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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

  一、山西牺盟会与决死队建立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继而又占领热河,其占领的这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约等于日、英、法、德、意、奥、匈、比、荷、瑞、丹11个国家领土面积的总和,约等于17个山西、18个山东、19个安徽、21个福建、27个江苏,28个浙江,丧失人口3500万。即使如此,蒋介石仍大举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者一味退让乞和,先后与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导致日本得寸进尺,占领察北、进犯绥东,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撼着亿万群众的爱国心,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情绪。
  中共中央针对日本彻底灭亡中国的企图,改变了斗争策略,于同年12月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政治任务的决议》,决定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此后,随着形式的发展,我党对蒋介石的态度,由原来打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将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并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毛泽东还于5月25日亲笔致信阎锡山,呼吁阎改变立场共同抗日。又于8月14日致信在天津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出除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外,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一有机会即需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我党在太原的代表彭雪枫,说急需与绥、晋关系弄好。彭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同日毛泽东还致信刘少奇,说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注重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①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抗日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②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③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人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贸然向晋绥开进。④红军依约进入划定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指挥,不干涉晋绥当局行政事宜。中共中央北方局动员阎锡山的老友、老同盟会员、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三赴太原劝说阎锡山联共抗日。党中央为了做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工作,于1936年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同样,为了争取阎锡山,红军也释放了被俘的晋绥军一九六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临行时毛泽东接见了郭,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各方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托郭带给阎锡山一封亲笔信。
  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我党以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分别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写信,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同年11月,日军进犯绥东,傅作义奋起反击,并收复了百灵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同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在此背景下,我们党正确地运用策略,尽力争取,典芋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二、特殊的统战对象阎锡山
  
  阎锡山是中国20世纪政坛上的一个特殊人物,原籍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终年78岁,死后葬于台北茔地。辛亥革命时他在太原率部起义,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省主席,袁世凯称帝时封他为同武将军。在军阀混战年代,阎锡山任过晋绥军总司令,北伐时期,则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京津卫戍总司令。1930年元旦,阎锡山为了表示拥蒋,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时,又于1930年4月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7月,在由汪精卫主持于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上,阎被公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于同年9月9日由西山会议派的谢持主持,阎锡山在北京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抗战时期,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前,阎锡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但阎最喜欢的职务,是其自任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会长。其部属官佐们在集会场合,都高喊会长万岁,会长健康。
  为与各种势力抗衡,阎锡山在山西组建过若干政治团体。1932年,他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委任其亲信李冠洋为团长,1933年授意王尊光、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阎自任社长。1935年,组织了公道团,阎自任团长。1936年秋,山西进步人士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也推举他为会长。
  抗战以后,阎锡山退居吉县克难坡,实力大损,有人向他进言,蒋介石在上海利用帮会头子杜月笙扩大了势力,阎受到启发,亦利用起帮会来。他给青帮红帮都戴上山西的帽子,红帮叫“进步总社”,青帮叫:安清进步委员会”,派原晋绥执法副监谢谦参加红帮,设坛收徒,广立山头。阎锡山也参》口进去,并自封为帮内民众山的山主。派将级军官傅存怀参加青帮,任安清进步委员会主任委员,阎也参加进去,自封为嘉白帮大宇辈老前人。
  为了扩大地盘,阎记青红帮,在阎锡山的授意下,曾派帮会骨干分赴察绥冀鲁豫陕等省设坛收徒向外发展。
  山西群众称阎为大军阀、大官僚、大资本家、战犯、反共老手、土皇帝、山西王、奸雄等,外省人则以阎老西叫之。笔者认为阎锡山众多的职称,唯缺少一个恰当名号,即高级“经济师”。阎出身商贾,是个精于算账的人,他的处世哲学即所谓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他在国内各党派军政集团之间,标榜不偏不倚,不说绝对的话,不办绝对之事,对其部下也是一贯扶植成两派,使他们明争暗斗,互相制约,从中操纵。阎锡山这套做法,人们称为唯中说。笔者认为阎锡山唯中论的实质和出发点是“唯我论”、“唯己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都可以抛弃不要,朝秦暮楚,伺机而动。他是反清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可是在袁世凯坐皇帝时,他积极向袁发出劝进电,恭请袁“顺应民意恢复帝制”,并捐款银币2万元作“筹安会”经费。段祺瑞是北洋军闹首领,窃居国务院总理职位,曾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出兵讨段,阎锡山却在段祺瑞面前叩头拜段为老师,派商震率晋军一旅到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遭致全军覆灭。阎锡山是国民党党员,但因搞派系斗争,在山西曾三次取缔国民党,禁止国民党活动。日本人进攻绥东,侵犯到他的利益,支持傅作义抗战,收复百灵庙。但当傅作义要乘胜收复察省张北等县时,阎即派中校参谋赵世铃前往制止,说察北不归山西管辖,别给日本人制造借口,对山西不利。西安事变前,阎锡山与张学良就劝蒋抗日达成共识,二人共赴洛阳乘给蒋祝寿之际曾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遭到蒋拒绝,但张杨在西安实行兵谏时阎却不公开表态,反而发通电质问张杨何以善其后乎,讲了许多空话。阎在军阀混乱年代,时而拥蒋倒蒋,时而联唐打唐(唐生智),时而联奉打奉,时而联冯打冯,就在抗战时也是拥蒋拒蒋、联共防共、抗日降日,耍尽了政治手腕。抗战期间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一级上将,守土有责,但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却发生动摇,秘密与日本讲和,派赵承绶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于1941年9月8日在汾阳签定“日阎停战”协定草案,内中写明,要阎先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汪精卫是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将来适当时机再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再加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使阎锡山的降日活动有所收敛,未到南京任伪职。

  四、牺盟会与决死队的革命贡献
  
  阎锡山抗战前在山西组织过一些政治团体,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旧官僚,思想落后,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阎锡山对梁化之说,要考虑成立个新的组织。自强救国会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宋劭文、杜任之等,就提出组织山西省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意见,阎锡山怕抗日两字惹恼日本人,就亲笔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九一八”在太原市开会成立。
  1936年8月,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京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当时不愿意回山西与阎锡山共事,他的意见受到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的批评,刘叫徐冰转告他:“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当前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与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负责人一有机会即需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点左倾关门主义顽疾?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刘少奇还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薄一波认识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话是对的,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回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回山西是双重身份,在山西政界,他是阎锡山请来的宾客,接办和负责牺盟会的工作,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梁化之,但实际领导人是薄一波,直至1937年7月下旬,薄一波报请阎锡山同意由他组建新军决死队。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指示,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答应,就是要抓枪杆子,并决定薄主要抓武装工作,牺盟会的日常领导工作由牛荫冠负责,从此薄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组建新军上面。在党内薄一波是由北方局任命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不久组织上又派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等同志,来山西参加公开工作委员会工作。
  阎锡山是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他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也为了对抗蒋介石的吞并,不得已请共产党人来山西帮忙,共图保晋大业。他对共产党人是存有戒心的,不过他很自信,自以为在山西势力雄厚,只要新旧两派并重,局势是可以驾驭的。阎曾说,他在三十年的政治斗争中,认为袁世凯最有办法,清朝时站得住,民国时也倒不了。其次是他自己,历经沧桑也没有倒。蒋介石也非常难斗,是光棍,但他对问题考虑不周不如袁。至于共产党,过去认为最好应付,他们都是一些念书的人,是照书本办事的,只要你表示赞成他们的一些主张,就可以应付过去,现在看起来共产党既好应付又不好应付,所以还要多加小心!
  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与杨献珍等数名党员准备起程赴晋,临行前徐冰给他们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①这次到山西首先要站稳脚跟,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②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后刘少奇又指示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继续下去。
  阎锡山确实诡计多端,在形势不利时,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在形势有利时励精图治逐鹿中原。从辛亥革命主政山西起,直至1949年逃离大陆止,在中国政坛上历经38年风风雨雨,始终保持着山西土皇帝的宝座,这在民国史上是唯一的,只是在以马列主义武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共产党人面前才甘拜下风逃亡海外。难怪他晚年与人讲,他的一生很少上其他人的当,唯独上了薄一波的当。这可说是阎锡山的真情自白。
  薄一波回到山西后,领导牺盟会和决死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第一,建立健全牺盟会组织机构,发挥党在牺盟会中的领导作用。
  薄一波接掌牺盟会的领导权后,首先改组了牺盟会的领导班子。1937年2月他在太原召开牺盟代表会议,通过了经过修改的牺盟会纲领,即根据阎锡山的意图,由杨献珍执笔将某些容易引起人们忌讳的提法做了必要的修改,改用阎锡山的语言表达,如抗日改为抗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改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会议决定改组和充实了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把许多党员骨干都安排到各部门去做实际工作。会长是阎锡山,副会长是赵戴文,常委为梁化之、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雷任民、冯基平、傅雨田等7人,其中除梁化之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执行委员共19人,其中就有共产党员12人,他们是张隽轩、刘玉衡、刘岱锋、戎伍胜、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顾永田、周子贞、李力果、智生元、楼化蓬。只有薄右丞、杜春沂是阎的亲信,另有几人是中间人物。牺盟总部直属单位,训练委员会负责人是李力果,干部吕调元,宣传委员会负责人是裴丽生,干部张稼夫、侯振亚。抗敌救亡先锋队队长是董天知,干部纪毓秀、凌则之,陈大东等,都是共产党员。同年4月22日成立的牺盟会太原市分会,负责人为牛荫冠、傅雨田、冯基平、梁膺庸、李涛、张国声、陈大东、黎颖、赵辉、王耿仁等,都是共产党员。太原市还以区为单位建立了牺盟会分会,一区负责人是张国声,二区负责人是顾永田,三区负责人是谷景生、高晋才,四区负责人是梁膺庸、王兴让,五区负责人是李涛,也都是共产党员,牺盟太原市委员会下设的几个工作委员会如兵工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也都是共产党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山西省级领导机关转移到晋南临汾,牺盟总会也随着到临汾办公。为加强领导,在全省建立了9个牺盟中心区,领导各地区的牺盟会工作。五台中心区秘书于寺康、戴新民,苛岚中心区秘书张国声,沁县中心区秘书侯振亚,临县中心区秘书苏谦益,长治中心区秘书王兴让,洪赵中心区秘书楼化蓬、阎秀峰,夏县中心区秘书李涛、王竟成,太原中心区秘书金少英,襄宁中心区秘书岳维藩,以上担任牺盟中心区秘书的都是共产党人。
  继1936年12月牺盟总会为建立基层组织,训练了1000多名临时村政协助员之后,1937年4月牺盟总会在太原又办了约180余人参加学习的牺盟县特派员训练班,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即分赴各县筹建县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第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我们一贯主张发动群众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阎锡山发动群众的动机和方法却与我们背道而驰。他说,不发动是个空子(共产党就要发动),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控制不住起来造反)。抗战前山西是个封闭的社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看不到报纸,更不要说听广播了。我是沁县人,那时全县只有铜川中学有一台收音机,偶而给学生们转播一下阎锡山的精神训话,饭店里的墙上写的是免谈国事。群众中缺少文娱活动,除玩纸牌外,就是到庙会上看戏,或是在邻家举办婚丧大事时听听吹唢呐,农民的一些历史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学到的,千篇一律的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人们受旧传统影响,严重存在着谁来当官都一样,哪个朝廷不纳粮,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等旧思想。这些思想如果不能克服,要发动群众抗日是困难的。

本文来源:《文史月刊》2005年第07期;本文作者:张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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