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救国同盟会是1936年抗日战争初期党在山西创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组织。1937年初秋，我在家乡原汾城县阜平庄参加了牺盟会，接着到牺盟汾(城)乡(宁)边委会干校学习，后在汾、乡边委会担任宣传员。1938年秋经边委会介绍，考入牺盟会总部政治交通干部学校。那时干部学校和政治交通总局都住在隰县东北20余里的属村。
政治交通局是牺盟会总部的直属单位。它是当时为适应山西各地牺盟会、决死队不断发展壮大而设置的政治交通机关。这个机关既负有把当时的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牺盟总部等首脑机关的函件、公文、印刷品向各地机关、部队、学校转递的任务，又负责调查研究敌占区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故称政治交通局。
总局主任赵宗复，副主任赵中枢。局内设交通股、宣传股、庶务股、秘书股、研究室、医务室、印刷室，并有警卫队、交通队和干部学校。秘书阴毓兰(纫斋)、梁维书，交通股长焦实吾(后撤换为梁维书)，宣传股长陈家驹。各股均有干事数人或10余人。警卫队长商正因(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政治指导员史景明。警卫队下辖3个分队，合计约1个连的编制，共有警卫战士130至140人，交通队也下辖3个分队，每分队有交通员20多人，并配有驮骡百余头，是负责武装护送文件和各级负责人通过敌人交通封锁线。队长李恒(十二月政变后因谋叛被撤职，由智秉铮兼任)。两支队伍都按照新军模式编制，都设有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实行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交通干校，是培养训练政治交通干部的。校长赵宗复，校务主任赵中枢，政治指导员张志远，教员有阴纫斋、肖希明、梁维书、智秉铮、柴瑞林等。设有军事、教务等科。学员分3个中队，每中队50至60人，训练教育课程有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时事形势、文化、日语、政治交通业务以及游击战争等，学习期限半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分局任政治交通员(相等于决死部队的连级指导员)和地方交通员(相等于工作员)。
总局下设八个甲级分局和20个乙级分局，蛛网般地分布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雁北、汾南等各决死纵队和牺盟会各中心区以及其他各新军所在地区。吉县设特别分局，负责与秋林牺盟总部以及其他首脑机关联系交通之责。乡宁鹤坡设一分局，负责与汾南地区和晋东南各分局联系，都是重点分局。各甲级和乙级分局，均设主任一人，总干事或干事1至5人，政治交通员、地方交通员10至20人。也都配有驮骡队，有的甲级分局还配有电台和少数武装交通人员。
在政交干校学习期间，我得知政治交通局是由牺盟总部筹建领导的一个进步的革命组织，大部分干部都是由牺盟会选定的，其中有些是中国共产党员，总局主任赵宗复是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第四个儿子，原燕京大学学生。从他多次的报告、讲课中，我认识到他是一位思想进步、生活朴素又极有工作能力的革命者，还听说他是一位共产党员，令我十分敬佩。
1939年3月，我提前由干校分配到隰县九分局担任政治交通员。九分局是设在隰县黄土镇北还珠村的重点分局，主要担任隰县地区决死二纵队、政卫旅、工卫旅、六区专署、保安六团、牺盟中心区并通过晋东南分局与晋东南三专署、决死三纵队联系的交通任务。
九分局主任丁濂，是民族革命大学毕业生，二十四五岁。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正读一本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进步书籍，我意识到他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分局总干事马维骥，洪洞人，是个大学生，当过铁路上的工程师，也是个思想进步的中年人，分局有民革室，室内挂着马克思、列宁像，还有红绿纸写的标浯和进步书籍。种种迹象使我感觉到政治交通局确实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机关。
在环境的影响和同志们的启发下，我的思想进步很快，逐步热衷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当时，阅读学习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在政交局已成为公开的事。在丁濂的帮助下，通过政交局的关系，我订阅了在延安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并先后阅读了毛主席著的《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初步受到毛主席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又购到《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延安版本，并阅读了毛主席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等。这些书对我来说，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读书学习运动，在政交局从政交干部一直深入到炊事员、饲养员中间，使政交局成为一所学习革命理论的大学校。
1939年5月，延安“抗大”发起了“抗大之友”运动，政交局很多同志都响应了这一号召，我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和其他同志一样，为“抗大”捐献了一元晋钞，表示对“抗大”的同情和支援。这时，经丁濂介绍，我参加了半秘密状态的牺盟会核心组织“民青”。它的全称是民族革命青年团，其执行委员是各牺盟中心区和新军决死纵队的负责人，主持口常十作的常委是牺盟总部负责同志牛荫冠。政治交通局内设有“民青”干事会，总局科室以及警卫队、交通队的一些中、小队长大都是“民青”成员，各分局设干事分会，秘书由分局主任兼任。政治交通局利用这个合法的进步青年抗日组织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作为骨干力量，从而保证了政治交通局始终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中。
这一时期，日军对华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更加残酷，暴行也越来越令人发指，根据我们从敌占区获得的大量情报来看，敌人对晋西可能将有重大军事行动。为此，总局特地召见我和另外一个政治交通员，交付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深入敌占区，了解搜集日军政治经济和军事动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卜级交给的特殊政治交通任务。在作了必要的准备后，我随着向汾东分局转运文件物资的交通人员和驮骡，经克城、黑龙关化装深入洪赵(今洪洞县)的辛置、马牧一带做调查敌情工作。这时我隐蔽在边缘区的村子里，昼伏夜出，风餐露宿，访询受害村落，在群众的帮助掩护下，经过半个月的访问调查，收集到不少重要材料，并目睹耳闻到很多日伪暴行。回来后，我除根据调查收集到的情况和事实，写成调查纪录外，还写了一篇题为《日寇暴行录》，摘要发表在总局《政交通讯》上。这篇文章，意外地受到同志们的称赞，特别是受到赵宗复主任的好评，几次鼓励我多读书，多写文章。
7月中旬，丁濂和一分局主任张宏，被批准辞去分局主任职务，分别调到总局或赴陕北“抗大”学习。上级调原雁北分局孔祥瑞同志接替九分局主任：孔是山东人，30多岁，热情积极。由于日军围攻晋西的迹象日益显明，新旧军磨擦事件不断发生，形势随着紧张起来。9月初，日军围攻晋西的行动果然开始了。
日军攻占蒲县、隰县的克城、黄土镇后，九分局奉命分散转移。我当时带领几名地方交通员转移到还珠村东北10余里的深山小村里，负责保护埋藏的文件和物资。由于找寻粮食与分局中断联系。
在一次向黄土镇搜索行进中，意外遭到敌人追击，我在隐蔽中与其他人分散了，单独一个人辗转在深山野林中迷失了方向。晚上宿在破庙里，饿了吃生棒子、生南瓜，这样继续了7天7夜，最后无法再生活下去了，在一个有月色的晚上，我凭着简单识别北斗星的方法，摸索到隰(县)石(口)公路旁，刚匍匐到公路上时，碰在敌人铺设的电线上，顿时枪声大作。我冒死滚过公路，钻人蓬草丛生的山坡上躺1天1夜．第三天才在隰县附近的山沟里找到总局。
日军围攻晋西被粉碎后，我又回到九分局。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以王靖国、赵承绶等为主的顽固旧军不断向我挑衅，顽固军与我决死队、牺盟会之间的政治摩擦和军事武装冲突不断发生，终于酿成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十二月事变。
事变前夕，隰县、大宁、蒲县地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根据地到处刷满或贴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标语口号。牺盟会地方组织和决死部队都在部署应变对策，顽固军也调动频繁，大规模武装冲突，眼看一触即发，由顽固派挑起的内战已成不可避免之势。此时，政治交通工作也随着紧张起来，由牺盟总部转来的“要件”、“急件”大量增加。值此关头，九分局接到总局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指令我们专程送到住在汾西暖泉头的政卫旅旅长张韶芳和政治部主任廖鲁言。分局决定派我和另一位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送。起身时，隰(县)孝(义)公路已经中断。我们只好通过深山老林，兼程到达暖泉头。这时，隰(县)离(石)公路上已听见炮声，政卫旅已整装待发，准备战斗。我们见到廖鲁言主任时，他正准备上马，看了文件后，立即转给马上的张韶芳旅长，并互相交换了意见。由于情况紧急，廖鲁言主任要让我们随旅部转移。当我们再三说明必须返回复命时，前哨已经打响了。廖主任决定派一个警卫班护送我们，当护送部队在十余里的山凹和我们分手时，四周已是一片枪炮声了。
我们经昼夜辗转回到分局隐蔽的山村时，牺盟会地方组织配合决死部队经过坚决反击之后，粉碎了顽敌联合夹击的阴谋，已从隰(县)、蒲(县)地区向晋西北转移。隰、蒲一带已成为顽固头子王靖国十九军的控制范围，隰县城也被由晋西北溃败下来的赵承绶骑兵军占据，数日之间，原来的晋西抗日根据地，一变而为顽固派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基地了。
十二月事变后，我调回总局宣传股，才得知这半个月的风云变幻。原来，在事变前夕，政交局决定配合决死二纵队向晋西北转移，并已行进到石楼、中阳一带的月儿沟村。后因政交局是个非战斗单位，无法突围而又被迫围困在中阳、石楼间与顽固军兜圈子。赵宗复为保存革命力量，电令各分局随同各自所在地区的新军行动，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力量。这时，赵宗复的父亲、前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屡电赵宗复，要政交局留在隰县，并由他负责保护全体人员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赵宗复为执行党“继续留在敌人内部进行工作”的指示，决定利用他的特殊关系和独特条件，将计就计，率领政交总局全体人员回师隰县，住在城南10里的车家坡。此时，九分局也并人了总局。
政治交通局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0年3月结束，在牺盟会领导下，为山西抗战，为传递党的指示，沟通牺盟会、决死队新军之间的联系，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1939年3月政治交通局成立1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战区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曾赠给题词“政治命脉”锦旗一面，这是对政治交通局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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