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出尘高士
三晋文脉，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在晋阳古城。从春秋时期晋阳古城初创，到汉唐盛世晋阳古城的繁荣；从晋阳古城被人为毁灭后宋代在唐明镇重建晋阳，到明清时期的北方重镇；直到如今太原以省城的雄姿率先发展，并在古晋阳城遗址一侧，浓墨重彩，建起晋源新城；晋阳文化始终以三晋大地的源头文化影响着三晋文脉。它那开放、兼容、创新、和谐为一体的文化特色，正是我们今天将太原建设成“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路途中，要继续传承和发展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傅山先生是三晋文脉中的一位集大成者，其开拓进取、包容创新、仁爱民本的精神，处处闪现着晋阳文化的特色，纪念傅山先生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文化世家
傅山故里在太原尖草坪区西村。它背倚青山，面对汾河。入秋之后，崛山上到处都有火辣辣的红叶，汾河里却是清澈透亮的流水。傅山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从他祖父那一代起，傅家就由忻州迁居到这里来了。
傅山的祖父傅霖，在明朝嘉靖年间以科举入仕，因生性梗直，不畏权贵，终于被朝廷罢官归隐。傅山的父亲傅之谟，从来没有做过官，只在乡里终生教书。民间传说傅山是个“神童”。三岁时，有人偶尔吟诵《心经》，不知不觉间，傅山突然就背诵出了下一句。他的好朋友戴枫仲，后来为傅山作的《石道人别传》中就记述了这件事。至于其他有关傅山的传记，也都说他读书时能够“十行并下”，“过目成诵”。严格的家塾教育，使傅山在15岁参加童生考试，便被录为“博子弟子员”，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秀才。在明清两代，秀才在岁试中如果名列一等，即可由地方政府发给“廪膳”补贴，称为“廪膳生员”，也叫“廪生”。20岁时，傅山便成了一名“廪生”。
离西村不远，有窦大夫祠，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窦鸣犊而修建的。窦大夫祠内幽静的环境，成了青年傅山潜心读书的地方。祠内有一棵老杏树，弯曲如虹，傅山就把他借居的小屋起名为“虹巢”。“虹巢不盈尺，卧看西山村。云起雨随想，松停涛细闻。”傅山的这首小诗，记录了他当年在这间小屋里，伴着风雨声和松涛声的所思所想。当一个朝代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文人那种胸怀天下的良知，总要在自己在脑海里雷电交加。顾炎武是这样，黄宗羲是这样，傅山也是这样。他开始厌倦了专为科举入仕而读死书，死读书的僵死模式。在他看来，真正的治学之路不应该是这样。有一回，学堂里作八股文，题目是《致身》。这个题目取自《论语》“事君能致其身”之意。傅山没有附和“君臣大义”那一套陈词滥调，而是直抒胸臆，将腐朽王朝比作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要想救治，就必须痛下决心。这种思想认识，为傅山日后成为一代文坛宗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伏阙讼冤
明崇祯七年，朝廷委任袁继咸到山西任提学佥事。这位东林学派人士一到山西就整顿太原三立书院，在全省挑选300多名青年学子到书院学习，其中就有傅山。袁继咸从此与傅山结下了师生之谊，常常请傅山做主讲，期盼以他的气节和文章，带领书院学子重振三晋学风。
然而，明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的一个特定时代。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震撼朝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也早已在关外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时筹划着进取关内；而在朱明王朝内部，东林学派与魏忠贤宦党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权力争斗，此时却波及到了山西。
崇祯九年夏天，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制造了一桩大冤案。张孙振是宦党后台、当朝宰相温体仁的死党。他诬陷袁继咸的奏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于是，崇祯皇帝当即向山西巡抚衙门降旨，命将袁继咸押解京城，投进大牢。深陷冤狱的袁继咸眼看性命难保。然而，由于山西百余名青年学子的干预，却让这件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的领头人，就是31岁的傅山。他知道，真正应该投入大狱的，是巡按御使张孙振！作为三立书院的学子，傅山在这时断然做出决定，要率领山西学子替恩师赴京辩冤，讨回世道人心；同时，也向已经腐朽的王朝和王朝的贪官污吏们奋力一争。于是，一场被史学家称为“伏阙讼冤”的烈火，便由太原烧到京城。太原傅山，汾阳薛宗周，平定白孕彩，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
所谓“伏阙讼冤”，说白了就是告御状。当时，赶赴北京的山西生员达一百多人。傅山事前起草了为袁继咸辩冤的奏章，其中有103人在上面签了字。到北京后，傅山亲自将这份奏章投送到专管臣民申诉冤情的通政司衙门。但是，山西生员虽然连续投送，通政司衙门却一概不予理睬。这时，张孙振通过京城的各种关系，对赴京的山西生员连续发出恫吓。有的人害怕了，中途离开北京。还有在奏章上签过名的人，也要求傅山在上面抹掉自己的名字。面对这种困境，傅山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与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外地学子们加强联系，四处散发“揭贴”，也就是传单，用来揭露张孙振利用职权构陷袁继咸的恶行。有一次，傅山竟带人一早来到紫禁城红门外，围住了宦官集团的后台、也是这桩冤案的总后台、当朝宰相温体仁。这场震动朝野的“讼冤”运动，由崇祯九年腊月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天，终于惊动了崇祯皇帝。崇祯再次降旨，要刑部重新审理袁继咸一案，并敕令锦衣卫火速前往山西太原，捉拿张孙振解押京城打入天牢。袁继咸终于得到平反，被朝廷派往武昌，做起了武昌道。而温体仁，也被革职还乡，回老家赋闲去了。
轰动京城的“伏阙讼冤”事件，是傅山在明末发起的一次反腐败斗争，这次义举以山西学子的胜利而告终，傅山也因此名振大江南北。
晚年进京
如果说傅山中年时代的伏阙讼冤是一次入世的义举，那么，在他74岁时被迫入京，则是一位出世高士演绎的一出传奇故事了。此时，坐在紫禁城里的那个皇帝已成了年轻有为的康熙。
康熙亲政之后，先是减免全国45个州县的赋税，又禁止了诸如圈占汉民耕地的各种暴政，同时，以对汉民族文化的高度热忱，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政策。康熙十七年正月廿三，这位大清朝廷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代君王，向天下颁发了一道举办“博学鸿词科”特别大考的诏书，诏书中这样说道：“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道，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也。”康熙皇帝真诚地向中原文化的承载者们——汉族知识分子抛出了请他们入朝为仕的红绣球。于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各级官员，奉旨向朝廷举荐了143名士子参加考试，其中就有义闻天下、名振大江南北的傅山。
然而，始终要坚持自己人格和气节的傅山，对朝廷递来的媚眼却不屑一顾。他称病卧床，拒不赴京应试。阳曲知县只得派人将傅山强行抬进轿子，然后再强行把他送往北京。就这样，傅山在儿子和两位孙子的陪同下，被人押解着进了北京。在傅山看来，活着就要志向专一，死了也要保持气节。做人可以刚柔并济，但对满清朝廷和皇权却绝不能奴颜婢膝。这便是傅山对“博学鸿词科”的态度，当然也是对大清皇帝康熙的态度。
一个74岁的老头子，一位对已经逐渐稳固的政权依然不肯认同的读书人，又何以能被朝廷的官员们所举荐呢？因为傅山的诗文和书画在当时名盖神州，他的医术，更在民间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样一个有着真才实学，而且名贯大江南北的文化人，自然会受到朝廷官员的重视。而傅山在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康熙心目中的文化地位，自然也无须多言。两位地位不同的文化人之间，于是就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较量。傅山被阳曲县的官员送到离京城三十里远的园教寺内住下，可并不前往应试，他装病卧床竟然长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曾有清廷大学士、吏部尚书冯溥等朝中官员多次慕名来访，傅山只是卧床，既不相迎，也不相送。
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的这场考试，直到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才正式开考。来自大江南北的104名博学士子，一个个欢欣鼓舞地步入考场，唯独没有傅山的身影。当这些士子通过例行考试，在体仁阁恩受当朝皇帝的赐宴时，傅山依然在郊外的寺院里闭目养神。他不仅拒绝了大考，还拒绝了皇帝的赐宴。傅山的所作所为瞒不过康熙，在世人都以为康熙要杀傅山时，康熙非但没有降罪傅山，而且下旨封傅山为“内阁中书”。谁也没有想到，当皇帝的这道圣旨降下来以后，傅山却依然故我，拒不接旨谢恩。吏部尚书冯溥派人把傅山从园教寺强行抬到午门，逼他下跪谢恩，傅山宁肯滚倒在地，就是不向端坐于午门之内的皇帝磕头。
历史证明，在这场特殊的较量中，康熙皇帝赢了，他不但没有杀傅山，还给宁死也不向他称臣的这位老人，送了一块刻有“凤阁蒲轮”四个字的大匾。一代君王，赢在了对当时先进文化的那份热忱上。历史证明，傅山也赢了。他以抱定一死的勇气敢于面对皇权，塑造了那个历史年代超然世外、特立独行的高尚人格。可以说，傅山在他暮年晚景中向世人演出了极其悲壮的一幕。也可以说，康熙皇帝以博大的胸怀和稍稍失望的目光，为来自山西的这个犟老头默默送行。
两位历史文化伟人，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红尘内的康熙皇帝谱写着历史，而走出红尘的高士傅山，也在谱写着历史。
之二
启蒙先驱
崛(山围)教子
明末腐败的政治大环境，并没有因为傅山为恩师辩冤的呼号和一个贪官张孙振的落马而阴霾洞开、露出朝霞和旭日。在朱明王朝内部，崇祯皇帝的政令朝三暮四，宦党势力未消，奴人奴气盛行，就连曾经支持过袁继咸的山西巡抚吴，也在崇祯的猜疑下被迫辞官，回老家赋闲去了。傅山曾作诗为吴送行：“虎帐牙旗问府主，雁门画角动边愁。尻尻墨绶应停解，共道澄清辔且收。”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希望自己能与朝廷的好官员们一道去“澄清”天下，而事实恰恰相反，朱明王朝到底还是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现实让傅山终于看清了皇权之下的污浊、昏聩和丑恶，他开始反观现实，寻求医治社会的答案。
傅山带着满腹惆怅，一个人来到崛山，在山上筑起一座小屋，起名为“青羊庵”。说是要隐居深山，然而，一心想“闭门十年读经史”的傅山，其实是想对世事人间看得更真切、更透彻。所以，傅山的目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山外那个战乱纷纷的世界，他看明白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那些奴人奴事，正是大明王朝日趋穷途末路的缘由。
与傅山到“青羊庵”一道读书的还有他的儿子傅眉。就像当年傅霖教导傅之谟、傅之谟教导傅山一样，如今，傅山也必须承担起教导傅眉的天职。就在这深山古寺中，傅山写了一首诗，让儿子品味：“还是读书好，关门目也尊。……郭褴容易痒，不学猛奴扪。”傅眉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在《晋书》“王猛传”中记载了那个披着破烂衣裳前去拜见新贵的王猛，一边在自己身上摸虱子，一边还要与人家挤眉弄眼高谈世事，其奴颜之相，让傅山感到实在恶心。傅山就是这样借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告诉自己的儿子，读书人绝不可成为奴人，更不可专行奴事而做人。在另一首题为《读史》的诗中，傅山大声呐喊：“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傅山认为，他面对的整个世界腹中都患了重病，其原因就是有奴性的东西寄生在里面，要有像武圣人关公那样的神医，用来狠狠扫荡这些奴人奴性，才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革和改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也就休想得到安宁和太平。可以说，傅山面对明末的朝廷，已经看透了这个政权难以治愈的“腹疾”。
傅山最恨依附权势的奴人，也最忌讳这种奴事。这是从现实生发出的对历史教训的感叹，身处历史的大变革中，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往往能让傅山冲撞出思想的火花。试看满朝文武，哪个不是通过科举而成为朝廷重臣的？可面对内忧外患，哪个又有辅弼良策？哪个又能救国安民呢？傅山要挣脱禁锢，寻找一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治学之路。“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青峰。”在教育儿子的同时，傅山也遥望着自己选定的那个治学目标。
探史寻源
就在这期间，闭门读书的傅山写完了他的《两汉书人姓名韵》。这是一部与八股文截然不同的著作，也是一部与科举入仕毫无关联的书。以史为鉴，或者以人为鉴，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正本清源。隐逸深山的傅山，由现实而探寻历史，又由历史而探寻现实。他在读书和写作中面临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厌倦了那个即将崩溃的朱明王朝；另一方面，饱受这个王朝糟践与蹂躏的芸芸众生，又让他无法忘怀，并希冀着解救他们。
书生投笔如刀枪。傅山开始旗帜鲜明地批判“程朱”理学，重新开启了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提出了“经子齐观”论，主张以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用来批判和改造当时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一直被奉为历代思想领域的正统。而到了宋代，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为理学。及至到了明朝末年，“理学”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理学家们思想僵化、奴性十足，一味主张“灭私欲，明天理”的无视现实的空谈。这种封建专制文化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针对这种奴性十足专为皇权服务的理学，傅山在学术上对它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傅山向腐朽的理学发起冲击，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学家们的不满相联系的。在明亡清立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那些平时出人头地、一味空谈的硕儒名士，或束手就擒，或抱头鼠窜，面对朝廷的危机纷纷显示出他们的怯懦。而傅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于是，他对这些庸儒、奴儒，和他们空谈误国的理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理学思想，是奉献给皇权的一块巨大的石头，而芸芸众生却是这块石头下面压着的小草；面对皇权时，理学可以奴性十足，但面对芸芸众生时，却又像石头一样坚硬和沉重。所以，傅山要击碎它，搬走它。
傅山批判理学所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批判理学家们推崇经学、贬低诸子的歪理谬说。他曾经说过：“先有子而后有作经者”。所以，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对先秦诸子学说一本一本地批注，弘扬其中的思想精华，提出了“复古为解放”的口号。他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也都是为了思想的解放，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和改造社会的需要。傅山对“诸子学”的研究是有开创意义的，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在《庄子批点》中，傅山写道：“外而事，内而道，是是非非，是非非是，变不穷。”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就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再比如说他对荀子的看法，他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傅山认为荀子有的观点近于法家、刑名家和墨家。傅山在《荀子评注》中还说：“天下人心之向背，王之则王，亡之则亡，定势定理也。”意思是说历史的变迁、国家的兴亡，都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傅山的这种历史观，在当时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可以这样说，傅山在哲学上具有某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代表了17世纪中国开始萌发的思想解放潮流，也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傅山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终于促进了那里的思想解放一样，傅山打出“复古为解放”的旗号，也同样推进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
以民为本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研究诸子经典，在探索中国治乱兴亡史的过程中，傅山的灵魂深处产生了朴素的民主思想。他对唐代大诗人李白异常钦佩，因为李白追求人格平等，敢于蔑视朝廷。傅山赞赏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骨。朴素的民主思想与追求人格平等的愿望，必然使傅山要贴近普通民众，甚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傅山生活在民间，从来没有脱离开社会底层，他年轻时与百姓一道在西村外的汾河滩上取冰制作冰雕，手指冻裂，便与乡亲们一道去城郊关外的酒店饮酒取乐。“打冰打过旱西桥，断续冲冲声在霄，龟手莫愁无妙药，郊关历乱酒旗摇。”这首“冰灯诗”就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即便日后名冠士林，声名远播大江南北，傅山也始终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融为一体。在他晚年居住在松庄时，常常为老百姓写作实用歌曲。遇到干旱年景，或者别的什么灾害突然降临时，着急的老百姓便要虔诚地跪在神仙泥胎前去磕头发愿，他们口中唱着的“祈雨歌”或者“迎神曲”，都是傅山写的。他写道“下民艰难，只爷知之”，民众的苦处，只有龙王爷知道，皇上和贪官污吏们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呢！而老百姓们也认定，傅山先生的歌赋感天动地，必定能让老天爷喜降甘霖，或驱邪扶正。
傅山朴素的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是由于傅山长期生活在民间的百姓之中，亲身体验到了下层民众的疾苦，所以就有了一种亲民感情和重民意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熟读诸子经典，从中汲取了许多思想精华，并且加以发展。比如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老庄道学中的自由、放任思想，和墨学中的兼爱、平等胸怀。这些都被傅山所吸纳，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宝库。他在《读老子》中写下这样的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在傅山的伦理道德观中，也处处充满了“爱众”二字。这些观点，反映了傅山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大胆批判，也与他不畏皇权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当代学者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对傅山给予高度评价：“清初大儒也有吸收释道方法论者如王夫之，有兼赞墨学者如顾炎武，但他们都摆脱不开正统思想的形式。惟独傅山不然，他大胆地提出了百家之学，对于六经与诸子无可轩轾地加以阐发和注释，首开近代子学研究的蹊径。这不能不说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从傅山对“诸子学”的研究中汲取过养分，因此才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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