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我省太原市小东门的山西机器制造公司，是当年日寇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旧址，也是国内仅存的一处日寇战俘集中营旧址。
数十年风风雨雨过去，那里只残存两排当时关押战俘的旧式砖瓦房。山西机器制造公司的职工们说，企业正在进行破产重组，这点历史残存可能要推掉搞房地产开发。
听闻此事，几位见证过那段历史的幸存者紧急呼吁：刀下留“耻”。
“战俘营？”7月4日，一听来意，山西机器制造公司一位职工满脸愕然，“是战俘营还是马圈，现在谁也说不准”。
这里已经很难找出当年历史的残存：一排排被漆成淡蓝色的现代化厂房中，机器轰鸣；附近是幼儿园、宿舍楼及宽宽的柏油路，不时驶过一辆辆小轿车。
穿过厂区，进入公司后院。西北角上，两排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狭长旧式砖瓦房，一东一西，隔着中间一栋同样苍老的小房，默默对视。屋后的大树，已将枝桠伸向屋顶，树籽落下，在屋顶长出一棵棵小树。
自解放之后，这里一直被用作山西机器厂的库房，用来存放一些辅助材料，现在依旧。偌大的房间，靠墙的木质窗户似乎已很久不曾开启，窗栓耷拉着，只靠屋顶几处玻璃天窗透气，每隔几米垂着一盏电灯。管理人员说，这里已多年不曾维修，“屋顶的木头已经酥了，上去怕有危险”。
1955年入厂、1997年退休的老工人白金祥说，进厂这么多年，自己从未听说厂里还有个日本军队设立的战俘营旧址；而1956年入厂、曾在战俘营旧址处干过20多年库管员的陆起芳老人说，这里在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军队用作马圈，解放后也一度驻军，但别的不曾听说。
记者走访了20多位该企业离退休职工，他们的说法大致如此；而年轻职工更是对此闻所未闻。
“我在战俘营的日子”
王丕绪，今年87岁，离休前曾是山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回忆起“在战俘营的日子”，老人拉开了话匣子。“与别的难友相比，我的遭遇算是好。刚进去就受到在狱中成立的地下党组织保护；二是当时狱里有个厨师，被俘前是阎锡山部队的，与我是老乡，每日能偷偷塞给我一个馒头”。
入狱几个月后，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狱医给王丕绪开了个病单，在被策反的中籍翻译官配合下，送出了战俘营。“日本人最怕俘虏生病，见俘虏病了就不要了，他们怕得传染病。病人一般被送往专门的‘病人室’，让病人躺到一尺多厚的石灰中消毒。消毒的结果，就是病人很快死去”——王丕绪多次被派抬过这样死去的难友。“每名战俘一天四五两的粮食定额，都是发霉的粮食，蒸熟后放入废弃的火柴箱里拿绳子拖进牢房，战俘没有饭缸，就拿手往自己帽子里抓，抓得多吃得多，抓得少只能挨饿，很烫，但顾不上”；“喝水全靠日本兵扔掉的罐头桶舀点水喝，喝不够，渴得要命，自打进去就没洗过脸和手”。“几百人住在一起，像插萝卜似的，一个挨一个，大通铺，每人发一条薄薄的军用毯子，连铺带盖全靠这个”。房里人太多，空气不通，又潮湿，所以病号很多，得不到及时医治，因病致死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
还有许多俘虏，被押送到全国各大煤矿挖煤做苦力。山西各大煤矿，大都有“工程队”送去的俘虏，能“释放”到日本人经营的各株式会社当劳工的，都是幸运者，大多都是地下党安排的，我就是其中一个”。“隔段时间日军就来队里要人，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去抽血，把你养活到那里，叫你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隔上几天抽你一次血，做战备血；也有用来做人体试验的，有做活体解剖的”。
日军训练新兵时要“练胆”，就在现在的赛马场里，让战俘排成一队，让新兵上去拿刺刀往死里捅，锻炼新兵杀人的胆量。“有一次，在赛马场，抗大被俘的学生二三十个被集体捅死做了练胆试验”。“俘虏们每人胸前戴一块有统一代号和编号的布证，我们这批编号是春、夏、秋、冬，我是春字第25号。我在战俘营时，日本人两次杀了300多人，在赛马场用带血刺刀给新兵练胆，一次杀了220人，一次杀了120人，这个地方还在，叫作观马亭”。“日本人在杏花岭办了个医院，后来把医院改成学校，在学校里解剖了很多中国人，这个医院还在，就是现在的杏花岭医院”。
王丕绪老人说，鉴于日军对俘虏的暴行，地下党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往出营救同胞，“与那些未能来得及救援就已遇难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现在我闭上眼睛，脑海中还能经常闪现出战友们被蹂躏致死时的痛苦表情和阵阵呻吟”。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已经85岁高龄的王丕绪老人曾带领几名日本友人寻访战俘营，但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些地方。
日本老兵曾来谢罪
刘林生，我省柳林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一直致力追寻“太原工程队”的历史真相。
刘侵宵，刘林生的父亲，曾任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二纵队游击五团敌工科科长。1940年日寇大“扫荡”，刘侵宵在交城被俘，后被转运关押在“太原工程队”内，经历了一段非人生活，1941年被营救出狱。刘侵宵在世时，多次向儿子讲述他在战俘营的经历。
退休后历时十余年，刘林生四处搜集史料，寻找仍然在世的当事人，其研究成果《太原工程队》已快问世。今年6月，刘教授忽然听说，这座目前全国仅存的日寇战俘集中营旧址可能被拆除。“作为日寇侵华历史实物见证，这处遗址一旦拆除，将影响到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完整性。”刘林生认为。
刘教授介绍说，除太原外，当年日军还在石家庄、济南、北平、塘沽等地设有战俘集中营，但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只有太原留下这么一小部分。
刘林生提到这么一件事情：2001年和2002年，曾在“太原工程队”服役的侵华日军看守高桥幸喜、桐佃米藏，曾专程到山西机器制造公司后院——“太原工程队”旧址谢罪。他们现在是“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会员。
该战俘营的幸存者王丕绪、张开明、肖平、吕岳也曾说，最近几年，不时有当年的日本军人或他们的后代来到太原，希望能到以前的“杏花岭日本卫校”和小东门街的“太原集中营”参观谢罪。
不能让这段历史湮灭
“日本人的工程队，实际上就是俘虏营，我们那儿几千人哩。每天那个地方死几十个，最多一天死了200多个……”同是战俘营幸存者的盂县老干局吕岳在电话里这样介绍“太原工程队”。
那是一段让全体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70年后，坐在山西省汽造厂宿舍的家中，张开明老人难以入眠。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些年他一直为能保留住这片历史物证而四处奔走，并根据回忆绘制出了“太原工程队”草图。
每逢国际友人和历史学家来日军太原战俘营访问，张开明总是不顾年老体弱，自费“打的”赶到现场，就地给大家做讲解。早在几年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张开明就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多面人生》，希望“国人首先是家人”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历史。
2005年，张开明开始为集中营旧址的保留问题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接触，“还请作家谷峰拟了集中营遗址碑文”。“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惟一亲眼目睹日寇将俘虏作为活靶子进行试胆训练的见证人赵培宪，通过拉大粪、种菜作掩护、实为我党地下联络站的小店农民李成牛，在狱中成立地下党组织的李滋（李树德）等人都已相继辞世”。
“我今年83岁，王丕绪87岁，我们辞世之后又有谁还记得这段历史？我们没有理由让它湮灭”；“又是一年抗战纪念的时候了，有关部门该给个说法了吧？”
四处搜集史料，记者终于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五卷第776页找到了这样的文字：“日本侵占太原后在小东门的东北城墙角处设立了一所集中营，名曰‘工程队’。工程队直属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内设所长一人（松本大佐担任），尉级队长一人，翻译三人，其中日本籍、朝鲜籍、中国籍各一人。被俘人员按照‘天、地、人、财’等字排好，每字编1000人。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一人当队长，负责管理被俘人员的生活、派工，监督被俘人员，每100被俘人员编一个班，设一名班长，由队长从这100人中指定。每班下设三个小队，各设小队长一人。被俘人员常进常出，平均保持在1400人左右。这是一所三进院，前院住日军办公人员、一小队日本兵，约50多人。中院住一队伪军，约70多人。后院设有门岗、电网，囚被俘人员。日本人和伪军很少进后院。点名时，他们戴着口罩，站在20米以外，大声喊叫……”
另获悉，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此事，并已着手收集有关资料。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真相，有望重见天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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