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这块革命的热土上，到处留下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洒下了无数革命英烈的印记和鲜血。吕梁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红军东征的足迹遍及吕梁13县市。许多重大会议、重大决策、重大战役都与这块热土息息相关。也正是在举世闻名的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写下了《沁园春·雪》，使吕梁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更加令人神往。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地点，曾有多种见解。近来，我们组织专家学者，走访了部分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老红军、老干部。经多方考证，我们认为这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确实形成于山西省吕梁老区石楼境内。
一、关于《沁园春·雪》创作时间、地点争议的由来
《沁园春·雪》一词的创作时间、地点一直是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课题。普遍认可的时间是1936年2月，写作地点是黄河岸边。关于进一步详尽的时间地点则说法不一。
一种是“陕北说”。认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初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部署东征的准备工作时，面对山野白雪，涌动了诗意，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还有说法是，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前(1936年2月20日前后)在黄河岸边写就。
一种是晋西说。认为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后，正值大雪纷飞，在一座山头上，远眺北国的风光，胸怀胜利的喜悦，形成了创意，此后在石楼境内写下了这首诗。
还有一种说法，是飞机上之作。起因是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这首词抄送给了柳亚子先生，手稿传开后，先后被《新民晚报》和《大公报》刊登。于是，强烈关心毛泽东行动的读者理解成是在飞往重庆的途中写成。这一说法当时就被知情者否认。
二、关于毛泽东渡河时间考证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渡河作战命令。2月20日20时渡河作战开始。
关于毛泽东东渡时间,大都认可为2月21日。原浙江省人民政府地矿局局长、红军东征时地下党的交通员白乙明回忆说：“2月21日上午，动用了六、七只大船将红十五军团的人员、物资渡河后，毛泽东、贺子珍及红军总部机关约50人乘船来到山西省石楼县辛关村。”又说：“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上午到了辛关后没有马上离开，就住在我店里专门等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下午到后，就立即在店里开会研究过河后的军事工作。开完会议后，也是2月21日傍晚，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离开辛关，向义牒方向进发，当晚住义牒镇留村”(中央文献出版社《数风流人物》)。
因白乙明当时公开的职业是开店，亲自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对时间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曾任东征时渡河司令的周士弟回忆说，毛主席在黄河边指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后，就赶到前方，在赴前方之前，他又具体布置了后方工作。他还给杨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到“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2月21日12时于河口)。另《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毛泽东于1936年2月21日进入山西石楼县东辛关。
可见，毛泽东在1936年2月21日渡河进入石楼是有充分依据的。但有个别老同志回忆说毛主席是在22日或23日渡河的，因当时处于行军途中，记不准是难免的。
三、关于《沁园春·雪》的写作时间、地点考证
多数诗人和学者认为这首词写于2月21日以后。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兴汉《〈沁园春·雪〉写作时地考证》，盛文廷《〈沁园春·雪〉的写作发表问题》，都认为该词写于1936年2月22日或23日晚。
一些红军将士和老人都记得，2月20日晚至21日确实下过一场雪。
时任渡河先遣队队长的曾思玉将军回忆“……2月21日10点钟左右，我们看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封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曾思玉《踏雪访黄河》《星火燎原》第4集)
在吕梁工作的同志曾走访过一些年长的村民，进一步证实了1936年2月20日晚确实下了一场雪。据石楼小蒜村的一位村民回忆：那年一冬未下雪，正月二十八(2月20日)晚下起了大雪，次日要葬他的姑妈，他们家人早早起来扫雪。
毛泽东20日晚至21日上午正在指挥东征，虽然在陕北遇上了雪，但作词的可能是不大的。
日本学者武田泰浮和竹内经过专门研究，在《诗人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沁园春·雪》是吟咏东征攻入山西省时看到的实景，这是没有错的。但我认为题材不限于此，还应包括内蒙古广阔的北方即北国风光的全景”。
应该说日本学者是不会有地域感情偏见的。
从长征将士的回忆和学者的研究看，这首词确是在石楼写的。
王华主编的《毛泽东走进山西》(中共党史出版社)，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史诗论》(山东人民出版社)，刘波、杜福增主编的《长征纪实》(人民出版社)等一批著作确认是“红军东征时期在石楼城下写成的《沁园春·雪》”。红军东征时的一位山西省柳林县籍团长王达成回忆说“在西卫村开会时，人们传开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贺清华也回忆“当时渡河后毛泽东很激动地写过一首诗，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沁园春·雪》”。贺清华回忆说，毛泽东在石楼的西卫村主持召开了各军团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提出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及“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在会上，毛泽东把他的词首次给与会同志看，大家看后很受鼓舞，随后，党中央及时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这次会议从3月20日到27日，是流动进行的。当会议开到石楼灵泉镇四江村时，参会的同志再次看了这首诗，大家赞不绝口。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凯丰、张浩、彭德怀、杨尚昆等。
四、没有红军东征就不会有《沁园春·雪》
众所周知，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诗人。他的许多成功之作无不与一定的政治军事事件相关联。他在长征途中的许多著名诗篇都是在长征进军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触景生情而写成的。他在1931年春、夏先后取得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写了两篇《渔家傲》。1935年2月在渡过娄山关天险后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总的看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是不多的。直到1935年10月长征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先后写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一批大作，展现了其革命家的政治抱负和胜利豪情。从这些诗词的创作特征看，毛泽东作词的风格特征一是有“景”，要么是“山”，要么是“云”，要么是“雪”，总之应有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色；二是有“情”，就是受到革命胜利鼓舞下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念的壮志豪情。而在当革命运动低潮时，充满忧虑时，他是很少写诗的，特别是很少有“大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他有时也写几句诗，但都随手扔掉了。
而在红军东征前夕，是个什么情况呢？
红军东征战略，从最初提出，到最后决策，历经了1935年11月下旬到1936年2月上旬两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党内、军内形成一致的看法是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但是对于从哪里扩，向哪里发展，则有激烈的争论。当时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向东；二是主张向北；三是主张向南。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大智大勇，经过反复比较，坚持认定向北的方针目前不宜，将来可行，且线路欠安。向南的方针绝不可行。根本方针是“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然而不少人对东征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存在着忧虑。有的领导人强调应采取一切手段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不应使红军有脱离苏区的危险。一些前线红军将领同样主张，目前应巩固和发展苏区与红军。就连时任抗日先锋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也是忧心重重。针对种种忧虑，毛泽东在通过多次召开会议、致电、写信、个别谈话等方式，历经两个多月坚持不懈的努力，红军东征战略决策才最终得以付诸实施。1936年1月19日中央签署了《东进命令》。从当时的情况看，在红军东征未付诸实施，还未取得渡河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大可能写成这样充满豪情的作品。特别是渡河前夕，毛泽东在紧张地指挥着渡河战斗，运筹着整个东征战役及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工作，在此种情形下，潜心写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同志会坚持2月初在陕北写成的观点呢？其主要理由是毛泽东在1945年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说，初到陕北看到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但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当地老百姓回忆，1936年是一冬无雪。毛泽东在黄河边初见大雪是在2月21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在2月20日以后写的。而一些坚持“陕北说”的同志，连毛泽东去过石楼这一史实都不清楚，至于不知道在石楼写了这首词就更不足为奇了。再者，“初到陕北”是个宽泛的概念，几天是初到，几月也是初到。更何况，如果毛泽东早在2月初将词写成，为什么在3月1日到达石楼县西卫村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有人知道?而在西卫会议上，许多红军将士都记得，大家首次见到这首词。
这首词，创作于石楼境内是合乎逻辑的。2月20日晚，红军冲破敌军的封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2月21日红军东征渡河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满怀胜利的喜悦，渡河进入石楼境内，途经石楼县起伏的山峦，登高远望，连绵的群山，冰封的黄河，遍地的白雪，尽收眼底。当晚住石楼县留村，第二天移居张家塔，3月1日至3月5日住西卫村。在这段时间里，红军不仅取得了渡河的全面胜利，而且取得了红军东渡后的第一个大战斗———关上战斗的胜利。在捷报频传的喜庆气氛里，毛泽东踏上“北国”的土地，面北远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壮丽景观，怎能不触景生情，诗意勃发呢？
从这首词的内容看，全篇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早期革命中，毛泽东往往用“雪”“云”等词来比喻反动的统治阶级，但在这里一改以往的格调，“雪”成为“江山如此多娇”的点缀。银蛇飞舞般的白雪，使北方的大自然这样美丽。“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若在晴天，阳光映照在白雪上，祖国的山河岂不更美？
历史上万千英雄豪杰争相为娇艳的江山所倾倒。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虽有大的历史影响，但都没有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改天换地的使命充满信心，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担当如此使命。
众所周知，红军东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扩红、筹款、赤化”的三大任务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毛泽东为筹谋这场行动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渡河胜利的喜悦对他的触动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战斗进行的顺利，毛泽东在石楼境内从2月21日到3月6日长达16天的时间里，足以形成他的大作。从这首词的内容的博大精深和艺术风格上的精密程度看，它是经过精雕细作的，没有相对安定的时间和环境也是不行的。关于2月7日或2月20日在陕北写成的说法，更多的考虑是当时有了“景”，而没有注重东征胜利与这一历史史诗的必然联系。有“景”没“情”是写不出好诗的。在没有取得渡河胜利之前，毛泽东是很难有这种创作激情的。也只有在渡河成功，毛泽东踏上山西土地之后，才会亲临其境，领略北国风光，抒发政治情怀，写下这千古绝唱。可以确信，这首咏雪之作，确系东征的真实写照，景是东征的景，情是东征的情。可以说没有红军东征，就不会有《沁园春.雪》。这首词确是毛泽东在东征渡河前后写成的。确切地说，是构思于渡河期间，写成于石楼境内。 ■
附：也谈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创作时间与地点
作者：郑化民
中共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先生今年3月在《前进》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红军东征孕育的千古绝唱——毛泽东创作于石楼考证》，读过之后，有些疑问，写出来与聂先生商榷。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创作于何时何地，这是我照录一份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给柳亚子先生的信：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敬颂
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有此足矣。毛泽东信中所说“填过一道词”，便是指《沁园春·雪》，这一点人所共知，无可置疑。“初到陕北看到大雪时”，虽然没有把时间具体到某一日某一时，没有把地点具体到某个村庄某个山头或某个窑洞，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一、地点在陕北，二、时间在初到陕北，三、初到陕北看见过大雪。应该肯定地讲，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最具权威性的，别的任何人的记忆与考证，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很难否定毛泽东这句话的。我坚信，毛泽东能够分清陕北与晋西，大雪与无雪。聂先生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否定了毛泽东的说法，但否定的很武断，没有逻辑性。聂先生讲：“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当地老百姓回忆，1936年是一冬无雪。”言外之意，毛泽东“初见大雪”时已到了石楼。“有关资料”是哪些资料？哪里的资料？记载了什么？‘当地老百姓’是哪里的老百姓？石楼还是陕北？他们的‘回忆’是否靠得住？是否就能否定毛泽东自己的记忆？＂一冬无雪＂的区域有多大？此处无雪，彼处也无雪吗？聂先生对这些问题没有作一点说明。学术研究是不能这样模糊的，尤其是关键性论据。聂先生说“初到陕北是个宽泛的概念，几天是初到，几月也是初到”。我不明白聂先生这句话是要说明什么，证明什么。聂先生又说：“如果毛泽东早在2月初将词写成，为什么在3月1日到达石楼西卫村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可笑，我说这只能问诸毛泽东本人了。写词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给人看，全凭作者个人情绪。写出来马上就给人看，或一辈子也不给人看都是有的。在这里，我问一句聂先生，为什么毛泽东1936年就写好的词，1945年才在重庆给柳亚子先生发表？这九年多的时间里又有谁知道这首词？这难道可以证明《沁园春·雪》不是写于1936年吗？
我认为，《沁园春·雪》是毛泽东1936年2月率领红军东征时在陕北清涧县黄河岸边写成的，东征到达山西省石楼县时，在西卫村、四江村公之于众，1945年重庆谈判时交柳亚子先生首次发表。这个结论并非我研究所得，这是史实，大多数人公认，无须考证。
聂先生在其文中用很长一部分文字论证毛泽东在陕北期间，由于党内对东征有争议及其它事务影响，“充满忧虑”，缺乏创作激情，因此不可能写出《沁园春·雪》这样的大作品来。而到了石楼后，渡河成功了，而且关上战斗胜利了，毛泽东“诗意勃发”，于是《沁园春·雪》应用而生。这样的推测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作为论据，证明《沁园春·雪》不是创作于陕北，而是在石楼，就远远不足了。我们不能以己度人，更不能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聂先生列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说都是在取得某一胜利后“触景生情”写成的。但聂先生也有所不知，毛泽东更有不少诗作是在“充满忧虑”时写成的，在毛泽东身上，充满忧虑同时又充满激情并不鲜见。东征是一个大事件，但在毛泽东所经历过的风云变幻中，东征又多大，我想无须多言。聂先生的文章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这便是论据是可能性的，结论却是断然肯定的，这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
聂先生的文章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比如，前面说多数专家认为《沁园春.雪>创作于2月22日或23日,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结论,后面却又说从2月21日到3月6日十六天时间足以蕴育成"这部大作"。比如，聂先生说，渡河成功了，关上战斗胜利了，毛泽东高兴了，有写诗的激情了，事实上，按聂先生所认定的2月22日或23日，关上战斗还未打响呢，何谈胜利。20日未渡河，毛泽东心绪不宁，没有写诗激情，21日一过河，东征才开了个头，毛泽东的心情就好了，写诗激情就有了，这样的推理聂先生自己信吗？实话讲，渡河后，毛泽东更忙了，担心的事更多了。
顺便说一点，聂先生在其文结尾说：这首“咏雪之作，确系东征的真实写照，景是东征的景，情是东征的情。”这样的说法狭隘了一些。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一首千古绝唱，天高地远，磅礴大气，放怀宇宙，俯视王候，其景其情，远远超越了东征本身。欣赏这首词的文章，大多只是说明此词创作于1936年东征期间，很少介绍详细的东征背景，很少说明确切的创作时间与地点,因为这对欣赏词作没有什么帮助。
我认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要考证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究竟创作于哪一日哪一时，哪个村庄，哪个山头或哪个窑洞，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这对研究毛泽东和《沁园春·雪》，对研究东征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没有实质性意义。当然，陕西省清涧县与山西省石楼县出于建设家乡，发展旅游的目的，都想让《沁园春·雪》落户在自己土地上，动机是好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清涧县早走了一步，不仅“确定”了创作的村庄，而且“确定”了创作的“窑洞”，甚至“找到了”毛泽东写词用的炕桌子，这张小炕桌现在陈列在延安。实话讲，清涧的“论证”也很勉强，但终究没有离开毛泽东所说的“初到陕北”。
我是石楼人，我对石楼这块土地有极深的感情，我恨不得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人与重大事件都与石楼有牵连。我恳请前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为我的摄影作品“天下黄河第一湾”题词“黄河奇湾”，目的之一也是为石楼历史增加更多的人文内涵。我相信聂先生更是为石楼好，为吕梁好。但我们必须明白，正因为我们经济贫穷，文化落后，我们在对外宣传上更应谨慎从事，尤其是学术研究，一定要言之有据，自圆其说，否则便会适得其反，贻笑大方。学术结论不会因政治地位而增加其正确性。权位是一时的,利用政治企图改变科学真实的,自古及今,都没有成功者,无论其动机如何。我们不能给后人和历史留笑话。《沁园春·雪》到底创作于何时何地，如果毛泽东自己说了都不算数，哪还有谁说了能算数呢？
前些时日，我在北京见到了曾任延安时保卫毛泽东的手枪连连长，1948年保卫毛泽东进北平时的便衣队队长，后任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常务副局长的高富有同志，老人家今年九十一岁，耳聪目明，思路清晰，直接跟随和服务毛泽东近四十年，对毛泽东感情很深，对家乡石楼关切之意，溢于言表。谈到毛泽东《沁园春·雪》，老人家说：石楼这样说，是会被人笑话的。实际上，我们只要说，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征，从陕西清涧进入山西石楼，其间写成著名的《沁园春·雪》，在石楼县西卫村公之于众，就完全可以啦。沁园春大街，沁园春学校，沁园春石壁雕刻就都可以进行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