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支部队，它于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举起了战旗；在八年抗战中，它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它南征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赤胆忠心的凯歌。
这支英雄部队就是由薄一波组织创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创建决死队，开辟敌后根据地
在抗战前夜，薄一波就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抗战爆发后，阎锡山为了应付山西面临的危局，深知靠旧军队是不足以抵挡日本人进攻的，必须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当日军占领平津，然后集结主力准备西犯山西之时，他慌了手脚，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找薄一波商量。
薄一波说：“看来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
阎锡山说：“你说的正合我意，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先搞一个青年抗敌决死队，试试看。”把新组建的队伍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阎锡山得意之作。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成了丈夫铁血团。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因此坚持要叫“决死队”。
薄一波随即向刘少奇报告。刘少奇说：“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紧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精力都要投在组建新军的工作上。”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薄一波全力以赴地抓新军的组建工作，并于1937年8月1日，组建了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亲自担任政委。
不久，薄一波率“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约一个团兵力)开赴抗日前线。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这是薄一波第一次见到总司令。
朱德对他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就不要去了，我建议你到晋东南去。”朱德还说：“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必须是多块根据地。和下围棋一样，保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接着，他又说：“我们得到情报，阎锡山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张要占据那块地方。你去把他撵走，能不能办到?”
那时正是阎锡山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也是薄一波最受重用的时候，所以薄一波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问题，可以做到。”
遵照朱德的指示，薄一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自己则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他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
阎锡山不知道薄一波的意图，摇头晃脑地讲了一通历史：“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阎锡山马上同意了薄一波的要求，并任命薄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
这是共产党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开始。
坚持政治委员制度，掌握部队领导权
自太原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基本结束，政府人员也差不多跑光了；旧政权已被日军摧毁，但在广大农村和大多数的小城镇，日伪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华北政权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
中共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建议把八路军在“三个月扩大到十万。”那时，在华北广大的地区，到处是要求抗日的民众，到处是溃兵扔下的木仓支，人与枪结合起来，加上共产党的领导，立刻就变成抗击日军的武装力量。
薄一波抓住这一契机，正式向阎锡山建议，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听了非常赞同，马上批准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对于薄一波提出的方案，阎锡山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个小问题：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
薄一波当然明白阎的用意，立即同意，并决定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4名山西同志分别担一、二、三、四纵队政治委员。
为了控制这支部队，阎锡山派他自己挑选的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干部，薄一波则坚持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必须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这样，刚刚诞生的新军就存在薄一波称为“难以想象的矛盾”。针对这种状况，薄一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后来，他向周恩来汇报时，做了具体的说明：“我不会打仗，谈不上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同时，在新军的各级机构中设立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我当了政委，至于应该给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也不是很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周恩来肯定了薄一波的做法，并赞扬道：“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从新军组建一直到临汾失守之前，阎锡山对新军的态度是好的，支持的。因为此时他一直依靠的山西旧军腐败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一败涂地，十多万军队损失将近1／5，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这就是时局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使阎锡山很难在山西人民面前有所交代，他必须以变革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要维持局面也需要依靠新生力量。因此，对牺盟会和新军的发展和活力，他很少加以限制；对共产党人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和意见，也都能够采纳和实施；在公开场合或者小圈子内部，对新军也讲了很多支持和赞扬的话，他说：“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是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
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引起各种顽固势力的嫉恨。山西的顽固分子以王靖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王甚至带领80多个高级将领，集体跪到阎锡山面前，苦苦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叫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阎锡山心里气恼这些顽固分子不理解他的用意，认为他们“眼光短浅，看不到前途”，把他们训斥了一通。阎锡山说：“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你们知道什么?蒋介石周围也有共产党，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由于薄一波利用了阎锡山在抗战这种特定环境中表现出的进步的一面，并以更加灵活的形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新军最多时累计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共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新军的隶属关系、战争序列属于阎锡山的军队，但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成为山西土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
在战火中成长、壮大
1937年12月下旬，决死一纵队开始在平遥、祁县进行游击战争，战斗11次，一度收度平遥县城。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突破东阳关，攻陷长治，直趋临汾。一纵队参战阻击敌军，连续作战达6天之久，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很大，但初战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部队，也扩大了决死队的政治影响。战斗胜利后，阎锡山曾致电嘉奖。不久，薄一波到临汾参加阎锡山召开的温泉会议。阎在会上肯定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建立新政权方面的工作；同意任命牺盟会推荐的40多名县长，批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加发给每个决死纵队100万发子弹，200多挺轻机枪。
1938年4月初，日军调集3万以上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妄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主力。决死一、三纵队配合八路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这次战斗中，决死一纵队共作战11次，俘获日军1名，伪军5名，歼灭日伪军200余人，收复了4座县块。决死三纵队也打了不少胜仗，其中尤以夜袭沁水城一役最为激烈。在战斗中，有7名决死队队员身负重伤，被俘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七烈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令残暴的敌人也不得不肃然起敬，特将我七烈士合葬祭奠，并且立了“支部勇士之墓”的木牌。
1939年，日军发动了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为了抗击日军，决死队参战数十次，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扩大了决死队的影响，也进一步从实战中锻炼了队伍。在苏亭阻击战中，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共毙伤日军100余人。1939年3月5日《新华日报》登载评论说：“决死队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沉着勇敢的姿态，指挥员的决断，战士的坚韧，把决死队的名字深印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上。”
决死队的成长与八路军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在薄一波与朱德见面时，朱总司令就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一定帮助解决。”
薄一波提出：“我们部队的干部政治素质较高，有许多人是在白区工作很久的共产党员，但是不太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能否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
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
后来，八路军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比如派毕占云同志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二九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
决死队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缺乏实战锻炼，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总部决定开办一个训练班，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干部和优秀的政工人员都轮流参加集训。训练班设在沁县的西林村，故名“西林训练班”。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几乎都讲过课。朱德总司令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讲步兵战斗条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讲党的政策。薄一波也去训练班听过课，讲过课。
朱德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课。当时朱总司令已经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每次讲课都骑马往返40多里。他讲课准备充分，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的好评。
决死队在韩洪的战斗没有打好，损失比较大，指战员心情很沉重。朱总司令就在训练班上勉励大家说，打仗不能怕打败战，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
训练班一共办了3期，每期3个月。
对“西林整军”，薄一波评价甚高，他指出：“它对于决死一纵队来说，是十分重要韵一课。经过集训，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
集训结束后，薄一波还组织了一纵队的200名中高级军官，到八路军连队参观学习。在八路军的影响与带动下，决死队进步很快。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薄一波十分感激八路军对决死队的帮助，说：新军的成长壮大，同朱总司令和八路军其他领导同志在指导、教育上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阎锡山要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
1938年2月，临汾沦陷了，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强烈对比，使阎锡山惴惴不安。于是，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向旧军发出警告：“不要在最后胜利
的战场中，没有了自己!”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内的政治形势也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全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加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共。不久，他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通，不相谋’。”在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阎锡山改变了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于1939年3月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秋林会议。
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斗争异常激烈。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因为新军的政委绝大多数是由共产党员担任，而且掌握着指挥大权。
阎锡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实在不能不执行。我的处境很困难，全国各地都没有文官兼军职的，现在蒋介石在压我，要我们取消政治委员，因此，你们就让让步，帮我过了这一关。”
面对压力，决死队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毫不示弱，激昂慷慨地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只担任政治委员。”薄一波则棉里藏针，说：“山西搞了些新军是为了抗战，是帮助阎先生。政治委员制度无论如何不能取消。”
阎锡山见说服不了薄一波，又从重庆调回赵戴文和赵丕廉。他们两人当时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是薄一波和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两任校长。这两位老先生找薄、张两人谈了一上午，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渡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在此期间，阎锡山还以官职作诱饵，要薄一波担任山西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薄断然拒绝了。
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没有任何结果，最后阎锡山下决心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针对阎锡山夺取山西新军大权的阴谋，会议期间，薄一波与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断进行磋商。薄一波认为：“阎锡山夺取新军的决心是下定了，取消一切进步措施的决心也下定了。我们应当丢掉幻想，不必再争论了。当务之急是应该争取时间早些回去，能回去的就赶快动身。回去以后要加紧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薄一波特别强调：“阎锡山说‘天要下大雨了，赶快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应付复杂环境，要讲究策略，能退让也能前进，能软能硬。但要做到这点，自己首先必须壮大巩固，必须有力量。阎司令长官不是经常告诉我们说：理凭力壮，力凭理伸，无力之理不伸，无理之力必折吗?所以只有巩固壮大自己，与别人讲话腰杆子才硬。”
到了5月底，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陆续回去了，但阎锡山却把薄一波留下，不准回去，企图使牺盟会、决死队群龙无首。
为了摆脱羁绊，及早返回部队，薄一波找到阎锡山，直截了当地说：“梁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
阎锡山犹豫好久，说：“也对。”这才同意放行。
于是，薄一波同戎子和一起回晋东南，这时已经是1939年6月初了。
阎锡山原以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只要一声令下，便可大功告成，遂于1939年12月初，命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十九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接着命令山西的旧军向新军发动全面进攻。
然而，阎锡山打错了算盘。旧军的进攻遭受到新军坚决的反击，八路军也大力协助。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新军除决死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33个团全部脱离了阎锡山，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与八路军会师。
对于这个结局，阎锡山深记在心。后来，他曾经对人提起：“我一生办事，都能按我的设想打算去做，并且多有成果，但是在成立新军这件事上，吃了一伙年轻人的亏。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决死雄风今犹在”
“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师战斗序列。从此，揭开了新军与太岳根据地历史的新的一页。
新军在太岳会师以后，决死一纵队面临着两项重大的任务：一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必须实现工作方式、方法、作风的彻底转变。二是要认真总结十二月事变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1940年8月，薄一波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决死一纵队在战役中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二十五、三十八两个主力团，出发时各有2200余人，战役打下来后，两个团各整编成一个战斗营和一个干部队、一个后勤队、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而且都不够编制人数。薄一波认为，尽管人员大大减少，但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经过百团大战的锻炼，决死队终于“过关”了，开始像八路军老部队一样能打硬仗、恶仗了。在百团大战的总结中，邓小平特别表扬了决死一纵队，指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1941年秋，决死一纵队与三八六旅组成太岳纵队，陈赓任纵队司令，薄一波任政治委员。针对重新组编后的新情况，刘伯承多次指出：“三八六旅红军战士多，作战有经验，决死一纵队的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高，彼此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知识分子暂时缺乏战斗经验，这不要紧，打上几仗就会有经验了，应大胆提拔他们当干部。”
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太岳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太岳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战斗。1941年，共进行大小战斗1235次，毙伤俘日伪军8531名。1942年全区部队共作战2767次，民兵作战1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700余人。1943年，全区共作战2889次，毙伤日伪军8300人。从1942年11月开始，太岳区军民又进行长达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经过30个月的围困，决死队作战2800多次，歼灭日伪军4200余人，解救被捕群众1700余人，夺回牲口2000多头，终于将敌人赶出沁源，使日军的“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彻底破产。
沁源围困战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英雄的沁源人民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围困沁源的群众中的青年壮丁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老少妇女隐蔽在山沟丛林中进行生产。决死队、游击队、民兵紧密配合，采用转山头、钻山坡、树树哨、破路、伏击、地雷战、麻雀战等层出不穷的方法与敌人周旋，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和流血牺牲，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回忆那段艰难而又光荣的历史，回忆那段震撼人心的岁月，薄一波饱含深情地说：“两年半，这是即使在历史长河中也无法缩短的30个月，沁源军民相濡以沫、共度难关。战士都是些年轻力壮的汉子，放开了肚量，十只大馍不成问题。军粮有限，他们都勒紧裤带，因为沁源的百姓也在忍饥挨饿!团党委决定：全团节约口粮一天，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救济沁源百姓。在所有已经过去的苦难或者悲壮的历史瞬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劳作情景：老百姓由军队掩护，在敌人眼皮底下抢种抢收，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收回来的粮食，却又总是优先保证子弟兵吃饱肚子去打仗。”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月17日发表的《向沁源人民致敬》的社论中说：“模范的沁源，坚强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如今，在沁源仍保留着“正气沟”、“坚定庄”的称谓，它是当年决死队帮助百姓建造的新居民点。从这些地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可杀不可辱、凛然不可侵的浩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离开了部队，到中央主管经济工作，但他仍牵挂着这支部队和山西沁源老区的人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围困沁源的斗争取得胜利到今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但是每当回想起这一页壮丽史诗，还为之激动不已。”薄一波还为这支部队写下了“决死雄风今犹在，老山精神传万代”的珍贵题词，寄托了他对这支英雄部队的厚爱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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