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箱底”。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张壁古堡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渊源的古村落，她的隋唐地道、金代古墓、元代戏台、明清民居以及独有的原生态人文环境，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并被央视等知名媒体分别以“军事”“探索”“魅力”等为主线专题介绍。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罗哲文先生到此后留下“文物丰富，国之瑰宝”的赞誉，著名作家冯骥才考察后连声惊叹“不次于平遥古城”。在2005年央视“全国十大魅力名镇”的颁奖词中是这样概括的，“这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袖珍小城，0．1平方公里的面积，古堡地道、宫殿庙宇各种建筑一应俱全，军事宗教、民俗历史多种文化融为一体。可进可退，方寸小城规划高超，鱼型巷龙型口、孔雀琉璃，处处可见心思奇巧。张壁，古庙神佛异，明堡暗道奇。”本刊此次将通过《考朔州军人踪迹，解张壁古堡诸谜》一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释疑张壁的千古之谜。——编
者
介休张壁村为全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其神奇的明堡暗道建于何时至今还是个谜。
张壁在介休城东南约二十五里处。说来也巧，就在城的“东南”方向，就在此“二十五里”处，有一段关于介休非同寻常而又鲜为人知的设县建州史。揭示这一段历史，对填补介休旧志书中的一段空缺，对解开张壁古堡种种谜团都至关重要。
张壁在北魏时期曾是介休县城
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著名宰相李吉甫撰修成了被誉为一代地理总志的《元和郡县志》。志书中讲介休县的历史沿革时说：“介休县……后魏明帝时为贼所破，至孝静帝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
这是一段相关介休县城在后魏至东魏时期建置的记载。通常，人们都以为介休县城一直沿袭自秦汉时的故城。然而历史上介休城不在汉代旧城建置也是有的，上面讲到的后魏至东魏时的介休城就是一例。
清代乾隆年间由一代大儒、方志学家戴震修成的海内名著《汾州府志》中经考证指出：北魏时期重建介休城时，没有建在汉代故城旧址，而是建在了旧城东南二十五里处。其原文为：“北魏介休，不复治汉故城，其所置者，在今县东南二十五里。”此后，省内各种版本的《通志》《府志》都持如是说（被梁启超列为全国之首的光绪《山西通志》中有多处提到为“县南二十五里”处。）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从生活在后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名著《水经注》中找出见证。郦道元当时由北往南考察汾河两岸的风土时记载：“汾水又南，迳（过）介休县故城西，城东有征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郦道元把城东有郭林宗碑的介休城写成“故城”，可见东南二十五里处的介休城当时为“新城”。
东南二十五里壁堡处建城是为避“荒胡”
北魏时期何以要重建介休城，建城何以要选址在东南二十五里处？这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公元304年的西晋时期，从匈奴族刘渊自离石起兵反晋开始，中国北方进入了史称 “五胡乱华”的漫长战乱年代。刘渊的兵将首先发难于介休县城。国史
《晋书》及
《资治通鉴》都记载了介休县令贾浑夫妇在城破后不屈遇难的悲壮事实。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北方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互相仇杀掠夺，致使黄河地区的经济、文化、城邑、社会秩序全都被毁灭。当时遭劫难的幸存者们，或举族举家结伴流散入长江以南，成为侨居异地之民；或避地绝尘，木食山林，简居穴洞，成为山区堡壁寨主的依附者。可以想象，绵山下至今尚存的壁寨名称，如张壁、马壁、遐壁、宋壁、史村寨、三清寨、军寨……这些正是当年人们躲避战乱，隐迹藏身，建壁守垒的时代见证。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社会秩序相对好转。太和八年 （484），瘫痪消失已久的介休县恢复建置，但处于弱势的县政权在选何地建城时遇到了
“胡人寇乱”的现实问题。
据史籍记载，北魏时期，黄河以西的离石、吐京一带，万山簇拥，这里匈奴五部余众常年不养不耕，所需人、畜、财物、衣食等悉数靠在汾、晋间抄掠。时人称之谓
“稽胡”或“荒胡”。对此，北魏政权先后组织过数十次歼讨，但最终皆无济于事。为了避开胡人，介休县建城选在了地靠绵山，视野开阔，三面临沟，居高临下，有壁堡人居相对集中的
“东南二十五里”处。尽管如此，恢复不久的介休县政权最棘手的问题还是穷于对付胡人作乱。据在当时担任过介休令的李文略墓志文中记载：“……彼地带险阻，山胡寇乱，前后县官未能遮遏。及君莅任穷加歼讨，手自斩格，莫不震肃……”可惜这位
“有立功立事之志”的年轻县官亲自斩格，使尽了浑身解数应对胡人，最终的后果是积劳成疾，只活到27岁年龄。孝昌元年
（525），离石以西的山胡刘蠡升益发猖狂，其自称
“天子”，对手下封置百官。孝昌二年，刘大举肆掠汾州诸郡县，将所有县城全数攻破。选择躲避胡人的介休县城这次也未能侥幸。这一年，介休县终因在当地无法立足，随同汾州各县侨迁入平阳郡寄生度日。
县城被攻破得机遇升格为南朔州
东南二十五里的介休县政权苦苦支撑了40年，最后被胡人攻破县城侨居外地。然而这一时期的北朝历史又出现了新的转折。讲这一转折不能不提到驾驭历史乾坤者高欢。公元534年，高欢拥立的魏孝武帝投奔了关中的宇文泰成为西魏的帝王。接着，高欢又重新使用后魏的元善见做自己的傀儡皇帝。从此，中国北方开始了东魏与西魏两个国家对峙的时代。高欢为远避西魏，先是将都城由洛阳迁至邺地（安阳），让长子高澄控制朝廷。接着，高欢在并州这块战略宝地设大丞相府，置晋阳宫，将太原作为“陪都”。太原盆地有著名“四塞”，介休城西的高壁岭（又名韩侯岭
，当时灵石县区域属介休地）历史上称作太原的南塞。高壁岭系太原过往晋南的唯一通颈要冲。孝静帝天平四年（537），西魏的大丞相宇文泰进军蒲坂，克定汾（吉县）、绛，从此，双方大抵以汾、晋（临汾域内）、绛为界，平阳以西以南都归属了西魏，而洪洞戍、玉壁戍等险要处则成为双方极尽全力争夺的地盘。洪洞与介休互为交界。介休当时成为捍护前方阵地的突出地位显而易见。东魏天平年间（534－537），高欢迫于西魏咄咄逼人的攻势压力，出于前方战争需要和陪都安全考虑，将老家朔州的军人调遣至残破的介休县城，同时为提高军官的待遇和责任意识，还将介休原来的县级建置改为州级，并取名为南朔州。
迁来朔州军人用于“备御外患”
除明代成化本《山西通志》中说迁朔州军人置南朔州是为“御虏”外，其余版本的《通志》与《府志》都同出一词，都讲迁往介休朔州军人是为“备御外患”。
“外患”一词通常用于两个国家间一方受到另一方的挑衅威胁而言。介休地域能作为一方的前沿阵地而负起“备御外患”的使命，史册上几乎“仅此一例”。
“备御外患”首先要以自身的安全作打算，比如旧城墙已被胡人攻破，这就需要 《元和郡县志》等一些史书中说的 “更修筑”
“筑土为垣”，再建城池。再如为了保证前方打仗，还必须排除各种隐患。在高欢看来，当时胡寇刘蠡升就是最头痛的隐患。为了端掉刘蠡升的老巢，公元535年，高欢设圈套答应将女嫁给刘蠡升之子，寻机出骑兵，攻入刘的行宫，俘获其诸王、公卿等四百余人及华夷杂隶等人员数万。不仅消除了
“荒胡”隐患，还解决了战争对大量人财物的及时补给。
“备御外患”更直接大量的任务是作好“战备”服务，要求源源不断随时备足支援前方的军需物资。在东魏与西魏相持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双方战争几乎每年都要发生，有的战争如公元542年和546年的两次争夺玉壁城战争，高欢更是倾注十几万兵力，志图西入。在此状况下，朔州军人担负既长久，又规模大的备足各种军需的繁重任务显而易见。
高欢的军队以勇猛见长，作战攻城习惯用挖地道法。早在公元531年，高欢用兵攻邺城，相州刺史刘诞固守城池。高欢明里在城外建土山攻城，实则在城下开挖地道，令士兵一边往城下挖，一边用木支撑。地道挖至城墙下，下面皆空，高欢令将支撑木点燃，柱毁而城陷，刘诞被擒获。公元546年，高欢欲夺取西魏的玉壁城，故伎重演。先是在城外起土山，守将韦孝宽在城楼上架木抗御。高欢曰：
“尔缚楼至天，我穿地取尔。”于是凿地道共十道齐进。韦孝宽将计就计，命西魏军积柴火，掘长堑，往地道内投火，以皮排吹烟，搞得高欢士兵焦头烂额。高欢又用攻邺城办法，在城下穿地二十道，而后使用支撑木点燃，不料韦孝宽早有防备，及时将塌陷处竖以木栅，高欢军士还是不得入城。这一次高欢苦攻六旬，最终智力皆困，因疾而还。
高欢军士善于用挖地道攻城，自然也能挖地道守城或在城下构筑其它军用防备设施。朔州军镇守南朔州大约二十余年时间里，他们长年累月地担负调运、贮藏军用物资，甚至有制造一些兵器的任务。可他们占据的壁堡地处沟壑丘陵，地面可利用空间经常是人满为患，为防备不测，调运的大批粮食物资时常需要存放在更隐蔽的地方。这一来就要向地下更深层发展。年积月累，南朔州城底下便形成有通行道，有通气孔，有丁岔口，有储藏穴，有养马槽，有伏击洞等多层次的网状设施。当今人们参观张壁古地道都对此“既不像平民百姓的家用设施，开挖又不为民间人力可以承受”的庞大复杂工程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也不觉为怪。解开朔州军人备御外患这一谜，人们便会找出答案。张壁地下这些保存了近一千五百年的价值连城的古地道，正是当年擅长开挖地道的朔州军人在战火岁月中的备战杰作，是他们“备御外患”的历史见证物。
朔州军人系地道的鲜卑人
介休当年的朔州军人系高欢从其老家怀朔镇（今包头东北）调来的鲜卑族军人。公元524年，魏孝明帝将六镇无罪配隶军人皆免为民，接着下诏将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改为朔州。高欢又名贺六浑，原系汉人，其祖因得罪朝廷被发配至怀朔镇。世居怀朔镇的高欢从小受鲜卑民族的习染，一向炫称自己为鲜卑人。他要求部下平时说鲜卑语，穿鲜卑服。一旦有机遇便让鲜卑人做州郡长官。他常说，汉人是为鲜卑人种田的奴隶，打仗靠的就是鲜卑人。显而易见，高欢从老家调来的这批陪都卫戍军正是高欢最信赖的嫡系鲜卑人。
由于镇守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职业固定单纯，朔州军人的生活在当时还是相对稳定的。在高欢对这些卫戍部队的特别班赐与关照下，这些鲜卑军人便有了条件在当地立家立业。张壁村“户家园”可想而知是当年鲜卑军人安家落户的处所。这一批鲜卑人的定居弥补了二百年战乱后当地人口流散的空缺，从此介休城（南朔州）内有了新的主人。有学者李济曾从介休人独具的方言中还有阴、阳入声特点考察，便断定现在介休人为鲜卑人的后裔。其中蹊跷盖源于此。
万事开头难。考察张壁古堡的历史，我们只要顺着朔州军人的踪迹揭示出其使命、其来历，至今古堡中其它的种种迷雾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目前，张壁最神秘最有价值的文物莫过于可罕庙。可罕庙历代碑文中又称
“罕王庙” “可罕王朝庙”。据庙中梁题书，该庙在元代延元年重建，说明在宋代以前就有原庙。重建可罕庙碑文中记载何以要建可罕庙的理由是：
“可罕，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因时樽俎焉……其精英至今在，德泽至今存……”这一段文字，清楚不过地道出了鲜卑遗民们对罕王高欢的怀念之情和建庙之因。然而后世人只知曾有过个
“定杨可汗”，于是把庙中之
“可罕”生搬硬套给了刘武周。刘武周既不是夷狄人，更不是夷狄之君王，最后走投无路投靠了突厥，又因其图谋出逃被突厥杀害。对于刘武周这样对唐、对突厥都不屑挂齿之人，不仅鲜卑后人不可能为其立庙，就是执掌了天下的大唐王朝也决不允许他的臣民们对这一
“贼寇”公开供奉。
考察张壁古堡的又一个蹊跷是解不开泥铁像之谜。有人说这尊泥铁像衣帽穿着非佛非道，似官似兵，所塑者为何人实难以揣测。其实这是由于观察者用的是汉人正统目光，若换了另一个角度，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尊不可思议
“独具异族风情”的泥铁像，不正是当年鲜卑人在南朔州作官时的形象见证物！
作家张春旬在十年前撰写的 《张壁古地道之谜》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石砌路面的街道，原是介休县城的一绝，解放后县城修筑了油路，原来的石砌路全被拆除……所幸，张壁300米长街道全用红砂石砌成。路面两边高，中间低，可行车马，可通流水，与当年介休城石头街道并无异样……”走遍介休上下四乡250多个村庄，这里有山区，有丘陵区，也有平川，然除张壁村街道石砌路面与原来县城无异样外，其余村庄都无此“一绝”之特点。这其中仅是偶然吗？
·张壁古堡开发记略·
1995年，
《人民日报》报道，张壁村地底下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上、中、下三层立体古代军事地道网，在全国实属罕见，经中央军事科学院专家初步推断，疑是隋末唐初的古地道，同年，张壁古堡所在地的龙凤镇政府与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合作，对古堡首次进行小规模、探索性的开发。
199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行前来考察，对张壁古堡的研究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同年古建专家罗哲文、郑孝燮前来考察，郑孝燮写下了“张壁古堡文物丰富国之瑰宝”的题词。
1998年，张壁古堡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3月，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带领古建、军事、文物、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专家25人，对张壁古堡实地考察，并召开了高级论证会，对张壁古堡的历史、性质、价值、开发提出了论证，为张壁古堡的整体开发奠定了理论上基础。
2002年7月， 《中国古村落丛书系列——张壁村》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著）出版，抢救性地研究、记录和发掘了张壁古堡的建筑和生活，值得警惕的是，仅仅几年以后，该书所记录的文物和民风，有些已遭破坏和湮灭。同年，张壁古堡在开发保护中首次进行了引入民营资金的尝试。
2005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全面启动的 “中国魅力名镇”展示活动中，张壁古堡从众多名镇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十大魅力名镇之一，被专家称做
“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袖珍小城”，并在全国兴起一股强劲的张壁旅游热。这是该堡首次从专家学者的赞誉声中走出，开始走入大众关注的目光中，但面对张壁开发与保护中存在着的资金、文化和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的
“瓶颈”，欣喜之余似乎又不容盲目乐观。
2005年，张壁古堡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006年，张壁古堡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6批国保名单；天津大学完成对张壁古堡保护和开发的全面规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