就是指他不随流俗；所谓志节崇高，就是指他“特立独行”，不仕清廷。但正如前面所述，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口径难以统一，文艺工作者对他望而却步不好表现的症结所在。晋剧《傅山进京》以历史上的傅山为表现对象，但又不囿于历史上真实的傅山之形迹。他们选择傅山拒不接受康熙授官这一史实，但主题立意却没有定位在颂扬他的“反清复明”，而是定位在表现一个知识分子不事强权、傲然独立的人格精神。这种定位既是准确的，更与时代合拍，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剧中的傅山，我们姑且叫做艺术化的傅山，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不是简单的所谓民族气节，而是一种恢宏浩大的文化气节。“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所以傅山见了皇帝不磕头；“明亡于奴，而非亡于满”，傅山告诫康熙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奴性是可怕的亡国之源。当然，这样一种文化气节也表现在“雪夜论字”这场戏中，也表现在胡医胡药这样行医的伦理观念上。文化气节与民族气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傅山进京》倡导的这样一种文化气节和尊重独立人格精神的主题，既揭示了傅山思想的真谛，符合历史原貌，也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今天这个倡导“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可以强烈地深刻地感受到和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些形形色色、普普通通的人的生活的强烈对应、沟通和交流。当人们面对权力，面对金钱，面对名利，面对美色的压力或者诱惑，能否坚守住自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气节，不做权力、金钱、名利、美色的奴隶，保持一种独立的判断事物的独立人格和原则，是衡量一个现代健康人的重要标准。我们正是从艺术化的傅山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振聋发聩的精神震撼和召唤。
创新之二表现在《傅山进京》不仅突出了艺术化傅山的感人形象，同时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崭新的康熙形象。在四海初定的大清初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需笼络各方面的精英人才；战乱刚止，人心思安，急需营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戏中的康熙正是致力于上述追求的一个帝王形象。当他面对特立独行的傅山，在经过“依发辨症”，“雪夜论书”，甚至经过“午门抗旨”这一连串不断升级的碰撞、冲击之后，康熙竟然放下了贵为天子的尊严。因为他认识到傅山的文化气节和独立人格，正是他要学习运用的中原文化中最宝贵和最精华的部分。大清帝国的兴隆发达需要这种精神，长治久安需要这种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应当加以保护和涵养，不能加以扼杀和戕害。《傅山进京》的康熙形象，是一个思想上发展变化的非脸谱化的形象，是一个能够包容像傅山这样耿介正直之士的帝王形象。正是通过对傅山、康熙的创新塑造，使《傅山进京》这出戏传达出尊重人格、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文精神，提倡社会理解和包容的这样一种主题意蕴。这在文化上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先导意义，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创新之三在于《傅山进京》不拘泥于史实，大胆虚构，使整个剧达到了史与诗、真与美的和谐。历史上的傅山进京，并未与康熙见过面，但在剧里不仅二人见面，而且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雪夜论书”如此优美飘逸的戏剧情景。包括在午门前傅山面对康熙，众人皆跪我不跪的激烈交锋，均是艺术的虚构。其实历史上傅、康二人虽然没有谋面，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却是客观存在。艺术化的虚构只是把这种冲突放大给观众看。这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艺术创作不可能完全照搬于史料。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的矛盾，一个代表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个代表当时的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戏剧这样虚构，是艺术的真实，也符合历史逻辑。除此之外，《傅山进京》这出戏还将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傅山“依发辨症”的故事，大胆地移花接木到太皇太后身上，诸如此类，都是艺术虚构，也都是艺术需要，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三、创新机制
打造品牌
有人说：“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是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文化艺术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来源于不断的吐故纳新。三晋文脉绵延几千年，之所以没有断裂和衰落，就是因为走了一条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继承和创新的道路。今天的《傅山进京》之所以能够脱开老套子，跳出旧圈子，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观众面前，初获成功，除主题立意准确之外，还与他们在酝酿之初，运作之始的新观念、新机制不无关系。
纵观以往我市的晋剧创作，也包括其他体裁的艺术创作，绝大部分都是以本土作家、本土导演、舞美、音乐，本土演员为主，这样的结合其优势在于培养锻炼了本土艺术人才，其劣势却是不能有效地提升艺术作品的水准和档次，难以突破固囿的思维方式。因为与全国相比，我市的艺术创作队伍，虽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大部分思想素质和艺术修养还欠火候。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关部门过去曾有意识地邀请了一些全国著名的艺术家参与其中，比如话剧《走向胜利》邀请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梁伯龙为导演，邢大伦为舞美设计；再比如晋剧《丁果仙》，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主任金桐为导演；又比如杂技《醉狐·滚杯》邀请了空政歌舞团李蔚蔚为导演。正是由于这些著名艺术家们的加盟，才保证了这些作品能够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样的组合，并非机制上彻底改变和运作方式上的创新，所以最终仍做不到强强联合才可产生的效果。与近年我省推出的《立秋》、《一把酸枣》等艺术精品相比，其思想艺术魅力与社会影响力还略逊一筹。
《傅山进京》一改过去的做法，在艺术创作的主要构成元素上，实行了新的创作机制，邀请众多名家联手，实行强强联合，为本剧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剧本由全国著名剧作家郑怀兴担纲主笔，导演由执导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京剧《宰相刘罗锅》的著名导演石玉昆担任，舞美由上海著名舞美师赵国良设计，灯光由在全国及至国际上颇有声望的灯光设计师邢辛主控，还有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史佳花女士的加盟，音乐创作由我省著名晋剧音乐家刘和仁、刘和跃老师操盘，主演由谢涛担纲。正是由于这些艺术名家的联袂创作、倾心打造，才使得今日舞台上的傅山、艺术的傅山拂去尘埃，神采奕奕地亮相省城。也正是由于这些名家的联合，使傅山的形象摆脱了历史故有的烙印，穿越时空，在“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今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
对此，中国剧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董伟这样评价剧本：“郑怀兴是大家，会写本子，懂戏，一环套一环，丝丝入扣，把矛盾推向高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原来的‘明亡于奴，非亡于满’的主题基础上有了新的升华。”在二度创作上，中国剧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季国平这样说：“雪夜论书一场，石导的创作手法太绝了，天人合一，导演把舞台驾驭得非常娴熟，整体的二度创作非常精彩，包括舞美、包括灯光、包括音乐，特别是我们的主要演员。”这些评价，无疑是对《傅山进京》在创作上采用的新思路、新模式的一种肯定和认可。
当然，《傅山进京》虽采用了新的灵活的创作机制，虽然也打破了一团一戏的格局，但仍局限于市实验晋剧院这一狭窄范围，还不是完全的剧组制。为此，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申维辰同志向《傅山进京》剧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傅山进京》要想打造成精品，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创新，真正实现创作生产上的新机制。
晋剧《傅山进京》以其创新的观念，创新的主题，以及创新的表现手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从剧场中经久不息的掌声和观众眼中缤纷如雨的泪花可以看出，太原人民在内心深处和傅山先生进行了无比真挚的感情交流，对将其打造成精品剧目充满殷切的期望。
戏剧界有句老话，叫做“十年磨一戏”，意思是说一部好戏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要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反复打磨，不断加工、修改和充实，才能使其日臻成熟并趋于完美。正因为如此，70年前的《雷雨》、170年前的《钦差大臣》，400年前的《牡丹亭》和《哈姆雷特》，700年前的《窦娥冤》、2400年前的《俄狄浦斯王》，直到今天依然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舞台上。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蝴蝶杯》也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才成为人们认可的舞台艺术精品。
《傅山进京》的二度创作与一度创作浑然一体，导演手法简洁流畅，许多细微之处匠心独运，舞台节奏明快紧凑，剧情一环套一环，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整个舞台呈现精致考究，音乐设计既有细腻入微又有荡气回肠，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与冲击。
历史上的傅山前后曾两次进京，他所担负的使命圆满完成，而晋剧《傅山进京》也将于今年七月进京演出。可以说，艺术化的傅山这次进京，他所担负的使命远比历史上的傅山要重要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傅山进京》之进京，已远不是单单就作品谈作品，就戏剧说戏剧的问题。
当今时代是一个树立品牌的时代，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战略构想旨在要通过特色文化品牌、特色工业品牌来吸引世界的眼球，占领世界的舞台。那么，在文化领域，我们就必须立足本土，充分利用自身元素，同时开阔视野，开拓新机制，用新的运行模式在打造精品上下功夫，把真正属于太原的特色文化打造成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心，以此来扩大太原的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
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是一项系统工程，而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晋剧《傅山进京》，是我市文化工作者提升和锻造“软实力”，把握“三晋文脉”并激活“三晋文脉”的大胆尝试，更是我们创造弘扬三晋文脉氛围，打造艺术精品的辛勤实践。这次实践，启示我们广大文艺管理者和创作者，要完成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历史重任，文化领域还面临着创作观念、文化体制等方面的诸多亟需突破的窠臼。但幸值我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船已经开启，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文化创新的大氛围下，发挥好主力军的作用，进一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与思维，不断开拓文艺创作生产的新机制，使诸如傅山这样的晋阳人物、晋剧这样的晋阳剧种、谢涛等一批这样的晋阳名角打出漂亮的叫好叫绝的精品牌，来更好地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
总之，在“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进程中，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牢牢把握住“三晋文脉”，并清醒地与现代工业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三贴近”的原则，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发掘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打造更好更多经得住历史考验和群众认可的精品力作，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目标就有望早日实现，这就是《傅山进京》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全市文化工作者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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