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蒋介石以３０万大军“围剿”我中原野战军，我军奋起反击，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在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即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
６月上旬，为了反击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争取主动，力争首先打破阎锡山、傅作义的挑衅和威胁，以解除西顾之忧，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后，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６月１５日至８月１１日），连克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孤立了大同。在这种有利形势下，６月２４日，聂荣臻、刘澜涛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归。”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并告程子华电：“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７月５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望令张、罗、杨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７月９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其中就两个问题说：“（三）大同、太原两点决暂时不打，待顽攻苏北或承德或他处时再打，但山西其余各县凡能打者，我必打之。除非全局及五师能真正和平解决，不应考虑派小组到山西来束缚自己手足。（四）朔县、繁峙是攻占，山阴、宁武、代县是顽自己放弃，尚拟攻占怀仁、应县、崞县、五台、定襄、忻县、介休、灵石、霍县、孝义、中阳、石楼、汾西、蒲县、隰县、大宁等县，使几个解放区打成一片，以为丧失中原解放区之代价。”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电：“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一到九月，时局可能发生变化”。
７月２４日，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提议先攻取大同，第二步向平汉路挺进，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次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复聂荣臻电：“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
这样，北线夺取“三路四城”作战计划的实施次序，由原来的设想而演变为三步走：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
二
大同战役经过一段酝酿、准备之后，于７月３１日正式揭开序幕。
７月３１日，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打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９个旅和地方武装共３０个团从西南、东北两面向大同逼进，攻取大同外围。西南方面：３１日，冀晋十二、十三团进驻怀仁县下湿庄一带，杨成武纵队易耀彩旅（八旅）于是日下午将大同、怀仁间的铁路切断，占领里八庄、秀女村，歼敌一个连。８月１日，八旅围攻毛家皂，歼俘敌２００余人。八旅一个团在里辛庄阻击大同出援怀仁敌２０００余人，伤敌４００余人，缴获坦克一辆。是日晚八时许，怀仁敌１５００余分两路突围北撤，分遭围攻部队与民兵的截击，被毙４００余人，被俘９００余人。怀仁支队配合冀晋十二、十三团解放大同口泉镇。８月４日，刘苏带领十二、十三团与八旅协同作战，攻占平旺、王家园、大同发电厂等战略要点，缴获火车两列、汽车两辆，宋家庄敌于黄昏撤回大同城。东北方面：李湘旅于８月５日攻克海力村后，继续向曹夫楼、沙岭等攻击。大同古店敌仓皇撤回卧虎湾。我军“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在大同外围战激烈进行之际，晋北战役的攻打应县城战斗进行得并不很顺利。本对攻克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大同仍抱着审慎态度的毛泽东主席，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对攻打大同更加十分担心和焦虑，遂于８月１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贺龙、李井泉电，询问：“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于８月２日在阳高县召开了联席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宗逊、罗瑞卿、刘澜涛、杨成武、郭天民、陈正湘、郑维山等。会议认为，大同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又是全国著名的煤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攻克大同既可震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可使晋察冀、晋绥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对今后作战造成有利态势。而且晋北战役后，大同已成孤城，尽管它城垣坚固，粮草充足，明碉暗堡星罗棋布，易守难攻，但敌人兵力不强，建制七拼八凑，守备信心不足，只要组织指挥得当，攻下大同是有可能的。会议估计到，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４个师可能东出增援大同，攻取大同的关键是打援。因此，会议对攻坚和打援作了统筹安排：“由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一军分区两个独立团，晋绥军区第五分区第二团，负责攻城；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攻下应县后也参加大同作战。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第九团，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四纵队（欠第十旅）、第二纵队第四旅，执行打援任务；教导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任务后，也参加打援。”会议决定由晋绥、晋察冀两军区联合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攻城作战。８月３日，聂荣臻将阳高会议的结论电告中央军委，说会议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中央军委认真研究聂电后，同意阳高会议意见，遂于８月６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你在布置大同战役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定就确定了下来。
８月１４日，休整了近１０天的我军攻城部队，按照原定安排部署发起近郊战。城北方面：攻城部队于１４日晚占领白马城后，连克马军营、卧虎湾，继克板本、梅津营盘（原日军营房）。９月４日，吕智带领三五八旅和王赤军带领的五分区部队先后攻克了大同北关火车站、面粉厂，北关外围据点至此被全部扫清。城西方面：三五八旅与王赤军部经８月１４日激战，攻克陆军医院、天主堂，于９月４日攻克西关车站。城南方面：易耀彩旅与刘苏部十二团、十三团至９月６日攻克飞机场、周家店、南庙、瓦窑村、兴国寺等，南关外围据点被全部肃清。城东方面：晋察冀丘尉旅、李湘旅于８月２７日攻克沙岭、齐家坡，３０日歼灭曹夫楼之敌，御河东岸之敌全部被肃清。９月１日，攻城部队渡过御河向东关敌军进击。截至９月４日，大同城周围敌据点全部被扫清。此间，在我城工、敌工人员的争取、策动下，大同敌骑兵十五团团长海福龙率部３００余人于８月１４日晚１０时在白马城起义，发表了《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并致电全国同胞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云泽（乌兰夫）。毛家皂敌宋耀武营３００余人亦起义投诚。
在大同近郊战中，毛泽东主席始终关注着战役的进程。８月２８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李运昌并告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电：“（一）蒋军进攻计划是先攻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以一部向承德佯攻，俟热东、冀东及长城线得手后，再以全力攻承德；（二）你们应动员全力在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上打击与消耗敌人，迟滞敌人前进时间，对佯攻承德之敌必须给以有力回击以阻止之；（三）上述斗争时间愈延长，愈以我先取大同再取平汉之作战计划有利。”同日，毛主席为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一）蒋军北线作战计划规定，大同属十二战区，傅部有相机占领卓资山、凉城之任务；（二）你们必须立即开始部署歼灭傅军向卓资山、凉城进攻之部队，同时不影响我对大同之攻击；（三）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歼灭傅部把握如何，及是否可以不影响对大同之攻击，均盼告。”本日，张宗逊、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和聂荣臻、贺龙，报告：“大同战役计划本已包括打击傅顽出援在内，在野战中消灭傅顽一个到两个师是比较有把握的。进行对傅作战时，大同亦能围困和保持既得阵地，俟消灭傅顽后，再回师继续攻击夺取之。”
果不出毛主席所料，正当攻城部队加紧坑道作业，准备以坑道爆破配合炮轰强行攻城、大同解放在即之关键时刻，傅作义在蒋介石将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的利诱下，于９月３日将三十五军３万多人马，分北、中、南三路，由归绥倾巢东犯集宁，驰援大同。同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大同前线张宗逊、罗瑞卿电：傅作义于９月１日部署进攻集宁，“望令丰镇守军沉着应战，于顽来攻时相机反击而歼灭之”。遵照这一指示，大同前线指挥部按预定方案行动，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全部、第四纵队第十旅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的部队继续围攻大同。其余部队由张宗逊、罗瑞卿组织指挥，驰援集宁。是时，北路傅敌由陶林向集宁进攻，被我骑兵第八旅在集宁西北的大小土城挡住了去路。南部之敌由归绥进犯凉城，被我军击退。中路是傅作义的主攻方向，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沿平绥线东进，攻占我卓资山后，继续向集宁推进。９月６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肖克、刘澜涛并张宗逊、罗瑞卿电，指出：“绥傅大举进攻，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该敌。此战役归你们总负责，如何部署，速告。”次日，聂荣臻、肖克复电中央军委：“傅顽东犯，尚不能取得东西两面之直接配合，我先集中力量打傅顽与继续围攻大同，尚属有利。”当日，毛主席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再次高瞻远瞩地指出：“集中十三个团于机动地区，于敌东进时于运动中或于其立足未稳时歼灭其一部，得手后再歼第二部、第三部，你们的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许放弃，否则执行纪律。”９月１０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对歼灭东进集宁之傅敌作了具体指示：“（一）张、罗九日十九时电悉。敌攻集宁，正是歼灭傅部良机。（二）速令杨得志部四个团开到集宁西南地区作为最后决胜之用。（三）严令集宁防军死守一星期，我军主力务于三天至七天内彻底歼灭窜至集宁附近之敌。（四）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五）集宁附近之敌彻底歼灭后，乘胜收复卓资山，相机占领三道营、旗下营及陶林。”是日晚，敌我会战于集宁城下，晋察冀、晋绥部队２５个团将傅作义的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团团围住，经一天两夜激战，打得傅作义这三个师支离破碎，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绝境。可是，我军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而转兵西进，欲歼赶来增援集宁的傅敌一〇一师。结果，原已在集宁城下被打乱之敌乘隙又重新集结，傅作义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骑兵第四师亦尾随一〇一师前来增援，于十三日晚攻入集宁，继续向大同推进。晋察冀、晋绥部队遂于１６日撤围大同。至此，大同战役告一段落。
三
大同、集宁战役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先后歼敌８０００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不仅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而且对整个战局亦带来重大影响。
首先，傅部经此一役，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大同一带，
从而导致晋绥、晋察冀两大战略区未能连成一片。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傅作义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竟然发表了致毛主席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字里行间都表露出他们的洋洋得意和对我军的轻视”。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时，朱总司令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还登在了《解放日报》上。
其二，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即处于国民党军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９月２９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１０月１１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晋察冀守军于当日撤出张家口。
其三，影响更为重大的是，由于大同、集宁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认真总结了大同战役的经验教训，由是对北线作战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９月１８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电：“我们同意你们十六日十八时电之精神，除各方面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毛主席此电，实际上改变了原定夺取大同、保定、石家庄、太原四城和平汉、同蒲、正太三路的外线出击计划，转而采取内线歼敌的方针。
关于大同、集宁之战的经验教训，聂荣臻元帅、张宗逊上将和杨成武上将都曾作过认真的深刻的总结。聂帅总结说：“从实践的结果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我们虽然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张宗逊上将总结说：大同战役的经验教训是：１、战役组织上失掉突然性，兵力未集结即行动起来；２、敌集结大同后，即应考虑是否打大同，但由于轻敌，未加考虑；３、兵力不是绝对优势，且战斗力不算强；４、部队打大城市的经验没有；５、飞机场未能很快占领。集宁战役的经验教训是：１、轻敌；２、对卓资山守备力量估计过高；３、兵力不是优势；４、没有估计到军阀的自私性；５、形成战役上仓促应战；６、大规模正规战经验不够；７、战役预备队杨苏纵队的位置不适当；８、两个战略区领导思想不完全一致，部队行动不够协同。杨成武上将说：“我们在战场指挥上有失误，即转移兵力迎击一〇一师，失去了歼灭危在旦夕的敌新编三十一师的机会”。“倘若把集宁原来之敌先行歼灭，则敌人后来的增援，就构不成威胁，情况就不同了，连傅作义本人后来也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倘若共军继续攻打新编三十一师，而不去攻一〇一师，那就危险了’。”这些总结相当认真、中肯、得当，但都是从战役本身和自身问题上讲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从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思想高度来进行审视：若是我们切实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９月７日和９月１０日的电示去办，大同、集宁战役的结果必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主要参考资料：
１．《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战华北》，杨成武著。
５．张宗逊以晋绥司令部名义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大同集宁战役的总结《大同集宁战役经过与经验教训》。
６．《中国共产党大同历史（简明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