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至5月进行的红军东征战役，是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新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所采取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它不仅有力地巩固与壮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打击了蒋阎反共亲日势力，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和红军坚定的抗日决心，而且在山西广大地区唤起了民众，播下了抗日的火种，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山西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尔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次渡河入晋和实行全民抗战，创建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政治和军事条件。以下笔者就试从红军东征与山西抗战局面的全面形成作一阐述。
一、东征战略决策的提出，体现了我党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中心根据地的构想，这为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1936年日帝步步进逼，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继续“围剿”红军，形势严峻，中共作出了东征山西的战略决策，以便打通抗日的通道。这是东征山西的必要性。
1936年冬，长征后的中央红军落脚到陕北，此处地瘠民贫，交通闭塞，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1936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把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但蒋介石国民政府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转移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误国殃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峻形势，红军的发展问题和抗日救国的问题是摆在中共面前的迫切任务，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是立足陕北向外发展，摆脱困境，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使命。在如何向外发展的问题，存在着向东（山西）、向西（宁夏、甘肃）、向南（陕南）、向北（绥远、内蒙古、察哈尔）四种意见。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向北没有出路，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征粮亦无办法；向北开赴渭水以北地区对蒋作战，这是张学良的地盘；向西发展，文章同样不好作；剩下的也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渡河东征，发展山西”。毛泽东力主向东的山西发展。
同年底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党的这一政治策略的转变，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打通抗日路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会后，毛泽东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明确提出红军必须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山西吕梁山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
毛泽东在东征前线又进一步阐明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同东征山西的关系：“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阶段的战略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山西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由此可见，党中央确立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也就是把抗日的基地放在山西，在山西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而推动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
其次，山西具备建立抗日基地的各种有利条件，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政治环境，其他省份无法比拟，这是东征山西的可能性。
第一，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讲，山西群山环绕，关隘众多，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全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壑相连，丘陵起伏，大小山脉纵横其间，任弼时指出：“依据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不仅便利于防阻和迟缓敌人之前进，且有利于我们部分地消灭敌人……便利了我们的防守、持久战争与打击敌人”。山西重峦叠峰、进退自如的特殊地形，敌人无法完全占领，同时又便于红军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存在。
第二，山西群居华北，是中日必争的战略要地，山西失之于敌，则华北不保；山西据之于我，则华北复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8月，侵驻华北日军达30余万人。由此可看出日军对山西的必争之势，也可透视出山西在全国抗战中的特殊地位。我党对山西的发展也极为重视，任弼时曾分析说：“山西……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意义……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毛泽东对山西的发展更为重视：“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在大敌当前，红军被困的形势下，山西是我军实行直接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是我军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向华北乃至全国的理想通道。
另外，山西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党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山西发展，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是一位拥兵自重、诡谲多变、见风使舵的人物。华北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华北形势逆转，山西岌岌可危。阎锡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自然会选择抗日的道路。阎锡山有一句名言：“母理不变子理变”。母理就是巩固其政治统治，子理是为了巩固政治统治，适应形势变化确定的具体办法。因此，根据其左右逢源的政治秉性，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张闻天指出：“当日本增兵华北，华北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阎先生就开始把‘防共’的精力转向‘守土抗战……’在政治统治的范围内，相当容许了人民报国的自由”。
山西与陕北相连，地广人密，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奉行“保境安民”、“行利”、“启智”方案，农牧业发展较快，工商业各业俱兴，财力物力充裕。红军东入山西，便于筹集钱粮，给养部队，扩充兵员，对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和提高红军作战能力十分有利。
红军东征，既能调动入陕的晋绥军回到山西，减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同时又可依据山西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政治环境，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山西发展抗日力量，打开山西的抗战局面，进而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曾对山西的抗战地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二、红军东征战略的实施，打破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共宣传和反动封锁，鼓舞了山西群众的抗日热情，为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要打开山西的抗战局面，首先得打破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进行欺骗性宣传所形成的紧张反共氛围，而这正是东征的战略目标之一。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历史上曾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深感“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为防备共产党，在军事上依据黄河天险构筑军事设施，并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另外，还特别注意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共宣传。为此，阎锡山亲自编写了《防共应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歌》等反共小册子，并强迫所有学校和广大农村作为政治课和必修课学习，宣扬“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共产党共产又共妻”，“共产党来了一齐都糟糕”等内容，从而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红军狰狞可怕的气氛，偏远闭塞的农村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红军产生了极其恐惧的心理，这种政治氛围不利于山西抗战局面的打开。
面对山西这种不利于红军发展的社会环境，毛泽东指示入晋的红军：“要想办法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打开工作局面”。中共中央在加速东征军事准备的同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中共中央专门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并从中央党校挑选了60余名县团级干部组成地方工作组，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红军东征入晋后，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做宣传员，挨门挨户去宣传，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先后在石楼、临县等县发展党员，并把建党工作深入到最基层的县、区、乡、村，使党组织的活动区域由东征之前以城市为主逐步转向农村，从而使党的抗日报国政策在农村扎根。两个半月的东征战役后，山西有太原、寿阳、平遥等10个县恢复和扩大了共产党的市（县）委、支部，8000多青年加入红军，有的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太原等城市的工人、学生运动也有所恢复和发展。
共产党在大搞“宣传战”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群众。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使老百姓看到：“红军不用说杀人，连一个人也没有打，村里的老百姓无不称赞红军是一支好军队”。红军以其严明的纪律、和蔼的态度、坚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实际行动，打败了阎锡山的反动宣传和封锁，使山西人民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成为山西群众觉醒的起点，抗日救亡思想深入人心。薄一波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到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
红军东征，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恢复和发展了各地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从而改变了山西被阎锡山控制的局面，在山西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浩荡声势，为以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东征赢得的良好政治声誉使山西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群众抗日热潮，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山西的抗战局面开始打开。
三、红军回师西渡，最终促成了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
第一，阎锡山由反共开始走向联共抗日。红军渡河入晋东征，为时75天，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由于蒋、阎的阻拦，红军被迫反击。中共为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和积蓄抗日武装力量，决定回师西渡，5月初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主力撤回陕北，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共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的诚意，在政治上孤立了蒋介石集团，在全国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尤其对山西的阎锡山震动很大，为其由对日妥协走向联共抗日提供了条件。
红军东征，向山西打开抗日的道路，本身就是对阎锡山的一种争取，东征的红军击退了阎锡山围堵红军30个团的兵力，使之尝到红军作为正义之师、胜利之师的威力，认识到凭自己的力量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同时，红军东征，抗日讨逆，救国救民，顺应民心民意，赢得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从而促使阎锡山醒悟道：“今后中国人民的选择，看谁抗战有功”。这一醒悟为其最终选择联共抗日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军回师西渡进一步激化了阎与蒋、日之间的矛盾，打破了他在抗日和日、拥蒋拒蒋、反共联共三颗鸡蛋上跳舞的平衡。蒋介石借援助阎锡山阻拦红军之机，派10万大军入晋，红军回师陕北后仍没有撤走之意，且有占阎地盘的企图。阎锡山哀叹道：“我不亡于共，亦将亡于蒋”，而日本人也以“共同防共”为由，频繁入晋，日益危及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大有侵夺我晋绥之图谋”。同时，回师河西的红军也随时可能再度东渡，阎锡山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他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只有发动共产党才能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阎锡山的反共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想法。
第二，中共对阎锡山展开争取工作，在山西形成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改变策略，极力创造条件，以东征为契机，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并以此为突破口，以其实现山西局部合作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
1936年3月，中共签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由此，中共向阎锡山伸出了“合作”之手。东征期间，我军高级干部叶剑英等多次接见郭登瀛（被俘的晋军第三九二团团长），反复给他讲诉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也亲自接见，指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要搞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加紧了时间的统战工作。同时，委托来蕴山（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中学的老师）入晋会见阎，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成敦促其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明确表态联共问题，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
红军回师西渡，给处于尴尬境地的阎锡山指明了出路，在《回师通电》中，表示我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停战抗日之目的”。红军回师后，释放了被俘的晋军和郭登瀛、毛泽东亲笔致函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乡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乡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阎锡山在严峻形势面前，逐步认识到了蒋、日对山西的威胁和中共抗日的诚意，联共抗日的态度开始明朗化，在军事上停止了对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并通过张学良向中共表示：“愿与红军接洽，愿与中共直接联系”。中共与阎锡山开始走向合作，1936年秋，阎锡山率先在全国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同年8月，阎锡山改“防共”、“剿匪”第一的政策为“抗日图存”。9月，阎批准成立由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牺牲救国同盟会”随后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回晋，“共策保晋大业”，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形成。
四、山西抗战局面的最终形成
经阎锡山批准成立的“牺盟会”，实际上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山西共产党组织一改过去秘密的、非法的活动形式，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公开的、合法的统战组织，采取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大刀阔斧地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培养进步力量，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使山西出现空前未有的群众抗日热情，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为在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你们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例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根据在山西形成的特殊抗战关系，将山西的统一战线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造牺盟会领导机构，使其成为中共领导下山西各界群众抗日报国和领导机构。同时组建了建制上旧阎军序列，实质上由中共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在后来山西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还组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临时政府——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山西的抗战局面最终形成。
在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以红军主力改编成的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前线，依托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发动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战。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参考文献：
《山西文史资料》
《山西抗日战争史》张国祥
《红军东征》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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