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三省，次年3月即组建了伪“满洲国”；1932年在上海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而再入侵冀东包围平津，策动汉奸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935年又加速策划“华北自治”……华北危亡迫在眉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亲密合作携手共同救国”。随即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则把争取阎锡山“联盟抗日”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并陆续派遣张友渔、温健公、侯外庐、朱蕴山、王世英、彭雪枫、周小舟等不间断地与阎锡山、梁化之等接触、会谈。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华北自治”和发动大规模入侵绥东之际，蒋介石调集260个团30万之众、100架飞机，准备向我陕甘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之时，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杜任之、牛佩琮、张隽轩以及山西新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戎子和、刘岱峰、刘玉衡、张文昂、郭挺一等，积极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在山西太原宣告成立，并选举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为正副会长，还在省城《太原日报》等各大报纸公布了该会宣言、告各界同胞书、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公开号召“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性别”，“都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
由于国府大员阎锡山、赵戴文是牺盟会的正副会长，牺盟会即以官办抗日群众团体的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国内外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在山西取得重大胜利的产物，也是中共与山西当局结盟抗日的政治格局已具雏形的标志，其结合点就是共同抗日救国。
1936年10月间，阎锡山鉴于国事日非，亟应设法挽救，特邀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与其“共策保晋大业”，并经过薄、阎会谈将牺盟会交薄一波接办。这标志着我党与山西当局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使我党在山西的统战工作由高层到基层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以薄一波为首的由16人组成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参与牺盟会工作以后，即确立了党对牺盟会的组织领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许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党员骨干派往牺盟会各重要部门和军政机关工作，既便于把中共的抗战方略和阎锡山公布的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号召结合在一起加以推行并迅速转化为群众的力量，又促进了阎锡山当局在抗战初期抗日的积极性。
在整个抗日反顽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中，牺盟会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
一、坚决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牺盟会政纲，在和阎锡山当局又联合又斗争中坚持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反共集团中的地方实力派。但当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他“存在”的时候，也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感召下，早于蒋介石一年多与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抗日同盟，并打出“民族革命”的旗帜，提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抗战初期亦积极地参加了抗战，支持了牺盟会的政纲，也制定和发表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和言论。但他却坚决不同意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在他所管辖的军政机关中存在和发展，并以此作为破坏统一战线和对日投降妥协的准备。能否争取团结阎锡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巩固发展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关系着山西乃至华北、中国抗战的大局，也是摆在牺盟会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既然牺盟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所以在制定牺盟会的政纲和具体运行中，就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支持。党在政治上指导牺盟会政纲的贯彻执行，就是坚持了党对牺盟会的领导，但也必须得到山西当局的认可。没有当局的认可，牺盟会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既然阎锡山是牺盟会的会长，就必须在阎锡山不违背牺盟会政纲的前提下尊重和接受他的领导。假如不承认阎锡山的领导，牺盟会就不可能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深入到山西军政民各界发挥其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就不可能公开合法地在上层和各方面与违背牺盟会政纲的组织、人和事开展斗争，更不可能把我党在抗战中的策略路线通过牺盟会深入到广大群众中迅速推广开来。
在整个抗战期间，牺盟会始终是把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作抗日救国的生命线来维护的。牺盟会在八年抗战中，始终如一地都在执行阎锡山当局制定的“制裁坏官、坏绅、坏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等有利于抗战的进步政策和言论，并以此为武器和阎锡山及其军政要人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对日投降妥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至武装斗争。但斗争的目的不是在搞分裂，而仍然是为了促进山西的抗战团结进步，巩固发展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中，阎锡山令旧军进攻新军，吕梁八路军粮站被剿，八路军伤病员被残杀，多处牺盟会组织被解散，抗日政权被摧毁，牺盟会干部被杀者达一千余人的严重情况下，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克服逆转的危险，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提出“拥阎抗日反顽”的口号，去争取他、团结他，促使其改恶从善。1940年3月14日，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等8人遵照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指示，给阎锡山、杨爱源、赵戴文再申议和的信中也指出“值兹寇深祸亟，存亡绝续之秋，若不急图亡羊补牢，力谋合理解决，则不仅国家民族受到更大危害，恐山西抗战基地亦将从此不保”，“我牺盟会、决死队惨罹浩劫，惨痛牺牲”，“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忍痛不咎既往，再申议和，俾保持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使决死队与晋绥军同在钧座统领之下，为实现《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奋斗……”（抄于中央档案馆）。又经过中共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和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谈判，“十二月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仍然保持了牺盟会、山西新军与阎锡山的隶属关系，山西抗战得以持续。
阎锡山及其当局在推行抗战、团结、进步政策的时候，牺盟会就接受他的领导，这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须。反之，牺盟会就和他斗，直至武装斗争，这也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团结、斗争，从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是牺盟会在抗战中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也是它在山西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维护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延续，阻止阎锡山像汪精卫一样公开叛国投敌，并最终赢得山西抗战胜利的基本经验。
二、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起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唆使内蒙伪自治政府伪军王英等部大举向我绥东进犯，晋绥已处于国防第一线，与日军一战已势不可免。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和迅速扩大牺盟会的影响，使牺盟会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薄一波曾提出由牺盟会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救亡运动的要求。但阎锡山却说山西是地方政府，全国没有宣布抗日前，山西这样做太突出不妥。时过不久，阎锡山、傅作义于1936年11月24日一举收复战略要地百灵庙，取得了绥东抗战的重大胜利。继而阎锡山又公开提出：加紧准备对日军作战的最重要工作，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的实现。同时还把武装三十万民众、组织百万民众的号召作为实现“宣传”、“组织”、“训练”、“武装”民众的具体行动和中心任务。于是薄一波便乘势与阎锡山商妥，由牺盟会主训，以政府名义组成1080人的“临时村政协助员”，于1936年12月23日和1937年3月19日分两批派往全省各县，其任务有三：1、宣传日军占领东三省后的残暴，唤起人民大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与抗日激情。2、宣传牺盟会的政治纲领，建立牺盟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一百万会员。3、招收抗日热情高、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工作，上述任务基本完成。这是牺盟会面对全省民众的第一次大范围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启蒙运动。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时，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演讲中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为了响应这一伟大号召，牺盟总会在“中共山西工委″的配合下，挑选培训了一批大多数是中共党员的牺盟会特派员，在山西当局的支持下，从1937年6月24日始，分三批向全省105县（每县3~6人不等）派出了牺盟特派员，带着阎锡山的指示：由县长、首席牺盟特派员、县公道团团长三人组成领导小组，凡县属大事，没三人共同签署不得施行。而且在临行前，都被介绍加入了阎锡山的御用组织“自强救国同盟会”，每人都领到了一张上面印着阎锡山密码代号的卡片，随时都可向他发报和写密信。阎锡山赋予了县牺盟特派员很大的特权，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他们工作的开展。
由于牺盟特派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下达指定地后，经过组织整顿，首席特派员大都成了中共县委成员，牺盟县分会大体也都成了中共县委机关所在地。
通过宣传牺盟会政纲，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并把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汉奸的土地、地方公有的土地都无租无息地分配给无土地的农民耕种。组建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武装自卫队等各抗日救亡团体，并在推行制裁坏官、坏绅、坏人，开展反贪污、反恶霸、反汉奸的斗争中，改造了县、区、村三级旧政权，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广大群众都把牺盟会当成了自己的组织，而牺盟会也成了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山西农村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巨大变化，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基本形成。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1939年3月，仅在晋东南薄一波和戎子和主持的第三、第五专员公署两地28个县中的牺盟会员已发展到183万，工会会员47万、农会会员320万、青救会员100万、妇救会员27万，这是从各阶层群众中聚集起来的一支抗日革命精英，在荡涤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抗日战争中的各条战线上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三、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开创革命根据地
1937年10月间，雁北大部县城已被日军占领。虽然抗战始，山西省政府曾号召其军政人员“守土抗战”，要县长“死守县城，存亡与共”，但却无人“死守”。只有朔县县长郭同仁遵命死守，城陷后被日军剥光衣服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外，大部县长都随军撤退，或自行逃跑。为了战时行政和便于管理，当局即于1937年10月间将全省105个县按自然地理形势划分为7个大行政区，每区设一政治主任公署，并授权在战时环境不允许和省政府联系时，可代行省政府职权委任县长等。
在各大行政区组建期间，山西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县份沦于敌手，许多县已成了交战区的前线或敌后。雁北牺盟中心区则向当局提出向敌后派遣游击县长的请求。当局除准其所请之外，又向各县县长电询意见：“凡觉身体志趣不能胜此任者，可自行告退”。征询结果有78个县的县长表示愿“自行告退”。此时，全省105县的政权已有77个县在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武灵初、戎子和政治主任公署（1938年2月后即改为9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管辖之下。他们从10月中旬到11月8日太原失守后陆续到职，根据山西制定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施政，着重抓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巩固扩大游击政权，一切政务和财政策划，原则上统归专员公署处理。2、打击汉奸活动，摧毁敌伪组织。3、认真执行和实施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合理规定税收、贸易和土地耕种法。4、在各区县普遍建立和健全抗日民主教育，统一制定中、小学课本内容，设立培养干部的政治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各级知识分子成为抗日军政干部。5、大力改造旧政权，创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等，并以下列四种形式委派牺盟会干部充任了缺额和不宜继续任职的旧县长位置。一、牺盟总会接受阎锡山之命，于1938年1月在临汾开办县长训练班，培训毕业后由省政府委派的；二、由行政主任公署直接委任的；三、临战区或敌占区旧县长弃城逃跑后，由当地县牺盟会特派员暂为代理，后经民选或呈报行政主任公署（专署）下令委任的；四、对一些劣迹深重、民愤极大，且又坚持反共立场，与牺盟会、新军、八路军搞对抗者，则发动群众与其展开正面斗争，迫其自动离职，经民主选出来的县长。以上四种形式委派的县长，除一部分是呈报省政府直接委任者外，有一半以上是先任职再由行政主任公署向阎锡山、赵戴文呈报备案，都取得了合法地位。总之，不论哪一种形式，为了维护与当局的统战关系，尊重省政府的权威，都要在行政手续和法律程序上做到完善周全。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由牺盟会员主持县政的县长已达70余人，再加上战动总会在晋西北一带委任的县长在内，民主县政权已占到全省总数的70％以上。
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固然对专署、县署两级政权是很重要的，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斗争还在区、村两级。其中不仅存在着什么人掌权的问题，而且还掺杂着旧的习惯势力与家族以及村与村之间利害关系的严重斗争。由于抗战开始后，我党与牺盟会的工作重点已不仅是沿着交通干线的中心区和城市，已转向广大农村，而一向落后闭塞的深山老沟和广大穷乡僻壤已成了我党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区域。所以，只有把农村基层政权掌握在能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受劳苦群众拥护的积极抗日公道正派的好人手里，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才能消除当时在农村摊派严重不公，好人、穷人受害，富人恶棍、地痞流氓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现象；才能保证做到”有钱的出钱，大家出力，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钱的不出“的真正的合理负担；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对抗日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物资供应；才能为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坚实基础。经过牺盟会各级组织一年多艰辛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以《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和牺盟政纲为依据，在薄一波、宋劭文、张文昂、戎子和、武灵初以及战动总会掌握政权的广大农村，到1938年底至1940年夏，已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农村基层区村政权经过改造，已全部掌握在劳苦群众手中。新政权建立后，从县区到乡镇，均把旧政权时代的那种办公敷衍塞责，循私舞弊，贪生怕死，为民所怨恨的旧衙门习气，逐渐改造成为为国为民、竭诚抗战、公道正派，为民所欢迎的抗日政府。这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在改变着山西历史发展的方向，它不仅对支援八路军及其他友军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保证了兵源、粮草等物资的充分供应，而且配合八路军在开创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各大根据地中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连阎锡山在牺盟会成立三周年大会讲话时，也不得不承认“游击县长的创设，这是件顶重要最困难的一件事。当时因为抗战上的需要，牺盟会同志很踊跃的响应了这个号召，并参加了实际的工作，开展了敌区的行政……这不仅是在第二战区开创了抗敌行政上的新纪录，而且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印象”（《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3集32页）。
四、组建了强大的抗日革命武装，在抗日反顽的斗争中保卫了革命阵地，坚持了山西乃至华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已成了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把八路军扩大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的号召，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一切党员不得逃避游击战争，逃避游击战争的不是共产党员。1937年9月初，周恩来率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彭德怀、徐向前、左权、肖克、程子华等来到太原，并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向牺盟会、决死一总队以及各界抗日团体三千余人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意义的报告；徐向前、程子华、肖克、彭雪枫等也分别讲了在抗日战争中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随即，刘少奇在和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戎子和等的谈话中，要求牺盟会要大胆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动群众抗日和上山打游击。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虽指挥十几万晋绥军和中央军在雁北战场上尽力在抵抗，但仍难阻挡日军的节节推进，山西已朝不保夕。于是他便对薄一波说“战争开始了，兵源日渐不足，你看该怎么办？”薄一波斩钉截铁地说“组建新军”。
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之后，早已把组建抗日武装抓枪杆子的事作为牺盟会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除去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牺盟会在一次紧急会议上，把已调集5万名少年先锋队到太原接受军事训练作为武装群众的一项具体工作之外，随即又采取了两方面的有力措施：
第一，在山西当局的支持与牺盟会的号召下，由薄一波负责组建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总队（简称决死队）。从1937年8月1日组建，到1937年底，又陆续组建了由共产党人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为政治委员的二、三、四个总队（团级），到1938年1月至2月，决死队已扩充为四个纵队（旅级）。从1939年7月起，所有山西新军按照第二战区的统一番号改编为16个旅（其中包括决死队8个旅、3个政卫旅、3个保安旅、暂一师、工卫旅等部）共50个团，连同各部的司令部、特务连、宣传队、剧团、医院、后勤等单位在内约7万人左右。
山西新军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取得重大胜利的产物。虽在名义上属于第二战区的编制，也有一些旅团中的高级军事干部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但从旅团到营连排的政治干部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真正掌握和号令部队的大权却大都操纵在政治委员和广大政治干部手中。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各部在8年抗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五千余次，毙伤日伪军四万人左右，战绩是辉煌的，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日游击第一路司令员谢嵩、代司令员谭公强、参谋长周平、决死三纵队政委董天知、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政治部主任彭永年、决死二纵队兼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郭国言、第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第一九七旅政治主任张凤阁等以下一万余名将士均为国捐躯。
第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各级政权和各地牺盟特派员都把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当成重要任务来抓。
1938年1月，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在阎锡山的支持下，以阎锡山的名义，从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抽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和干部开办了一个自卫队总队长训练班，毕业后立即分配到了各县充任县武装自卫队正副队长，而且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牺盟会的骨干分子。1938年上半年，牺盟总会又拟定了“关于组织自卫队问题的提纲”和“征调新战士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大大促进了地方武装的组建和发展。从1937年下半年始，每个县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区里有大队，编村有中队，大一点的自然村有小队，十几户的小村有分队。而这些自卫队和游击队大都补充了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
1938年3月后，凡是被日军占领的县区，自卫队都一律改成各种形式的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战或配合正规军作战。抗日英雄李林同志所在过的雁北支队，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同蒲铁路工人护路队、榆太游击队以及平定、寿阳、昔阳、太谷、祁县、交城、汾阳、孝义、文水、介休的十几支游击队都很有名。以上所有的自卫队、游击队大多数均编入了山西新军、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友军，成了正规军。仅1938年后半年，中共山西省委通知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必须在3个月内组织起20个团的自卫队、游击队加以训练，以便向八路军输送。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统计，1937年八路军刚到山西时，总兵力只有8万，到1938年已发展到15.67万人，可以说大部分是在山西补充发展起来的。牺盟会在组建抗日革命武装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做了重大贡献。
五、为党政军培育了大量较高素质的干部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干部的急需，就必须及早培训和储备有较高军政素质的干部。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之后，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作为培训、储存抗日军政干部的基地来抓，成效十分显著。“七七事变”后，培训干部更成了各级牺盟会的重要工作之一。1936年1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抗日言论的合法行为），使得一些爱国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欲报国无门，要抗日就会遭到逮捕屠杀。故而便有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朝着山西的一线光明来到了太原，进入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学习。他（她）们来自全国16个省市，除本省籍学员外，就数北平、天津、武汉、成都、上海、河南和东北流亡学生居多。从1936年9月开始到1937年8月结束，两个训练班共培育了四千多名军政干部，大部分分配到新军和牺盟会从事军队和民运工作。据1938年10月牺盟总会统计，两个训练班的学员，仅在四个决死纵队、工卫旅、政治保卫队、各牺盟中心区、县分会、各县游击队、自卫队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就有3000人左右。
1937年底，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牺盟总会、中共山西省委、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都撤退到晋南重镇临汾。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又有大批青年学生和众多大中小知识分子从省内外聚集到了临汾。为了把这些有用之才派上用场，在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杜任之以及其他有识之士的建议下，阎锡山于1938年1月20日在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学生约3000人左右。开办不久，日军发动了打通南同蒲的晋南战役，在撤退途中，由杜任之指点，有四百余名学员到了延安。1939年12月底，又由时任民大办公厅副主任的牺盟会执委梁膺庸（中共党员）带领五百多名学员也投奔到了延安。凡到延安的学生，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都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重要干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凡是牺盟会干部主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县政的地方，都办起了“民族革命中学”、“军政训练班”“游击队自卫队训练班”之类的培训机构，为充实基层干部培育了几万人。
据1985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健在的在牺盟会和新军中工作过的党政军干部有五千多人担任过县团级以上的职务，其中省、部、军级以上者约五百多人。先后被授予将军衔（从少将到上将）的72人，其中36人是曾在山西新军中担任过领导和指挥作战的红军老干部，另36人是牺盟会、山西新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康世恩也出自牺盟会。
在山西抗战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牺盟会确实起到了一般政治团体和救亡组织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1940年3月16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牺盟会的性质、任务及今后工作方针致彭真、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说，“牺盟会是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体，在我党领导之下的一种民族革命的联盟”；“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到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曾起到光辉的作用”；“为克服妥协投降的危机……力争全国以及山西的时局好转，保存牺盟、发展牺盟，使之成为巩固山西统一战线的力量和基础，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这不仅可以团聚山西进步的分子，继续发挥其作用，而且可以用这一具体组织形式去推动全国的中间分子组织起来，把牺盟这种组织形式灵活的运用到全国去，成为团聚与组织中间分子的一种组织，这在全国将有其重大意义”（抄于中央档案馆）。
1943年，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山西的新派（指牺盟会、新军）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261页）。
1943年11月，薄一波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不承认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应该转变我们的策略。这时，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做大资产阶级的工作。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大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但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勉强的，要警惕他们投降妥协，要壮大左翼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向进步力量转变。毛泽东同志最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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