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35年8月份，天津天气还很热。因为前一位联系人调动工作，我们已由特一区全升里搬到原英租界的一栋二层前楼上，里外两间，房间整洁宽大，南屋向阳，北屋临胡同，窗户可设安全标志，胡同东西都通大街，全院只住一东一客两家人，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理想住所。
当时我在天津从事党的工作。一天，新的联系人李大章同志通知我：“北方局决定你到山西工作去。去了以后，用北方局特派员的名义整顿并发展党组织，先把太原市的党组织建起来，然后再建山西省党组织，总的由你负责，对外印发宣传品可用山西省工委的名义。那里的具体情况，由山西原来的同志向你介绍。我们对山西也是新联系上的，情况不够了解。等那里的交通来了，你就走。”不久，山西党组织的交通员来了，住在天津车站附近。接上关系后，就规定到太原如何接头。他们先走。随后一二天我也就离开天津了。从太原来的人，一位是中共山西工委组织部长郭进忠(李启华)，另一位是工委委员张国声。
我到太原后，先找旅店住下，就按规定到鼓楼北路东一家客店里。后来又找到郭进忠接上头。我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同街区的一个四合院里西房小3间，找到个固定的住处。报的户口是通讯社记者。女二房东对我说，现在户口很紧，只要不是贩料面的就好。
经过郭进忠介绍，只知道原工委成员中，书记是王伯唐(又名王继尧)，组织部长是郭进忠。后来才知道张柏枫是宣传部长，张国声、周华甫是工委委员。
到1936年春节前为止，山西党组织的整个情况是：新的省工委尚未建成，由我联系着武永祥(相当于省工委的秘书长)、胡赋行(太原市党的负责人)、张永青(五、崞、定联合区委书记)、贺德元(原名杨高梧，阳泉煤矿党支部书记)、侯承璋(寿阳肥村小学教师)，还有一个李学渊(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准备让他任太原市党的组织部长。全省有正式组织联系的党员约100来人(其中太原市有70余人)。工作较活跃的有省立国民师范、省立第一师范、成成中学、女师，其他就是一些零星关系了。工厂中的工人党员只有个别关系。太原以外的五台、阳泉、平遥和寿阳共有二三十个有联系的党员。
太原市负责人胡赋行突然向我提出，要到五台一带发动农民游击战争。我考虑五台才发展了些农民党员，还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离陕北太远，也孤立无援，不同意他去。但他一连提了三次，我最后才答应他可去和地方上商议商议再定。后来很快接到他在太原火车站写的信说，因为没有北上的车，就搭南下的车先回家了。这时我才明白了他原来的意图，只要我同意他离开太原，他就先回家躲一段。因为他在国民师范很红，组织上曾给他建立过一个假家庭，但他只一夜就把它破坏了。这次他在国师大搜捕中没有被捕，也算是侥幸。如果再有人把他供出来，在太原确实不好存在。
接着在报上又看到陕北红军渡河东征的消息。那时红军所到之处，和山西工委还没有联系。为了配合红军东征，我就急派武永祥同志(平遥城内人)去晋西一带，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但是过了几天武来信说，白军封锁很严，不准一般人来往行动，只好呆在家里，暂时也回不到太原。同时太原城里也就紧张起来了，查户口，要铺保。报纸上也登出要每个市民带标志的规定。我记得是：能找到两个铺保的戴一个花的标志，能找到一个铺保的戴两个花的标志，找不到铺保的戴三个花的标志。特别我们那个二房东是个直鲁军退伍下来的老排长，对我们已经有些怀疑了。当我刚搬来时，给他说是通讯社的，他怎么也听不懂，最后解释说就是报社，他才懂了。
前几天，我和他闲扯起来说通讯社和报社不同，我们是通讯社不是报社。他反问，那你们刚来时为什么说是报社，现在又说不是报社了呢?他既有怀疑，我就赶快争取主动，先去警察派出所说明这个问题。警察回答说，他是个粗笨人，不懂得什么是通讯社，你们不要见怪他。全市都是慌慌乱乱，有谁敢当铺保呢!我首先把警察稳住了，短期不至于再来催要铺保了。我最担心的是：首先报的职业是假的，一查就露底，假职业还不如无职业。其次，同居者(住机关的女同志)也曾到一个汽车公司亲戚处试探过铺保问题，没有人敢作保。我直接联系的两个人，武永祥在通讯社还有点关系，但一时又回不来。胡赋行走得急，原估计几天就可回来，也没有交待太原党的关系，和基层组织也联系不上了。就这样在太原硬等下去，不仅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可能遭到破坏。还不如到寿阳肥村小学找侯承璋，看是否能在那里落脚。
在从太原到寿阳的列车上，有便衣审问搜身。传说共产党和红军的标志在“火车头”帽子里和衣领里，他们就先搜帽子，后搜衣领子。身上没有搜出可疑东西，答话又是预先准备好的，找不出什么岔子，侥幸没有被扣留。到了上湖车站下车时，遇着大风，幸而去肥村的方向碰对了。我打听过路人问去肥村还有多远，其中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外地人，就怀疑地问：“你是共产党吧?！”我笑着说：“哪里有共产党呢!”旅途中，遇着两列兵车，从娘子关外开进山西的中部抵御红军。
我到了肥村以后，村长不敢收留，我只得离开山西返回天津。
在天津，经过登报寻人，北方局的李大章才到旅馆找到了我。他问你为什么不早来，汇款信上就已指定你来时的住处了。我说，汇款的信封那时邮局照例要收走，我们无法翻过信封洗密语。李又说，你们临阵脱逃，闹得一塌糊涂。对他的这样批评，我是早有精神准备的，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反而跑回来，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过了一周以后，他又笑眯眯地对我说，上次不应该对你那样批评，你还是能独立工作的。
我离开太原之后，在北平看到《山西日报》登出前不久被捕的共产党员段若宗、刘定国、乔增录、邢思廉、曹津、张清源及冀云程等同志在太原前后被枪决的消息，内心极为悲痛！
1936年6月间，党决定李宝森同志到山西接替我的工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