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标题取自傅山论医的词语。“慈和恺悌”是指行医者要有慈善爱人之心牞关心和蔼的态度；“千锤百炼”是指拟定处方要反复思考。这八个字是傅山对医德医术的主要要求。
傅山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医师。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学者，他不仅行医济世，也不止于写出了
《女科》等医学临床著作，而且还写出了《医药论略》等医学理论著作，表现了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学观，并且在他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最先进的医学观。现将傅山的医学观和医论择要介绍于后。
强调树立以“医王救济本旨”为核心的医德和“慈和恺悌”的医疗态度
傅山对宋明以来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理学家十分鄙薄，因此以
“异端”自标，曾说：“老夫学庄列者也，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但他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受到儒家仁学影响的仁人志士。他讲医德，强调“医王救济本旨”，把仁爱为怀、济世救人看作医德的思想核心和中医伦理学的根本出发点。
贯彻“医王救济本旨”，首要的问题就是关心、体贴、爱护人，而不是只关心一己的私利，以至不惜损人利己，伤天害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扁鹊与李醯的故事，就是医德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傅山的一个姓姚的外甥欲学医以为糊口之资，持《幼科证治准绳》，请傅山“点定一、二方”，指出重点。傅山便在《题幼科证治准绳》中，以这一典故对他进行医德教育，谆谆嘱咐：“扁鹊以秦人之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慈和恺悌，便入药王之室。慎无流于恶姿，如李醯也。”在此，傅山明确提倡爱人、关心人的人道主义和“慈和恺悌”的医疗态度，告诫千万谨慎，勿堕入医德败坏以至道德败坏的恶姿。在《医药论略》中，傅山还一针见血地批评那些自以为是、自诩其技、草率对待病家的医生，指出其实质：“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傅山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实践了
“医王救济本旨”。甲午明亡之后，傅山流寓晋中各地，“所至老幼男妇以疾请者，辄遮留不得去，从容诊治，多奇验。酬之金，不受也。”（蔡璜撰《传》）。这一段行医生活，在傅山自己的诗作中亦有所反映。清顺治六年（已丑），傅山44岁，寓平定马军村，作《无聊杂诗》）一组，其中有一首写道：“火齐（剂）何曾解，冰台（艾蒿）偶尔藏。西邻分米白，东舍馈梨黄。食乞眼前足，医无《肘后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果然私捧腹，笑倒鹊山堂（原注：州有鹊山，山有越人之祠）。”另一首写道：“云林白马贵，花史黑驴闲。石径时遭坠，青鞋暂得完。长鸣江树里，缓蹀翠微间。生怕嫌吾俗，虚哦似有删。”诗下自注：“花史母君得危疾，余设医愈之。每往来皆以其所爱黑驴驮之。”诗里生动地反映了傅山流寓行医的情景和他与村民的密切关系。他自谦医术平凡，偶然行医，但踵门求医者不断，傅山也不收酬金，只求眼前食足。结果东家送米，西家馈梨，农家对他十分友好热情。
清初局势相对稳定之后，傅山与子、侄在太原开设卫生馆时，曾作《儿辈卖药城市》五律十二首，其中写了他此时的心境：“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安”，推己及人，把病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以高度的同情心救治病人，同样说明他的医德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的。晚年，他拒绝做官，“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他特别同情那些穷苦潦倒之人，据《茶余客话》记载，他每每在游玩寺观之时，“闻病人呻吟，僧言羁旅无力延医耳，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他有时还通过通信治病医人。他的好友祁县戴枫仲写信为一位姓李的求药方，他在复信中说：“李方容再报。还得细示所服药是何药物，服过几剂了；又问近日之症如何。然后好复命也。”从以上可以看到傅山医病无分贵贱、同情穷人、不厌其烦、主动热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高尚医德。
把治病救人同济世救时统一起来，是医德的升华和飞跃
傅山一生，“惟以医术活人”，但有时又流露出一种对行医治病的懊悔心情。他有一首《墨池》诗写道：“墨池生悔吝，药庋混慈悲。子敬今犹在，真人到底疑。佳书须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笔于今老，焚方亦既迟。”全诗反思自己一生带有日常性的两件事：写字（书法）和行医，单句写书法，双句写行医，互文见义。他感到自己一生临池，为人写字，同时行医，为人治病，不过是混充“慈悲”，回顾起来，不免生出一种“悔吝”心情。书法大师王献之（字子敬）的墨迹尚且能流传至今，而医学大师孙思邈（人称真人）对社会、对后世又有何用呢？王献之书法虽佳，但须慧眼方识，而今谁又是具慧眼者呢？孙思邈讲究医德，说“凡要和合汤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可面对“俗病”，面对社会的腐败，再“精思”也是枉然、白费！如今自己虽领悟到书法与医疗之无济于事，但年纪已老，不论“投笔”、“焚方”，都已经迟了，悔之晚矣！从表面看，这种悔吝心情，与他一贯遵行“医王救济本旨”的医德修养似乎是矛盾的，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熟悉傅山的全部经历和思想，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思想轨迹脉络，从这种表面的矛盾中看到内在的一致。
傅山遵行“医王救济本旨”，行医治病，关心民族兴亡，一生从事抗清斗争，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傅山的胸怀志向，不止在医人之疾，而且在医世之疾。作为一个医生，从单纯注重“病”到首先注重有生命的“人”，进而关注千千万万有生命的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医德的一种升华和飞跃。而傅山本来就是一位关心天下大事、从事抗清大业的仁人志士，行医治病是他广义的“济世救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晚年反思，感到大业未成、壮志未申，产生某种遗憾、懊悔与自责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慈和恺悌
千锤百炼——傅山的医学观（二）
傅山精通《内经》，以诸子学与医学互参，多所发明
傅山对医学经典著作和基础理论非常重视，他提倡精读医经，本人对《内经》极为精通，并与诸子学互参，多所发明。他在《医药论略》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这里虽然直接说的是“药性大纲”，但实为整个医药大纲。只有精读经典，熟知和精通《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论》等四部经典，才能掌握中医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基础。相对来说，中医的基本理论是相当稳定的，而药物学的发展、补充、丰富，则变化较大，所以，傅山特别指出要读“历代以来续入本草”。傅山自己是精读了医学经典、精读《内经》的。全祖望在《事略》中说他“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恐怕是一种民间传说，低估了傅山的医学造诣，戴梦熊撰《传》中说他博览经史，“又以余力学歧黄术”，稽曾筠撰《传》中说他“精歧黄术，邃于脉理，而时通以儒义，不拘拘于叔和、丹溪之言”，庶几近之。我们只要看《霜红龛集》中保存的傅山读《内经·五运行大论》的一段笔记，亲笔大段抄录《内经》原文及注释，说明谚语“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的天文地理学原理，就可以明了傅山对《内经》的熟悉程度。以诸子学与医学互参，融会贯通，互相发明，是傅山研究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本来中医《内经》等经典，产生于我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开的时代，与哲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运用古代哲学思想，也丰富了古代哲学思想。傅山正是以他特有的学术优势，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医学知识帮助他研究诸子，他的哲学知识又加深他对医经的理解。在他的读诸子笔记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如
《淮南子》有“人间钻脉得失”句，历来未注其义，傅山以医解“子”，“谓大概似推求经络之意耳。‘钻’即入其窍，‘脉’即寻其理。”又如《管子》：“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肢）坚固，可谓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傅山读“子”悟医，由此引申出一个逆命题“气不到则死矣”，进一步印证了中医学说中
“气”的机制和重要性。傅山还留心医经与子书的异同，如读
《淮南子·精神训》，有这样一条札记：“肺金肝木，此独谓‘肺木肝金’”。
推崇“尝药圣”与“折肱儒”，指出学医入门要“细读诸论，再从老医口授”
傅山重视医学经典著作，并非因为它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因为它来源于实践经验。傅山特别推崇有真知灼见的“尝药圣”和“折肱儒”。他有一首《卖药》诗，表达了他对医史和医术的见解：
“衡尹传汤液，畴箕不见书。想来明晦际，亦事鬼臾区。所以长沙老，相承金匮俱。既无尝药圣，谁是折肱儒？即不千缗也，其能一视欤？真人十六字，老夫一半除。”
傅山此诗前六句发表他对中医特别是汤液承相流变历史的看法，大意是：相传商汤时的阿衡（宰相）伊尹将中药汤剂之法传留后世，但商末周初的箕子为周文王所述的“九畴”（即《尚书·洪范》）论述治理天下各方面的大事，却没有记载伊尹传汤液之事。虽然史无记载，不知其详，但推测当时尚处于由蒙昧到昌明的若明若暗之际，可能也同样像黄帝师事精医善卜的星官鬼臾区一样——既积累了以汤液治病的实际经验，又继承了历来星卜之官的天文知识与占卜理论。按黄帝时星官鬼臾区，自其十世祖即以太古占候灵文（占卜天候的纪录）《太治天元册》世代相传。《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记鬼臾区与黄帝讨论五运六气，黄帝听后曰：“光乎载道！明乎载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以此之故，集“汤液”之大成的长沙老张仲景，一脉相承，继承歧黄之术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伤寒杂病论》又称《金匮玉函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傅山认为医学是由“晦”而“明”，中间还经过若明若晦的阶段，不断发展的；张仲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医学传统，而又成为“汤液”治病的真正开山之祖。
傅山把张仲景的医学地位与黄帝、衡尹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一脉相承，充分肯定了张仲景医学的历史地位。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在秦汉以前，临床治病主要凭借经验，临床医学特别是汤剂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张仲景借助《内经》的理论指导，创造性地总结了汉代以前汤液治病的实践基础，奠定了中医辩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傅山认为，从黄帝到张仲景，其医学理论与医术是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他们是有实践经验、有真知灼见的“尝药圣”和“折肱儒”。他们的医学著作之所以可贵，就因为是实践经验的产物。相比之下，后世不少医家却缺乏这种精神和水平。
傅山在这首诗的后六句表达了他对当时一些平庸之医的批评。大意是：唐代大医学家、《千金方》的作者孙思邈（孙真人）提倡医德，有脍炙人口的十六字格言：“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孙思邈的这种医德是有他精湛的医术作基础的。而当今之世，既无亲尝百草的“圣人”，又无“九折肱成良医”的儒者，即使人命不值千金，也总是一条生命，医术平庸之人有为之一视的医术吗？因此孙思邈的十六字格言，恐怕要除去一半，打个折扣，真正能以一方济之，也就很可庆幸了。所以，傅山认为真正的良医，绝不是那些“胡乱钞方习方书者”。他在《题幼科证治准绳》中，指出了学医入门的正确途径：“既习此，实无省事之术。但细细读诸论，再从老医口授，自当明解。”学医而要“明解”，就必须把学习经典理论、有实践经验的老医生口授和跟随老医从事临床实践结合起来。
慈和恺悌
千锤百炼——傅山的医学观（三）
畅论
“医犹兵也”，“妙于兵者，即妙于医”
中医历来有援物比类的方法，以兵法喻治法也是中医的一大传统。如《灵枢经·顺逆篇》：“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
火高火高之热，无刺漉漉之汗。”古代医家受启于兵法常识，制订了许多治疗方法，组合了一些方剂。但像傅山喜谈兵事而又畅论
“医犹兵也”，并把它提到对医学根本方法的地位，却不多见。傅山有一则杂记：
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总之，非不学问人所可妄谈。
这段论述，畅快淋漓，言简意赅，精辟之至。它援引军事说医学，指出其共同之点，一是对待古代医籍如同对待古代兵法阵图，必须全面研究，深入钻研，“无不当究”，但又不可泥古不化，如赵括纸上谈兵一流，而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所谓“无不当变”；二是掌握基本方法之后，贵在“运用之妙”，而运用之妙又系于一心，全在于调动智慧，精心策划，运筹帷幄；三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同一个高明的医学家有共同之处，因为表里虚实、攻防战守，事虽异而理实同，“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四是兵与医都需要广博的知识基础和高超的思维能力，都是没有学问之人“不可妄谈”的事关重大的专门之学。傅山此论，比一般以兵法喻治法、以兵法指导组合方剂，看得更深、更广，提到了根本方法论的高度。
傅山的临床医学著作中，不乏以用兵之法释述用药之理的例子。如《青囊秘诀》中，解释治疗阴症背疽须用附子，说：“非助之以附子辛热之品，何能斩关入阵，以涤荡其阴邪哉！”在讲到治疗肚痈的“祛寒救腹丹”需佐以热药时，又说：“然恐寒凉之药不能直入，故加附子、肉桂，斩关突围而进也。”在谈到以“早夺汤”治疳疮时，更是大讲其用“兵”之法：“此方用大黄以泻毒，石膏以消毒，甘草、银花以化毒，柴、粉（柴胡、天花粉）以散毒，又佐以大补气血之药，有似三军过勇，士卒强健，统帅大军，斩杀无遗，则四野萧条，元气尽矣！用参、芪、归、术之类，以至仁而佐至勇，则剿抚兼施，军声更振，前徒倒戈，自获全胜。少祛除则贼化为良，岂敢仍为盗哉！”在阐述“肠痈溃烂汤”时，也是如此：“此方……妙在金银花虽是活血之品，而仍乃滋阴之药，为疮家夺命之将军，乃至仁至勇之师，又得参、术以助其力，则散毒尤神。山羊血止血消浊，且善通气，引诸药直入痈以解散之，乃向导之智者也。合而治之，则调合有人，抚绥有人，攻剿有人，安得不奏功如神乎？”这些例子，都是傅山所谓“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的具体体现。
对古代经典医书“无不当究，无不当变”这种辨证法思想，也可以从傅山的杂记中找到例证。傅山有一则杂记说：“《南阳活人书一百一问》（宋朱肱撰，又名《重校证活人书》，‘活人书’指《伤寒论》），非不精细，吾亦不无二三则疑之。来星海多所辨拨。唯太阴腹痛一条，桂枝、芍药加大黄汤，最得长沙奥旨，不可思议耶！”傅山认为，这种得其精髓，并敢于发展变化的做法，才是对待古医籍的正确态度。
注重“用药之微”，强调“处一得意之方，须一味味千锤百炼”
傅山在药物学和方剂学方面，注重“用药之微”，提出“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他在《医药论略》中详细论述了用药处方问题。他认为，通过精读医经及历代本草虽可明解药性大纲，但还需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细心体会用药的微妙之处。“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扁轮之斫，不可与人言也。”正因为用药有此微妙之处，再加上病人、病因、病的传变等诸多复杂因素，立一妥帖方剂，并非易事，不可草率。傅山认为，“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此道亦尔。”写文章自古以来就难，需要精心构思，反复锤炼，字斟句酌。处方用药，也是如此，并不止于确立治疗原则，更不是胡乱抄用成方，而要多方思考，仔细推敲，做到“一味味千锤百炼”。张凤翔说傅山“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园、丹溪诸人所能及者”，刘绍
分攵也说傅山“用药不依方书，多意为之，每以一、二味取验”，之所以如此，正是他会通用药之微，处方千锤百炼的结果。
唐宋以来，医家流派日多，名家迭出，用药各有特点，各执一说，甚至互相矛盾，既给后世医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使后世医家在众说纷纭之下，莫衷一是，不知所从。傅山指出了对待这种情况的正确态度。他说：“吾每推求后代名医认药之性、气、味及用药之法，皆各自有一话说。有使此药贯者，有使彼药贯者，从其贯者偏任之，偏表见之。岂无合者？岂无未全合者？岂无乖者？岂无不大乖者？亦多坐有傅会自将之弊。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且一药而各医争论，往往矛盾。”对这种在中国医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傅山指出了这些名医经验的局限性及其学说的局限性，特别批评了那种穿凿附会、自以为是的不良学风，使人们对历代名医的学说及医案之类，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对待的态度，一句话，就是“不可不知其说，不可尽倚其说”。傅山还认为，虽然著医书与写文章同样是传之后人的千古之事，但医学问题的得失有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他说：“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从他妄行，不过出丑惹笑。若医药之道，偶尔撞着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
慈和恺悌
千锤百炼——傅山的医学观（四）
发挥
“不许治者不治”之经旨，着重于医家与病家在精神素质方面的异同
中国古典医籍，就已注意到人的发病与治疗过程中，既有自然环境与生物因素的问题，又有社会背景与心理因素的问题，但讲到社会背景问题，多从它对人体生物基础的影响方面着眼，如物质生活对身体胖瘦坚脆的关系；讲到心理因素方面的问题，如七情六欲又多从病因及病的传变方面着眼。《内经》还讲到医家、病家的关系，指出“病（病人）为本，医（医家）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但对标本如何“得”与“不得”，语焉不详。傅山却从人的精神素质的差异出发，鲜明地论述了医、病相得与不相得的问题，发挥了“不许治者不治”的经旨。他在《医药论略》中有一大段阐述：
“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奴、胡二种人无贵贱。妙人不可多得，定在慧业中，投药者亦须在慧业中寻之。若但莽问之，杂愚医工安得其窍？故治病多不救者，非但药之不对，亦多属病者、医者之人有天渊之隔也。何也？以高爽之人医治奴人，奴人不许；以正经之人医治胡人，胡人不许。所谓‘不许治者不治’也，吾于此经旨，最有先事之验。”
傅山提出了医学心理学范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胡人、奴人、妙人，高爽者、正经者、粗俗者，都是人的精神素质问题，属于思想、精神、品格、素质、修养的差异。如果病者、医者在精神素质方面有根本差异，“天渊之隔”，病就不治。傅山这一观点，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也许他的论断有强调过分甚至绝对之嫌，但却是他亲身体验、“最有先事之验”的经验谈，值得研究。
傅山的文稿中没有留下关于医者与病者在精神素质方面格格不入的病例，但在《黎娃从石生序》中却留下了一个二者相得的病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篇文章记述了盂县穷秀才石峋，娶了一位妓女黎娃为妻，当时，“诸老腐奴啧啧于石生之泥狎邪，而娃之何好饿死也”——
既从封建道学出发，指责石峋陷于好色狎邪堕落之途，又从势利出发，嘲笑黎娃不嫁一位富豪，却嫁给一个只能跟着挨饿受穷的穷秀才。这些人可以说正是奴人、粗俗之人的典型代表。但是，黎娃婚后，却证明自己是个好女子，她不但能吞糠咽菜，而且“宜于其室而孝于其姑”。黎娃还有几句很有见识，超凡脱俗的响当当的话：“不爱健儿，不爱衙豪，单爱穷板子秀才！”傅山认为，黎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即富有四海，拥蛾眉皓齿千千万，不得同年而语矣。”黎娃“劳卒几大病，石生图为延医诊之。娃曰：‘手执他人不得矣。无已，要傅道士来，道士是信我者。’老夫（傅山）因为一往诊之。娃亦不为下帘，端坐床上，亦不甚矜持，而颊辅寒肃如敷绀霜。老夫心倪之。微吾以至诚诊之，其手鲜不为虢州参军之妻之手耶？”
傅山是很赞赏黎娃的。诚然，在明末清初之际，像黎娃这样有见识，追求爱情，严肃而又落落大方的女子，不可多得。无疑，傅山与黎娃，医者与病者，精神是相通的。傅山是正经、高爽之医，而黎娃亦非“奴人”，病自然易于治愈。这一病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傅山的观点。
傅山《医药论略》（节选）
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轮扁之賙，不可与人言也。吾每推求后代名医，认药之性、气、味及用药之法，皆各自有一话说。有使此药贯者，有使彼药贯者，从其贯者偏任之，偏表见之。岂无合者？岂无未全合者？岂无乖者？岂无不大乖者？亦多坐有傅会自将之弊。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且一药而各医争论，往往矛盾。故凡歪好胡混文章，子从他妄行，不过出丑惹笑；若医药之道，偶尔撞著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此道亦尔。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说明）
本文精辟地阐述了学习医学特别是用药的一些经验和道理。对“后代名医”的各家之言，提出“不可不知其说，亦不可尽倚其说”的科学见解。要具体分析，不要偏信偏行。对那些根据自己偏狭经验以为
“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的狂妄“名医”，作者也予以严肃的批评，指出行医比做文章还得认真慎重，“处一得意之方须一味味千锤百炼”。本文贯穿和阐发了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总结了傅山本人的行医用药的经验，代表了傅山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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