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人，若能引人敬佩并不难，有成绩便可；但若让人生出热爱之心，却并不容易，单有成绩还不行，还要有其他许多因素。明末清初的山西籍大学者傅山（字青主），就使我既敬重，又充满热爱之心。
傅山的学问，当时在大河以北是第一的，这世有公论。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傅山的学问，没有资格来谈，只想谈一谈我对傅山敬重和热爱的缘由。
傅山最让我敬重的，是他做人重气节，有骨气。傅山所处的时代，是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时代，傅山所闻所见的，是八旗军的铁蹄，是挂着不肯 发者的头颅的剃头挑子。有的士人在清廷的威逼利诱下变节了，如钱牧斋之流，傅山则是气节凛然，决不屈服。傅山在文章中常论到气节，认为只有具有民族气节，才能算做人，才是真男子。他在《无家赋》序文中写道：“桑弧蓬矢，我非男子也哉！”他感到，自己虽然身为男子，本应为国出力，但眼前却是胡骑纵横，怎不令人痛心！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他坚不应试，清廷便令役夫用床把他从家中抬进了京城。望见午门，他老泪涔涔，别人强令他拜谢，他便扑倒在地，以示志节不屈。在傅山眼里，民族气节重于泰山，个人的仕进轻如草芥。
也许有论者说，开“博学鸿词科”者，是英明的君主康熙大帝，傅山应该投降康熙才是，否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不敢苟同此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傅山的行为无疑具有历史正义性，就坚守民族气节而言，他与岳飞和文天祥同样伟大。
傅山做人重气节，便最厌恶奴气。在傅山的字典里，“奴”字是最可憎恶的字眼。他曾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而已。”他把奴气视作鼠狗一类动物的行径。傅山是个名医，有时便用有关医药的词语讽刺“奴人”和“胡人”：“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奴人，指那些奴颜婢膝的官僚，胡人，指满清朝压迫者。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社会里，在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人有奴气本是司空见惯，但傅山却容不得奴气，他所重所要的，是气节。
我一向觉得，气节对于做人，是头等重要的，临大事必须讲气节，平时处事，也要讲骨气。人若有气节，虽是小人物，也顶天立地的伟大；人若无气节，虽是大人物，也沙尘般的渺小。傅山是有铮铮气节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傅山对于皇帝的评说和态度，也让我敬服。傅山所处的时代，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但傅山却不像常人那般服帖。他对孟子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点，极为推崇，进而并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观点，其思想锋芒，直逼身为九五之尊的“真龙天子”。傅山的观点，已带有启蒙思想的色彩，启蒙思想发展到头，便是要掀翻皇帝的座椅。傅山谈论古代帝王的许多话，更是表达了他对皇帝的不大恭敬的态度。他在文章中称一向具有“圣君”之誉的唐太宗为“二郎”、“李二郎”，称这位“圣君”的爸爸李渊为“老庸”，并说，“老庸仗儿子为皇帝，私气不除，殊帐人肠矣”。“二郎”，是民间俗称，“老庸”，更深含鄙夷色彩，由此二称，便可看出皇帝在傅山眼里是什么形象。傅山还说过，“李太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言下之意就是皇帝是可以视如常人的，皇帝也并不那么神圣。这话今天听起来固属常语，但在300年前却属异端之词、惊人之语，是须有胆识才说得出的。
傅山身上有一股侠气，尤吸引人。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傅山传略中评述他是个“任侠”者。他自己也曾自述读《汉书》时，“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但傅山并不像梁羽生《七剑下天山》所描写的那样，是个剑侠，而是一个身上充满了主持公道、救人于水火的侠义气质的读书人。他的这种侠气，特别表现在出死力为人辩冤白谤上。明朝人吕坤在其名著《呻吟语》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清朝人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也说过：“德，莫大于白人之冤。”傅山正是实行这一天理和美德的侠肝义胆之士。明崇祯九年，阉党余孽张孙振陷害贤士袁继咸，酿成冤狱，傅山挺身而出，起草辩冤文书，要求主谳者“以存公道，以服士心”，并亲自进京鸣冤，终于使袁继咸的冤案得以昭雪。在为袁氏辩冤的过程中，傅山曾受到恫吓、威胁，但他全然不顾。为助人他花掉了万余两家财，毫不吝惜，事后他却不居功受谢。
傅山是个非常率真、质朴、坦荡的人，对他这种性格和人品，我很喜欢。傅山是个书法家，与人谈书法时曾说：“学书之法，宁拙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表面看，他谈的是书法，实则并不止此，而是反映了傅山做人的一些准则，反映了傅山的性格。傅山爱写杂文，从他的杂文中也可看出他的性格。他写道，有些人遇到有人骂，“只记得个谁骂我来，却不记骂我的是哪一桩短处，若于此有醒，骂我者是我大恩人”。他认为有错就应当欢迎人骂，而且要记住骂的是自己哪桩短处，骂得对的，骂者就是自己的大恩人。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
傅山的率真和质朴，也可以从他的一些信札中看出来。他写过一封关于听书看戏的信，有云：“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什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至眼前无动静，便到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信写得极通俗有味，傅山率真、质朴的模样似在眼前。鲁迅先生大概也很喜欢傅山信中的这些话，故把它抄录了下来，见于鲁迅的《西牖书钞》。
傅山是山西阳曲(太原)人，他的性格的形成，与三晋大地的质朴民风和雄深的地域风格有很大关系。全祖望曾经说过，傅山“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而不屑为空言”。不为空言，即傅山的质朴、实在的性格的表现。散文家余秋雨曾做名文《抱愧山西》，对创建了“海内最富”的致富业绩的山西商人大加褒扬，这也使我对山西商人刮目相看，但我也想说，更能使山西人骄傲的，是山西出了个傅山。这犹如湖南出了王夫之，浙江出了黄宗羲，安徽出了戴东原。他们既是地方上的人杰，也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我很喜欢郑板桥的书法，觉得他的字，于雅中透出奇气。但一次读周作人的《〈亦报〉随笔·会与不会》，见他说，比起傅山来，“郑板桥、赵 叔都不免还有俗气”，吃了一惊，惊的是傅山的书法竟是如此高格。我不谙书法，但却因此更加敬重傅山，也盼望能亲睹到傅山的墨迹。
傅山又是个诗人，他有一首诗我很看重，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我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智者、志士，枯坐在青灯之侧，满腹兴亡之叹，一腔忧国之思。诗中所云身处不生不死之间的心境，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倾诉的“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颇有相似处。古语说，“诗言志”，傅山的这首诗就是一首表达心志的绝好作品。
傅山是300多年前的一位学者。300多年过去了，傅山的学问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傅山的人格也仍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我从一接触傅山的材料，便觉得他有一种吸引力，随着对傅山的了解的增多，我由佩服而敬重而热爱，终至在心上刻下了傅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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