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遮不住太阳
1935年12月的一天，在铭义中学的校园里，我和即将介绍我入党的同学雷希圣并肩走在一起，他靠近我，低声地说：“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经到达陕北，和刘志丹的红军汇合。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是真正救国爱民的老百姓部队。”他还说：“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正道听到红军的信息。在来自北平、上海的进步刊物上，我也看到了朝气蓬勃地开展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1936年3月，放寒假，我回到家乡孝义东盘粮村，听到跟在学校时完全不同的情况：阎锡山指使他新建的“防共保卫团”、“公道团”和县、区政府官员，四处煽风点火，散布所谓晋西“剿匪”胜利的谎言，还说什么“共匪来了杀人如割草，共产共妻，贫富皆难逃”，并威胁百姓：“谁敢通匪就要杀头”。如果发现过往行人身穿“裹肚”，腰系红裤带，就怀疑是红军的侦探，捉拿惩办，闹得村里人惶惶不安。
听了这些流言蜚语，我的心情反而平静，因为红军视人民群众为父母的真相，在学校时早已从雷希圣同学那里知道。至于那些诬蔑红军的谣言，都是阎锡山唯恐红军到来，危及他的统治地位而捏造的。
白色恐怖的乌云，遮挡不住灿烂的阳光。家乡的人们从亲友和过往行人中，听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后来亲自目睹耳闻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东征红军之后，阎方官府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就都一一不攻自破了。
3月10日，从日出至日落，在我们村里，不断听到从西边传来的隆隆炮声，加上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说，搅和得村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经过打听，我知道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东征红军，已经挺进到距离我村不远的兑九峪一带，正与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阎锡山晋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后经多方调查，我才弄清楚兑九峪战斗，是东征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次激战，倾注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大量兵力，指战员们冒着阎军阻击的猛烈炮火，奋勇冲杀，双方都有伤亡。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完成围歼阎军杨效欧、李生达所属主力部队的预定计划，但是在对方兵力众多、装备优良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消灭阎军两个半团的重大胜利。红军艰苦卓绝、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爱戴；群众为红军送水、送饭、救护伤员，给予红军很大的支援。从此以后，东征红军兵分三路长驱直入，转战于吕梁山区和晋南、晋中宽阔的平川地带，冲破阎军围追堵击，渴望打通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
红军战士到我家
3月19日凌晨，我刚刚起床，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和一向沉着胆大的母亲武殿卿开了院门，把风尘仆仆的几位红军战士迎进院来。他们头戴红星帽，身穿灰色军装，手提枪杆、大刀。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战士说：“老乡，你们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为老百姓打天下。阎锡山说我们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这完全是造谣。我们要在街上刷写宣传标语，请你们帮助搞些锅底黑灰。”红军说话和气，礼貌待人，家人深受感动。对红军提出的要求，我和母亲满口答应，一面为他们烧水做饭，一面往刷写标语的铁桶里装锅底黑灰。
红军事先作过周密调查，知道我家雇有长工、经营耕地、商店，比较富裕，但是热心为村里兴办农田水利和小学教育等公益事业。一位领头的红军便提出要同当村长的父亲马鸿勋见面。父亲对红军心存疑虑，早已离家躲避。母亲说：“他不在家，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红军说：“日军加紧侵略我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希望你家捐助抗日经费500元。母亲和我意识到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就答应下来。我们很快凑起了钱，交给了红军。红军表示感谢，并立即给了一张部队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的收据：“今收到东盘粮村马鸿勋捐助抗日经费500元。抗战胜利后，凭证归还。”收据上还注明了收款的日期。这一具有革命历史价值的文物，可惜后来在战乱中不慎丢失了。
为红军捐助抗日经费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冒着风险的，开始我父亲也很担心，因为阎锡山正在疯狂镇压所谓的“共党嫌疑分子”，弄得不好，可能因此被定为“通匪罪”，引来杀身之祸。但是，父亲反复思量后，又觉得很坦然，他自知自己是有钱人家，又当过村长。红军要他捐助抗日经费，这符合民意不能推辞，是在情理之中，无怨无悔。后来阎方官府对此事也没有追究刁难，我家也就安然无事了。
当我赶到街上，举目所见，红军大队人马正高唱着“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铁的红军……”的红军东征歌，威武雄壮地沿街由南向北进发。他们穿着灰军装，头戴柳条编织成的防空帽，有些穿便衣棉袄棉裤的，可能是新参军的农村青年。三五人一伙的小红军，在墙上张贴传单、刷写标语，宣传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原来躲藏的村民，在解疑释惑后纷纷涌现街头，送茶送饭。好奇的小学生围观张贴在墙上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有的倾听红军宣传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军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的阴谋。军民鱼水情深的情景十分感人。
当天上午红军走后，国民党飞机在天空盘旋一阵，向北飞去。村里人关切地说：“红军该不会遭轰炸吧!红军真行，昨晚听说离这里还有40多里路。今早就来了。”我从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周士第1936年的《东征日记》中，知道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徐海东，军团政委是程子华，而且还清楚了3月19日这天，他们早晨一点钟从介休的师屯、义棠镇出发，经过孝义的南北姚、郑家营和东盘粮，到达汾阳的仁岩、尽善(杏花村)宿营，一天行程120里。怪不得乡亲们说：“真是神兵从天而降，个个长着飞毛腿。”
这天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白天亲历的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重现脑际。红军的行为举止，耐心地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我和我家正在读书的兄弟姐妹们触动很大。我亲自见证了红军的的确确是既威武又仁义的人民军队，艰苦卓绝，英勇善战，具有很好的政治、文化素质。正如毛主席所说，红军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到处撒播了革命的火种。最令我佩服的是，当时日军疯狂挑起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阎锡山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军进攻采取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了抗击日本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冲破国民党、阎锡山军队的围追堵截，并当机立断，立即把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使我感动不已。
在这种巨大的影响和感召下，我在学校开学复课后，主动靠近党的地下组织，就在这年秋天，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经过同学雷希圣的介绍，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以牺盟会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学生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又接受党组织派遣，加入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走上抗日前线。此后，我有五位兄妹，还有三位堂兄和一位堂侄，先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工作。这次红军的到来，还影响了我村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