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为了奔赴抗日前线抗敌御侮，同时创造有利于中央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军东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征红军在吕梁乃至山西大地上纵横驰骋，奋勇杀敌，组织动员群众，播洒革命种子，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其时陕北虽是陕甘苏区红军的根据地，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面临的敌我态势以及红军经过长征本身的状况，使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发展受到限制，因而苏区的发展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就成为党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省去。”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党的方针路线和作出渡河东征英明决策的重要会议。
1936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县召开了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先锋军总部下辖左右两路大军。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签发了《东征宣言》。2月18日，东征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到陕北延川，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随即开赴黄河沿岸，准备进行东征抗日。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式下达了渡河命令。是日晚8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河口100里长的黄河岸线同时渡河，突破阎军防线，进入山西，开始了伟大的东征抗日。3月31日夜，由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兴县罗峪口渡口登岸进入山西，参加了东征。红军突破黄河防线后，即胜利进击。一军团连克三交、留誉，进逼中阳，十五军团进占义谍，直趋石楼。两个军团在接连取得关上、蓬门大捷后，于3月上旬会师于孝义县兑九峪以西的大麦郊地区。3月中旬，红一、十五军团在孝义兑九峪重挫进攻之敌后，根据东征总指挥部的命令，又兵分三路，实行新的战略展开，宣传发动群众，大力筹款扩军。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向北挺进文水、交城，直逼太原近郊的晋祠，尔后又转向晋西北，一直打到岢岚、岚县。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深深感到红军作战的力量强大，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蒋派10个师，号称15万大军，由同蒲路向北，正太路向西，分两路入晋，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阎锡山也派其5个师和2个旅由晋中向晋西地区压来。面对蒋、阎这种“不与外敌仇，反以国人恨”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遂果断将东征红军撒回河西陕北。5月5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红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挥师河西，历时75天，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给东征红军提出的到外线打击卖国贼蒋介石；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壮大自己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三项任务，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东征红军虽然只有两个半月，但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
一、红军东征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策略方针的成功实践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依据国际和国内斗争的新形势，制定了党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红军东征是发生于瓦窑堡会议之后的红军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成功地实践了中央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
首先，红军东征进行了打击蒋阎反动势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红军战争、苏区建设和土地革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三项内容。红军东征继续坚持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红军战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继续奉行剿灭红军的政策，纠集所部东北军、西北军及包括山西在内的数省地方军阀约20余万，对陕甘宁苏区形成了合围之势，妄图消灭红军。红军东征正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围剿”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战役发起后，阎锡山数年经营的、用于抵御红军东进的数百里黄河防线土崩瓦解，其参加“围剿”陕甘苏区的精锐部队撤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苏区的压力。东征战役在吕梁境内消灭敌军6个团，重创了阎锡山军队的元气，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同时，东征红军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苏维埃的创建工作。红军东征进入吕梁后，在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和东征红军总部的领导下，各地工作组全力开展地方工作，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石楼、中阳、交口等县曾建立了一批乡村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是山西仅有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有的村庄因时间仓促先成立了农民协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暂行苏维埃政权的职能。
其次，红军东征进行了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力量的实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东征红军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红军东征到吕梁后，在动员抗日方面做了以下工作：1、在一些乡村成立抗日救国会，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2、在行进途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如刷写标语、召开群众动员大会等。3、征收抗日救国捐。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下，不少爱国商人、士绅主动为抗日军队捐款捐物。4、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投身抗日救亡。红军通过以上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使人民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第三，红军东征是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红军东征肩负着国内战争和民族革命两大使命，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红军的苏区建设，即建立苏维埃，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则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红军东征的即定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样，如果没有抗日救亡主张的提出，红军则不可能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款项，扩充数千新战士，红军东征也只能是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红军东征不但在军事上打垮了阎锡山军队，而且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打倒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宣传了抗日救国主张，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款项，扩充和壮大了抗日队伍。因此，可以说，红军东征成功地实践了党中央”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二、红军东征壮大了自己，增强了对付蒋阎和抗击日军的能力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是以直接对日作战为目的的，但是当红军到达陕北时，却面临诸多严重的困难：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兵匪横行，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有连年的天灾，使陕北人民更加贫困不堪；而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更使苏区元气大伤。其次，从发展前途来看，总共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40余万。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切割成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次，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仅剩下不足7000人，加上陕北红军，也不过1.3万余人，虽然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北的红军指战员，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必胜信念，但毕竟数量大为减少，体质和装备都很差，要真正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显然势单力薄，难以胜任，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完全闭塞的陕北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的红军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
面对这重重困难，为了聚集抗日力量，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以党和红军现有的力量去发展和扩大陕北苏区，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渡河东征的战略决策。红军东征的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根据中央决议，红军东征到达吕梁及山西后，除与阻拦红军东征抗日的蒋介石、阎锡山军队进行了军事上的斗争之外，在所到之处，大力进行了筹款和扩大红军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红军的筹粮筹款工作，是经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的，而筹粮筹款工作，又推动了群众工作的深入，为扩大红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筹集的粮款和衣物，大部分补充了红军的军需，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在整个红军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不但解决了红军的抗日经费，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且在兵员上得到了补充，疲劳的部队得到了休养生息，与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时的情况相比，实力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不仅可以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军事“围剿”，而且成了以后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真正担负起了抗日的重任。
三、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吕梁乃至山西播下民族革命的火种
吕梁山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沿黄河地区的柳林、碛口、曲峪等地就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地方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农民运动，在一些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离石县农民协会是当时全省仅有的几个县级农民协会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吕梁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夏，在中共山西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成立，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步实践。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山西党组织屡遭严重破坏，地下斗争处于极端艰难时期。红军东征前，吕梁区域内只有中共吴堡县委下属中共河东支部和中共神府特委(工委)下属之中共岚县官道沟村支部在秘密活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吕梁人民在这一时期虽然同党和红军游击队有过接触，也有许多人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与幅员辽阔的吕梁地域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接触是很有限的。更由于阎锡山的反动宣传，散布什么：“共产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穷富皆难逃……”，“红军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等等。这些反动宣传，使从未接触过红军的许多群众对红军产生了畏惧心理；加之，多年来军阀、兵痞和土匪的糟践，使他们对红军的到来，惊恐不安，甚至有不少人躲入深山，不敢出来。东征红军到吕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以所向披靡之势，冲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以扎扎实实的地方工作，戳穿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欺骗宣传。
东征红军进入吕梁后，组织了许多地方工作团，深人到山庄乡村，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演出节目，召开各种会议，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造成了强大的抗日声势。在党和红军的发动和领导下，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游击队，积极参加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精神为之大振。同时他们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完全不同，广大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打消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从心底里拥护党的政策和红军东征。吕梁区域内不少觉悟了的青年在扩军中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跟共产党闹革命，这些参加红军的革命者在抗战爆发后又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回到吕梁，成为创建吕梁抗日根据地乃至晋西抗日根据地、点燃抗日烈火的骨干力量。
红军东征是70年前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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