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诗歌的实践上主张关注民生疾苦“呻吟实由瘼”，在为文上傅山亦强调“经世致用”为现实生活服务。他批判“腐儒”们的经术文章：“经术蔽腐儒，文章难救时”，更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痛加抨击：“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的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
空前的宏篇巨制
傅山“经世致用”的代表作首推他长达六千言的《因人私记》。这篇散文以“不敢粉饰一字”的精神，记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率领三立书院生员赴京，为师长山西提学使袁继咸冤案请命最终得以平反的全过程。文章通过一桩桩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明末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种种丑恶；同时也歌颂了见义勇为、不计利害的仁人志士的节操和品格，绘声绘色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画卷。这样一个重大复杂的题材，在作者笔下写得明而不简、详而不乱，与作者在结构布局上的精心安排分不开。如果说袁继咸案件的始末是全文的一条主轴线，那么围绕这条主轴线至少有四条副线：其一是写官场的内幕，从巡按御史张孙振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与阳曲知县李云鸿等勾结，给袁继咸罗织罪状；到通政司参议袁鲸与张孙振合谋，三番五次阻挠请愿者诉状的上达；到都察院佥都薛国观“自陈任罪差御史不职”迫使张孙振被缉；乃至到朝房门外首辅
（宰相）温体仁等的轿子被请愿投揭者们拦截，都自下而上地揭示出明末统治集团内部种种不可救药的弊病和重重不可克服的矛盾。其二是写请愿者的内幕，从秦植的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到韩某的见风使舵、巧辞伪饰；到王志旦的趋炎附势、挑拨离间；乃至到王象极等人的张皇失措、临阵脱逃，都从不同角度刻画出封建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本质——
这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其三是写监狱和法庭的内幕：从袁继咸的无辜被执；到被牵连者百余人
“皆散寄五城刑部监中，有已死者，有瘐而待毙者，有乞食监中者”；到刑部在城隍庙对此案审理时，犯有诬陷罪的李云鸿理应受审，却升任刑部主事，既而“
缘别进，得御史”……都揭示了封建统治专政机构的残酷与昏暗。其四是写坚定的请愿者：从
“山与宗周随先生行”到丁时学的全力支助；到王予
王圭的出谋划策与慨然带头；到曹良直的联络周旋，都写出了黑暗王国中仍有高举火把的大勇者，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脊梁。作者将这四条副线围绕主轴线纵横错综地交织起来，以时间进程为序，却能在空间上灵活自如地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插和调度，不仅写出了“前方”（京都）的鏖战之急，而且也叙及“后方”（太原）的压力之苦，像这样能把一个反映时代社会面貌的重大事件写得如此全面详实、充分具体，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其全部复杂性而又如此条理分明的大手笔在文学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班固在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人私记》就是这样一篇“实录”性的文字。文章并未夸大作者及其战友薛宗周等在
“伏阙上疏”中的作用，它充分估价并写出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是这次请愿能够以胜利告终的决定性契机。因此当冤案昭雪后，傅山看到马士奇从武昌寄来的《山右二义士记》时不禁“愧汗浃背”；当山西督学桂慈波“动鼓乐以红花旌山之行”时，傅山“愧沮不知所来，长跪，大言曰：‘即此一事是山西通省公义，山不过从众奔先，所谓因人成事者矣，岂敢贪公义以树私名？’”这不仅表现了傅山在事成后不居功、不自诩的谦逊虚怀的美德，也反映了作者在写此文时“不敢粉饰一字，欺人要名一时”的实录精神！
幽幻的妙笔美文
傅山是一位具有几套笔墨的、能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章大家，他不仅善写长于叙事的《因人私记》这样的宏篇钜制，善写“莫过史传之事为急”的史传散文如
《汾二字传》、《帽花厨子传》、《平遥惠济桥碑记》、《太原三先生传》（此文专版赏析）等，就是纯文学的写景状物散文也是独擅胜场的。《记李宾山》是一篇状写幼松的散文，作者采取拟人的手法把它写得栩栩如生，而且饱含着哲理意味，给人以新奇特异的美感享受。作者先从正面描写稚松的外观：“娟修倚狎，如不自举，亦不肯辄仆压而生者……”人格化地描画出了此松既不挺拔亦不仆地，而是修长地斜依着，显出和人很亲近的独特形象；既而写它是松中的
“隐者”：“颓纵随性，不见伐于材”，盖因其如庄周所说：“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耳。”这毋宁是作者的自况，即稚松成了作者思想情感的外射物和理想的象征物。
接着作者从不同情境中描写幼松给人的种种不同的印象：一是坐在松下的蒲团上“偃仰幽睐”，写出了稚松青葱千翠的风姿和清风徐拂时似有若无的韵味；一是从山脚下的一处高地稍步转视其月下的神态，渲染出一个“亦梦亦醒”迷离恍惚的奇幻境界。作者借助观松的种种不同印象，发挥出一个高妙的哲理：“不痴松观松，松不松观，观解脱矣！”启发人们观察事物不要用死板、静止、一成不变的观点，而要用变化的观点，是它又非它的观点，这样认识事物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解放，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它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进一步被发现出来。司空图在
《诗品·飘逸》中说：“高人画中，令色氲氤，御风蓬莱，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读傅山这类散文不是就能领略到这种
“幽眇幻霍”的“如不可执，如将有闻”的境界吗？描绘事物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幻觉，浸透着浓厚的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色彩，这种手法同样体现在《跋丹枫阁记》中，此文偏重抒情和议论，但在表现手法与语言风格上和
《记李宾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世致用反拟古（下）——评傅山之文
刘
在
《霜红龛集钞记》中说：“今就所得者（指《记李宾山》）观之，体格创古今之未有，古奥朴拙，正山林方外之文也”。戴廷在《霜红龛略序》中也说：“（此文）明晦之间，云蒸龙变，美人满堂而目成者知其神之所在。”都以特定的语词评骘了傅山这类奇文的风采。然而傅山之文的神妙风骨根本在一个“情”字。他说：“文者，情之动也；情者，文之机也。文乃性情之华，情动于中而发于外，以故情深而文精，气盛而化神，才挚而气盈，气取盛而才见奇。”无论叙事、史传、写景、状物……一切都离不开一个“情”字，“情深而文精”，这就是傅山诗文俱高的“奥秘”！
多彩的杂感随笔
傅山文集中数量最多的是笔记、杂记、书信之类的杂文，这些文章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大体来说可以归为如下几类：
有的写得非常尖锐泼辣。如《书宋史内》抨击当时文臣武将不务实际，皆以“大言取名，尽却自己一个不值钱的物件卖弄”。作者愤激地慨言：“天不生圣人矣，落得奴才混账，所谓奴才者，小人之党也，不幸而君子有一种奴君子，教人指摘不得。”它实际是借评论历史之名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鞭挞；《书〈山海经〉后》把矛头直指清初统治者残酷的文字狱：“文章士不必辄著述，持论始为有口，始鼓杀身之祸，居恒一言半句，皆为宵人忌，皆是兵端。”在文网严密文士动辄罹祸的高压政策下，傅山敢于直抒胸臆，写出这般针锋相对的尖锐文字，该具有多大的胆量和勇气。
有的写得非常诙谐风趣。《失题》是其中的一篇代表作：“老人家甚是不待动，书两三行，目多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可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喝碗大锅粥也好。”语言浅俗如话，处处见真性情、真感情，毫无半点矫饰。因此鲁迅先生在1927年日记附录
《西牖书钞》曾抄过这封信：“近见徐昆
《柳崖外编》载傅青主一贴，语极萧散有味，录之于此云。”看来鲁迅先生对傅山这种“萧散有味”的文章风格是非常欣赏的。像这样诙谐活泼的文章在傅山文集中还有许多，如写给一位名叫雪峰居士的和尚将赴江南旅游时的一封信《草草付》，亦写得极为轻松、随便，在戏嘲佯骂中显示了友谊的熟稔和亲密的关系。
有的写得极为悲凉深沉。如《与居实书》追叙“甲申国变”后六月登北岳恒山的情怀：“非汗漫，非逍遥，实寻一死所，冀即横尸于丘山间。”《与曹秋岳书》写被征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时的心情：“以七十四岁老病将死之人，谬充博学之荐，而地方官府即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丑。累经部验，今幸放免，复卧板舁归。从此以后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在《寄示周程先生》中写出他在文字狱高压政治下的苦闷：“弟心活神死，天机无复鼓动。三年中集有小诗百首，急欲倾囊求教，动触忌讳，不便邮寄，倘弟早晚死，后收录旌评尚少不得示周。”凡此种种都真切地表现了傅山明亡后沉郁悲凉、忧愤深广的内心世界。
有的写得十分恬淡自然。如《闲过元仲》仅仅两百余字，有描写，有对话，有议论，容量很大却写得非常从容自然。作者先写闲过元仲之门，见门庭萧索，屋内传出金石之声，像操琴，却又不成曲调，推开门撩开帘子一看，原来元仲正在石上刻字。其时已正午，问：“食乎？”笑曰：“无米。”“饥乎？”“好此亦不甚饥也。”……作者就是在这样从容不迫的笔致中写出一个“迂而又迂”的知识分子安贫若素的恬淡性格。《老僧衣社疏记》也是以这样的笔调描写一位137岁的老和尚的无为和淡泊：“冒暑过庵，见僧。僧光头，披葛衣、曳僧鞋，不袜……坐立，不作语。山问和尚大寿得何道理？老和尚笑说：‘有甚道理，白日也随人吃饭，黑夜好睡觉，他不死，真没法’……”当然他在这篇散文中也写出了老僧心中还燃烧着曾作为一个军官的爱国之火……《山西通志·傅青主传》称：“先生文古藻
穆，似周秦诸子，好为诗歌，亦无一俗艳语。”《清史稿·傅山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这些话对傅山诗文总体风格和发展变化的评价大体是比较准确的。
新奇的情思结晶
傅山作为明清之际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散文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特色，社会的风貌，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他继承了我国先秦诸子与汉唐以来散文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发扬了明代李贽、袁宏道等人反拟古的文学思想，傅山散文在思想艺术上的革旧与创新是与晚明反拟古、反传统的进步文学运动分不开的。早于傅山生活时代的近百年前，明代文坛上兴起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的拟古之文，他们声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形式上摹拟，不敢越雷池一步。拟古主义统治文坛前后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方形成一个反拟古的文学运动，他们反对蹈袭拟古，主张抒发性灵，提倡文章不拘格套，“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滚出”即为新奇之美文。傅山正是在反拟古主义文学运动方兴未艾时诞生成长的，他自幼受袁宏道、刘侗、王思任、张岱等著名散文家的熏陶，对徐渭（文长）的离经叛道的散文尤为热爱，他的散文的艺术风格就是在这些反拟古主义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与同时代与他齐名有共同思想的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他似乎更注意散文艺术领域的耕耘和开拓，不仅在数量上占居压倒性优势，在艺术质量上也有独特的建树，他的文学成就，与他在哲学、史学、医学、绘画、书法诸领域中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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