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精神的《八一宣言》和电报密码本从莫斯科回来。会议分析了形势，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确定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那时我们还在保安一带的山沟里，没有占领延安，在讨论中，大家觉得陕甘根据地的面积太小，人口很少。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师后已有1万多人，粮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当地没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时，听说四方面军也快要出来了，陕甘根据地养不起这许多军队，必须发展根据地。向哪儿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绥德有阎锡山的两个师，西南和南面是中央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我们顶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发展，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面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但是，毛主席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以巩固求发展，而只能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主席说服了大家，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征。
那时候讨论问题很民主。东征一提出来后，就征求意见，要大家把困难都摆出来。
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过湘江、大渡河、金沙江、乌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河对面的阎锡山部队是怎么布防的?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
毛主席对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动摇的，准备工作也考虑得很细致。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彭德怀、林彪分头到前方去调查，查清这些问题。他们依靠群众，派侦察兵，坐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了河东的敌情，。他们回来汇报，认为渡河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同时，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不强，过河没有问题。但是，对回不回得来的问题，大家的争论仍很激烈。彭德怀也有点顾虑，他和毛主席共同研究怎样保证部队能回得来的作战方案。毛主席说，他不能保证回得来，但只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保过河部队不同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河西，毛主席还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在保安的周恩来发电报，要他亲自到黄河边的清涧县驻地来统一指挥二十八军等，在沿河东西两岸各七八个县的长线上，发动群众，拆毁敌人的堡垒，保持渡河点，保障前后方运输畅通。这样，
2月18日就正式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
东征时，红一方面军使用的：名称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主席是政委，彭德怀是司令员，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我。渡河前，毛主席先到黄河边，叫叶剑英和我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政委。
1936年2月20日傍晚，红一、红十五军团在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这两个渡口分头强渡黄河。当时，黄河解冻不久，河边上还有一点冰渣子。阎锡山没有估计到我们会突然过河，他的河防部队很松，所以渡河很／顷利，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晋军100多里的防线突破了，并且包围了石楼县城。
红军一过河，阎锡山急忙调集14个团的兵力，分四个纵队前来反扑。开始时我们胃口很大，，想一下子把它都歼灭掉，结果不行。这时毛主席在石楼县的大麦郊一带指挥，就决定分兵游击。一军团南下向洪洞、赵城，一直打到侯马北面。程子华率领十五军团向北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然后转战晋西北。一路上不进县城，只在乡镇、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筹款扩兵。到了山西，有地主土豪可以没收，有东西可以吃，比陕甘苏区好得多。原来想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蒙古的边境地区。这时，阎锡山慌了手脚。多少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把手伸进山西，总受到阎锡山的抵制。这一次阎主动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刻乘虚而人。调集10个师人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指挥。红军面对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去河北已不可能，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不大，决定回师陕甘，先逐步收缩兵力于晋西。5月5日，全部顺利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地区，胜利结束了东征战役。最可惜的是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牺牲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是很有感情的。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窑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入延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
回师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总结，会议开了十几天，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坨，十五军团一坨；一军团又分成两坨讨论。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突出的事例是批评一军团的本位主义。一军团在洪洞、赵城一带扩兵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每个会场都听了，听后作了个结论，批评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出来承担责任，说他是政委，没把好舵，应该由他负责，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原三军团的同志在会上也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同时，在三军团改编成一军团的第四师时，政治委员是彭雪枫，把原一军团的陈光调来当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在会上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开得很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