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都城无疑是风起云涌的地方。傅山，这个汾河之畔走出去的书生，一生中两次进京，每一次都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风云。
第一次，是在31岁时，傅山率领100多名山西学子赴京“伏阙讼冤”，为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鸣冤，惊动朝野，义声大振。
第二次，是在73岁时，傅山被迫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抗拒不从，敢与皇帝过招，以铮铮铁骨上演了一出千古传奇。
第一次进京，是在明朝，当朝的是崇祯皇帝。40多年后，紫禁城里端坐的是康熙皇帝了。无论朝代更迭，无论岁月沧桑，傅山身上的正义、气节始终未减。
崇文门外：小庙容隐
1678年的秋天，崇文门外。炙热的秋阳中，
“支扭扭”走来了一辆驴车。车上是一位花甲老人，随行的是一位中年汉子，两位少年。这是傅山在儿孙的陪伴下进京来了。
这一年的正月，康熙皇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下诏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考中者将入朝为仕。于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各级官员奉旨向朝廷举荐了143名士子参加考试，傅山的大名被赫然列入其中。
在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傅山作为明朝遗民的本性不会变。听到被举荐的消息后，他以年老体病的理由坚决推辞。他写下一首诗表明了自己宁死不与清廷合作的心迹：“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病极待死》）
当时，像傅山这样托故请辞的人很多，甚至不乏以死相拼者。傅山采取的办法是拖延。当时，阳曲知县戴梦熊一再极力劝他进京，还为他准备好了驴车。这位地方官与傅山是好朋友，平常对他照顾颇多，为了不使他受到朝廷的怪罪而影响了前程，傅山不得已下踏上了赴京之路。
但是，到了崇文门外，傅山仍旧心有不甘：就这样进京吗？心里有一个的声音在坚持：不行！绝不行！
于是，傅山带着儿孙，在郊外寻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小寺院——圆教寺，以养病的理由栖身于此。
“傅山已经到京郊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从全国各地到京候考的老朋友纷纷赶来探视，慕名前来的新知络绎不绝，也有不少朝廷官员和市井百姓前来拜访，傅山的儿子傅眉每天忙着迎来送往。一时间，这处荒庙因为傅山的到来而门庭若市。从这一年的秋天直到第二年的3月，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小小的圆教寺实际上成了文人增进友谊、交流学术的地点。
好友戴廷(木式)来探望傅山时，带来了他在京城购买的书画。其中，有一本是安徽画家戴本孝所绘的十二开山水册，傅山在每开的对页题了诗。
阎若璩时常来看他，他和傅山以及许多前去拜访傅山的学者们讨论学术问题。一些同样称病不出的学者不能前来拜访傅山，傅眉就代表父亲前往拜访。
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冯溥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的主持人之一，他因仰慕傅山而亲自来拜访，但傅山显得非常怠慢，照样是躺在床上，不言不语，也不起身迎送。
这样一所小寺庙，在傅山的人生旅程中，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站台。
圆教寺今安在？
如今，伫立崇文门外的繁华街市，不仅找不到圆教寺，连崇文门也踪迹难觅了。
当我询问北京的有关部门，从崇文区的文化委员会文物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到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佛教协会，从普通办事员到文物专家，得到的回答一律是：没听说过。后来，我查到了一本《北京市寺庙历史资料》。书中记录了民国时期北平政府对北京城区和郊区寺庙、道观的一次全面普查，但是，其中也没有圆教寺的记录。圆教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点遗憾，但想想也并不奇怪。
明清时期是京城兴建寺庙的鼎盛时期。据记载，乾隆年间，北京有大小胡同1500个，寺庙竟有1300个左右。崇文门外的寺庙也非常多，几乎是三步一寺、五步一庙。圆教寺仅是一个小庙，何况在当时就已属荒凉，沧海桑田，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求它会挺立到现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记住了一个历史人物留在这里的故事，这就足够了。
长安门外：义声振天
1679年3月，“博学鸿词科”考试的日期到了。傅山仍旧拒绝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康熙皇帝为50名汉族学者授官。傅山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但因为德高望重，康熙大开皇恩，授予他“内阁中书”。
按照规矩，得到授官就得到午门给皇帝磕头谢恩。傅山当然拒绝。他绝食7天，以死抗拒。这可急坏了大学士冯溥。他命人到圆教寺，强行将傅山抬进了京城。
近了，近了。长安门到了。40多年前的一幕浮现在傅山眼前。
当年，就是在这里，傅山率领山西众学子拦住了明朝宰相温体仁，为恩师袁继咸鸣冤。混乱之中，温体仁下得轿来，说：“不须乱说，你们派一两个人出来说。”这时，傅山挺身而出，他义正词严地为袁继咸鸣冤。
袁继咸与傅山的师生之谊颇深。明崇祯七年，袁继咸到山西任提学佥事。他整顿太原三立书院，在全省挑选300多名青年学子到书院学习，其中就有傅山。傅山以他的气节和文章深受袁继咸赏识。袁继咸也深受学子的爱戴。
不料，崇祯九年，刚正不阿的袁继咸因为得罪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而被诬陷，投入大狱。傅山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和挚友薛宗周一起，发动山西学子赴京
“伏阙讼冤”，也就是告御状。在傅山起草的奏章上，103名学子郑重地签下了名字。傅山亲自将这份奏章投送到专管臣民申诉冤情的通政司衙门。但是，奏章连续投送5次，都没有任何回应。这时，张孙振通过京城的各种关系，对赴京的山西学子发出恫吓。有的人害怕了，悄悄地离开北京。还有在奏章上签过名的人，竟要求傅山抹掉自己的名字。面对这种困境，傅山没有退缩，他与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外地学子们加强联系，四处散发“揭贴”，也就是传单。京城各大小衙门、各有关的朝廷官员都收到了这张“揭帖”，声势浩大的鸣冤震动了朝野。
这一“揭帖”通过厂、卫宦官之手，直送崇祯皇帝。正好山西巡抚对张孙振参劾的本章上奏到朝廷，崇祯皇帝下令将张孙振押进了北京。但是，刑部对这场官司再三拖延，于是，傅山就发动了学子守在官员上朝必经的长安门外，围住了这桩冤案的总后台——当朝宰相温体仁。
傅山不卑不亢，将袁继咸的冤情一一陈述，对张孙振的劣行一一揭露。但温体仁含糊其辞，学子们于是群起而攻之，揭帖从后面乱飞过来，直扑他的脸上。温体仁仓皇逃进朝门。
后来，刑部审理此案时，傅山出堂作证，慷慨陈词。袁继咸冤案最终得以平反，张孙振被判诬告罪。
率众“伏阙讼冤”，血气方刚的傅山因一个“义”字而名震大江南北。
经过长安门，想起这件大快人心的往事，傅山决心更坚定了。
午门外：傲然皇威
进长安门，经天街（今长安街），上金水桥，入天安门、大清门，傅山来到了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外。
望见午门，傅山顿时泪如雨下。是呵，故国不堪，故主不在，端坐在午门内的那个年轻皇帝，哪里知道，不管他怎样施恩，我还是明朝的遗民呵。
被封官的人按照顺序，依次向皇帝磕头谢恩。傅山只在一边看着，打定主意，哪怕是被砍头，我也绝不磕头。轮到傅山了。他仍旧站在那里，绝不下跪，大学士冯溥急忙推了他一把，傅山趔趄了一下，扑倒在地。见此情况，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魏象枢打了个圆场：“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
终于可以回乡了。傅山一身轻松。他说：“此去脱然无累矣！”
返乡之际，许多在京学者与官员都来送别，冯溥也来了，他不得不承认傅山的骨气，写下了两首送别诗，诗中将傅山比作陶渊明。
回乡后，傅山仍旧布衣毡帽，自称为民，如果有人以官职叫他，他就不吭声。地方官去给他悬挂书以“凤阁蒲轮”四字的牌匾，被他断然拒绝。临终前，他遗嘱“以朱衣黄冠殓”。在他心目中，那个“内阁中书”的官衔与他毫无干系。
午门前的抗争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午门依旧巍然耸立。它还记得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幕吗？
一介布衣老者与威振天下的皇帝在这里傲然对峙，真可谓惊天动地。按照现代史学的观点来看，不能说傅山就一定是赢家。但不管历史如何评判，他那种不畏强权、坚守气节的人格力量永远会为人们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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