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2年（1943年），晋城遭灾，这是继清光绪三年（1877年）之后，波及晋城全县的又一次特大灾荒。同年，高平县亦受灾。次年，阳城县又受灾。据《晋城大事记》所载，是年“晋城遭蝗旱大灾，麦苗枯死，树皮草根皆食尽。本年晋城县境内有19万人口左右，人口较战前减少10万多。”而“高平县全县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虫灾，春夏无雨，蝗虫遮天盖地，夏粮全部被毁，秋粮几种几毁，致使百姓饿死、冻死、逃荒出走10万余人”。次年（即1944年），“阳城县春旱严重，秋旱歉收，饿死人约l/4，逃亡者达30％，其中东乡一带约有半数以上背井离乡外逃谋生”。究其原因，实是由于日军侵华，境内各系军队云集，战事频繁，更加土匪滋扰，造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又加上旱、蝗大灾侵袭，终于酿成了惨烈的后果。
这次灾荒距今已50多年了，但有关史料记述甚简，有失详尽，难给人以深刻印象。笔者为使人们不忘这次灾荒，遂利用闲暇，与亲历过这次大灾荒的老人们调查了解，录下以下文字。
一、飞蝗蔽日
晋城蝗灾，自古就有，较早而明确的记载是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大蝗灾，百姓逃亡，饿死者过半。”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7年）之后，记载较少。笔者统计了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至1999年的709年中，泽州境内的蝗灾共15次。确切地讲是公元1290年、1472年、1513年、1528年、1537年、1617年、1639年、1647年、1691年、1837年、1851年、1856年、1857年、1862年、1943年。其中1943年的蝗灾，据今仍健在的老人们回忆，又一直延续到1945年，实际上是这三年内均有。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看，在清代社会稳定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1662—1820年）的158年中仅出现过一次。而政治腐败的明朝天启、万历年间，社会动荡的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年间，清咸丰元年至同治元年，则蝗灾出现频繁，后者11年（1851—1862年）中就出现了四次，平均2．75年一次，1943—1945年的蝗灾，即是每年一次了。从记载灾情的范围及程度上看，严重的蝗灾出现过四次。即1617年（明万历45年）、1647年（清顺治四年）、1862年（清同治元年）、1943年（民国32年），其中又以后两次范围较大。综上所载，笔者读史后初步形成这样一个印象：蝗灾发生必在夏秋温暖之际，旱年多于正常年，乱世多于治世，且甚于治世。因此认为：蝗灾虽是大自然的产物，但又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
泽州县南村镇杨洼村王志祥老汉回忆说：民国32年蝗虫来时正是秋前，当地谷已半人高，正秀穗儿。那天我和许多人正站在村中麦场上，忽听有人高喊：“蝗虫老爷来了。”我循着人们的指向朝正东回军、谷堆头方向望去，只见连天接地，黑沉沉地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一片，向我们头上压来。三二里地说到就到，不一时，蝗群遮住了太阳，光线变得比乌云遮日还要昏暗。一时间，蝗群下落，比分蜂时的蜜蜂和下鹅毛大雪时的雪片还要密集，好像整个天地间都充满了飞蝗。刹那间蝗虫落得遮严了地皮，树上、墙上、塄上爬得满满的，好像房子和整个村庄都是用蝗虫修成的一样。这时我父亲忙着烧香祷告。我当年17岁，就往俺种的那五亩谷地跑，每一步都踩在蝗虫堆里，扑哧扑哧地响。跑到地头一看，哪里还有什么谷子呢?!穗儿叶儿早不知什么时候已给吃光了，谷杆儿也倒了，只剩下半截儿硬杆歪斜着，周围地里的情形也一样，什么都给吃光了。不分平地和高坡，全都是蝗虫，沟壕、后塄的蝗虫足有半尺来厚。我敢说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收割起粮食来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比干净。一时三刻，几十亩、上百亩的庄稼就不见了，连野草、树叶也不见了，其危害程度真是惊人！
同村的蒋甲斗老汉补充说：民国33年闹蝗虫时我才八九岁，好奇心特强。我清楚地记得蝗虫是从南边来的，到咱村时还没有一寸长，初时全身是红色的，还只会蹦。就与平时草地里的蜢蚱差不多，只是显得更健壮有力，蹦得更远。这种虫儿就像是有纪律、有指挥一样，头北尾南，无一例外，一直向前，无一拐弯儿后退的。它们通常是向前爬行，偶尔才蹦，边爬边吃，虫多了吃起来比牛吃草还要响得多。爬着爬着，眼瞅着就脱了红壳，一下子就变得有二寸左右长，长出了翅膀。刚蜕皮后颜色较浅，在地下翻滚蠕动一会儿，眼看着颜色又变深了，变成黄褐色中颈部夹有绿色，这时气力也显得长足了，就会飞了。一旦会飞，蝗虫可就难治了，人只见其飞，看不见其落，估计一气能飞好几里。
两位老人说：蝗虫不拐弯儿，所以其为害情况有点像冰雹，是一吃一长溜。但那时蝗群幅度宽，群数多，连来几回，吃几遍，故周围很少听到有哪家幸免的。又说：蝗虫的食性是不吃瓜秧、小豆、灰蒿（即青蒿）、江豆、蓖麻，主要是危害禾本科农作物。
城区钟家庄乡尧头村的王毓华回忆道：民国33年蝗虫到本村时正好小麦已熟透，小苗有一筷子高。于是麦穗一个不剩地全给咬掉了，小苗直吃到须根上。这次蝗虫是当地出现的，生于核桃洼，五门山口和掩村一带的山头。头年秋后，蝗群飞到那里产卵籽，雌蝗于向阳硬土中以尾凿开一洞，产下一寸余长的卵袋。次年春，遍野跳蝻密出，正值灾荒，又兵荒马乱，谁也不管。致使蝗虫一天天长大，并迅速曼延开来。本村蝗虫是从牛匠方向来的，到这里时才有一寸长，还没长出翅膀。开始村民自发灭蝗虫，只知在地头扑打，后来慢慢就懂得夜里于地里升火，火光一照，蝗虫趋之，这样就省力多了，蝗虫夜间多集于墙上、塄上、灌木丛上，到那里去捉效率较高，但蝗虫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单靠有限的几个人去扑打太微不足道了，最终还是将庄稼吃净了。民国33年的蝗虫在当地前后共20余日，长出翅膀后，据说飞到河南去了。
老人补充说：民国34年，蝗虫还有，但在当地其数量及为害程度较前小多了。这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晋城解放，年成也好转了。
二、野狼横行
阅《晋城大事记》，见本市范围内狼群为患的记载间或有之。如：明崇祯九年（1636年），“阳城野多狼，食人无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阳城大旱，无收成，人饿死无数，且狼多为患”。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凤台牛瘟流行，且狼多为患”。细考其历史背景，上述情况无不是出现在战乱或灾荒之后，太平盛世绝无此事。民国32年，兵、旱、蝗灾一齐向晋城人民头上袭来，于是城乡大饥，人死无数，路多饿殍。大量的尸体无人掩埋，听任野狗随便拖吃，真像当年群众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人吃糠，狗吃肉”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野狼大量繁殖起来，成群结队，危害城乡。
城区钟家庄乡南田石村的李敬达说：荒年过后，家家无粮，我家也毫无例外地为这几张嘴整日发愁。民国33年秋后，那年我才7岁，为饥饿所迫，有天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到距家不太远的村东地里挖野菜。那一带是丘陵区，土地是层层的梯田。姐弟俩除篮子外，姐姐手里还拿着一支长约3尺、前面有尖儿、尖儿后两侧各有一根倒钩的铁枪尖锚子。正挖菜间，忽听得下面地里“呼啦呼啦”响声大作，我跑到地塄边一看，妈呀，真能吓死人，下面满满—地都是狼！它们走着，嗅着，其中有些还仨仨俩俩，蹦跳翻滚，扑咬相戏。我一见大惊，喊声：“狼！”拉上姐姐就往家跑。可狼群转眼就到了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狼仍然照样跑着，耍着，蹦跳着，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一样。只是内中有一只健壮肥大、虎头虎脑、只有半截子尾巴的狼，跟着我们撵来了。小孩子哪能跑过狼，三窜两蹦，眼看这只大狼就要咬住我了，这时姐姐急了，拿着手里的铁钩锚回身刺去。看来狼还挺怕这玩意儿，姐姐一扎，它返身就往回逃，于是我俩又赶紧跑。这时，狼又撵来了，姐姐就又扎，如此反复几次，我俩总算跑进院子，进了家门，这时大狼才不再撵我们了。见了大人，姐弟俩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过了约半个钟头，外面跑进俩中年男人，每人手里拿着根尖担，腰里别着圪瘩镰，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父母：“孩子出事了没有？”当他俩知道我们平安后，都高兴地大叫：“好险，好险，，我们是岗河村人，刚才在耿窑村坡上割笆条，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这群狼共有57只，看见冲着你家孩子这边来了，赶来救人，多亏没有出事，真是老天帮忙啊！”说完还气喘吁吁的。
那时的狼真是多啊！我家就住在村边岭子上，经常能听见窗外过狼群。那呜咽声、撕咬声、嗥叫声，伴随着杂乱的狼蹄子奔跑声，往往过好一阵子才能静得下来。通常三五只就不算回事儿，十只八只也极平常，几十只才算有了点规模。
王毓华老人回忆说：那时城关一带死人很多，半下午狼群就从乱石峰、岗河、泉头、苇园、金匠一带的岗子上进了我们村，所以半后晌就没人敢下地了。狼群还有头儿，见多了人们还给头狼起了名，有只瘸狼，名叫“兴泉”；另一只半截尾巴的，叫“没尾巴来臣”。那年头，难听瘆人的狼嗥声日夜不绝，狼不仅吃过小孩、女人，甚至还发生过一个带枪的大个子当兵的也被狼吃掉了的事。狼不仅在野外吃人，还要跑进院子、家里，甚至会场吃人。那几年，几乎每个村里都有被狼吃了的，不仅农村是这样，城里西大街还发生过白天狼衔走儿童的事。有次，如今酒厂一带众人吆喝着撵狼，狼竟在大中午从大街上行走的人群中奔窜而出了西城门。
王志祥老汉说：俺村富根他娘当时有三个孩子，大的刚会走、会爬，小的才几个月。不多久，狼两次破门而入，进家衔走了两个大的。第三次，小的在炕边坐着，一只狼叼起来正要走，被富根她娘一把抓住尾巴不放。当时他娘吓得话也说不清了，只会直着嗓子“噢”、“噢”地喊，最后还是让狼把孩子给叼走吃了。野狼为害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泽州金村镇南村的刘文俊老汉说：当年我们五个男人挑着担子，正好遇见路边塄下地里9只狼撕吃一个十几岁的闺女。人早咬死了，群狼还嘴伸在腔子里掏吃肠肚，糊得满头满脸都是血，还不时相互发生抢食撕咬，那样子真是怕人。我们五个人停下来，手里抽出扁担，想下去又不敢下去。那时人肚中无食，狼却吃得膘满肉肥，真是人气衰，狼气盛。平时狼怕人，那年头的狼不怕人。邻村就有父子俩大白天在地里锄豆子，一只狼冷不防从后面咬住了儿子的脖子，其父猛听得“哎呀”一声，回头见状，举锄就刨，狼就趁其双手举锄的瞬间，扑上去当胸腹一蹄子，就把其父给划开了膛。就这样，一只狼大白天咬死了父子俩。
水东乡砖垛岭村的冯玉珍大夫说：那时我在白洋泉河行医，被狼咬住的人太多了，荒年暴月，人哪有钱延医，所以大人被咬了，也就不管了。小孩被咬了，人多惜子，还常有人拿点糠、柿皮之类的吃食找我给治。经我手救活、治好的人不少，我这一家也因此没有给饿死。
晋城民国32年以来的狼灾，一直延续到土改之后才渐渐消失了。
三、疫疠肆虐
考诸《晋城大事记》第251页，1944年（民国33年）载：“本月（注：7月）士敏、沁南县伤寒、疟疾、霍乱、梅毒等传染病流行。”又同书第271页载：“3月29日（注：1946年，民国35年），《新华日报》报道：入春以来，时疫流行。如阳城、沁源、屯留等地之伤寒、麻疹、天花等甚为严重……”由此可见，当时在晋城及周边县城，瘟疫流行时间长，范围大，为害重。
尧头村的王荣堆老汉告诉笔者：1944年，当地伤寒流行，沿门阖户，无分老幼，均表现为高烧不退，畏寒身重，头胀胸闷，有的恶心呕吐，发不出汗来，一时病死者极多。王荣堆之母罹病日久，偶然喝了麦粒粉碎做的煮圪瘩汤，侥幸得汗而愈。
王志祥老汉说：俺院仅害伤寒就死了好几口，内有其父、叔、婶、堂弟。最严重时周边村子里每天病死者多达数十人。荒年前，杨洼村人口有700多，灾荒过后，仅剩80人。灾异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严重的传染性与极高的病死率使当时群众十分恐惧不安，但因缺乏科学常识，仍成群结队地到祠堂庙院或村中的古槐树下烧香磕头，求神拜药。结果“神药”不神，疫情更重，染病者越来越多。
王志祥老汉回忆说：1944年春闹伤寒时他正被抓到日本劳工队里当苦力，修城墙。大概是日本人怕中国人传染上他们，也许是考虑到中国苦力都病倒了会耽误工程进度，于是给苦力们每人注射一支防疫针，所以他那次未被传染。
四、世间惨象
“夺吃鬼”是当地群众对民国32、33年间街头夺食者的蔑称，也是那种特殊年代内出现的特殊现象。那年头，连吃东西都得操心。一些不知情的乡下人进城，或带点儿干粮，或买个窝窝头之类，一边吃，一边走路。这时，就可能有人从身后跑上来，冷不防地劈手一把夺去，在当时食物奇贵（王志祥老汉回忆说，他家当年离开杨洼外逃时，卖东西无人要，三间房子换了一顿饭，两个姐姐在北路总共卖了五斗米）、饥饿难耐的情况下，被夺者多要去追打夺要。但不管追也好，打也好，“夺吃鬼”总是一边逃，一边挨，一边“呸”、“呸”地将口中唾液不断地吐到食物上，人以其脏，也就不再要了。而“夺吃鬼”正中下怀，一边抚着伤痛，任人辱骂，一边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这夺来的“美餐”。
王毓华老人回忆说：“夺吃鬼”多是城内的饥民，七八岁至20岁以下者居多，偶有青壮年人。又说：民国31年年成不好，32、33年又连遭灾荒，天灾是一方面，其实人祸则更甚。除了日本人、国民党的四十三军等要粮催款外，铺头乡寨上还住着十三支队，他们半下午到了南田石，夜里则挨家挨户地抢。粮食都被要光抢光了。老百姓先是挖野菜，吃糠，吃枕头里装的莠糠。后来野菜、糠吃完了，就吃榆皮、草根，又往后什么也没得吃了，就出现了大批饿死人和逃亡的事。“夺吃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笔者曾与一个当年幸存下来的所谓“夺吃鬼”在一起工作过。其人乃城内人氏，无文化，父母兄弟姐妹均饿死于那场灾荒。提起旧社会的苦楚，他十分感伤动情，却缄口讳言当年夺吃的事，可能是深以为耻。其实那怎么能怪他呢！
旧社会，晋城城外还有“万人坑”。几位老人回忆说：“万人坑”在晋城有两处，一处在古校场之南，今泽州县种子公司之西，晋城市三中之东，市粮食二部之东北。坑其实并不大，但最有名。另一处则是在尧头村以东，今木料加工厂一带，当时叫“阁老坟”。坟早年已被挖掘，仅剩下个二亩多大的土坑。“万人坑”是当年的杀人场，被杀者无人收领时，则暴尸其中。民国32年、33年饿死的人，有时也扔在那里。故群众称之为“万人坑”。王毓华老人说：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在“阁老坟”一批就砍了26个所谓的“中国兵”。日本人军刀极快，杀人时以酒喷被杀者之面，然后挥刀砍之，极其凶残。正缘于此，所以当年人们路经此处时，无不毛骨悚然，紧走几步，离之唯恐不速，又有几个敢停下脚来细看的！
其实上述两个小小的“万人坑”哪能放得下当年饿死的人。那时，每每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突然跌倒死了。死人多时，不多远就能见到一个，大多都被扔进路两边的沟壕里，然后由负责清理的人抬出去扔到城壕里。王老说，他就见过那场面：两个清理人拿根绳子，拴住死者两腿，杠子一搭，死人头朝下，连抬带拖，招摇过市，路人掩面而行，真是惨不忍睹。城壕里死尸天天都有，引得狼群不到天黑就到了城边。所以确切地讲，当年城四门附近的城壕真正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万人坑”。
五、人肉大案
允宪伍、原依仁、王毓华三位老人回忆说，民国32年间，粮食奇缺，人吃大糠、观音土（一种白粘土，质软，饥民磨粉为食，食后便秘难出，大便每每必须用棍子才能挖出）、草根、树皮。1944年前后，在小东关栅栏外东顺店粮食市埸及黄华街一带，一度竟有人卖起熟肉来。肉以瓦盆盛之，形同冻了的瘦肉，内夹丝丝黄油，卖者诡称羊肉（当时猪肉早绝迹了）。其叫卖曰：“一斤一毛六（注：“一毛六”系当时的日本币，上有“中日联合准备银行”字样），一圪瘩瘩肉。”时人或有买而食之者，正当饿死人的年景，难得还能买到这样的肉吃，其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的情景可想而知，还有谁去细辨其滋味与真假！谁知这吃的竟是人肉！
案发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当时日军正盘踞晋城县城。有一天，因其大米丢失而派兵全城挨家搜查。搜至西大街营房巷周凤歧（此人旧社会当过团长）宅对门路东一尚姓院内，当时住着河南籍夫妇俩人，约四五十岁。日军在其住房的炕洞内搜出一个稻草编织袋，内中鼓鼓囊囊，装满东西，日本人以为那里面一定藏着大米，于是由两个士兵拖出来，抬到地下，往外一倒。谁知倒出的竟是九个小儿的头颅和手足!因事出意外，目睹者无不大受其惊，连那两个日本兵也吓得一蹦多高，奔出门外。于是，那对河南夫妇被抓了起来。后经详细搜查，又发现其院内厨房棚里正杀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是个罗锅。当时手足已被卸掉，正剖割间，恰遇搜查，杀人者只好停下活来应付，不想被人发现。
后经审讯，人犯供出前后共杀了几十个人，而且都是儿童。其手段是：每天晚饭后，这对夫妇即到街头去转游，遇有单身儿童，身边未跟成年人者，知其饥饿，即以食物诱其至家，待其睡后杀死剖割，煮熟出售。当时审理此案的王承审员是平遥人，城内西大街人李家驹（又名李千里）作记录员。县南门外横街三星照像馆马子宽被日伪政府所雇，给这一对杀人夫妇照了一并排站立的全身像，冲洗出来后有许多人围着争看。1945年晋城解放后，太行区赵树理主编的通俗刊物《新大众》上曾刊登过此照，并加了一段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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