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市东南面有个翼城县，近年来因工作关系我时常下乡来到这里。来得多了，我发现这里有许多村名都带有“唐”字，有唐城、有南唐、有北唐、有东唐，还有云唐。这些与“唐”有关的村落引起了我的注意:莫非眼前的翼城和古唐国、唐尧，乃至大唐王朝深隐着某种联系？翻阅民国年间编撰的《翼城县志》，果不其然，其中有转引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
《通志》中的一段话：“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十有六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这就是说，帝尧在十五岁那年被封为唐侯的时候，所封地就在翼城，所立的国号就是唐。围绕着翼城与“唐”的历史渊源，我站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纵观历史，回味典籍，禁不住思绪万千。
一
水有源，树有根，我将目光投向了上古时期。从史书记载可以得知，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号陶唐氏，因之亦称唐尧。所以取这么个名号，是因为他先封于陶地，又封于唐地。关于这两次分封，前人曾推断陶为山东，唐在河北。可是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掘出了古城址、古墓葬、古观象台等，有力地说明了这便是尧舜禹时期的文化特征。陶寺遗址应是尧都古城无疑，它为前人无据的推断找到了实据，同时也说明在上古交通十分不便的时代，帝尧的封地在山东在河北的说法的确值得商榷了。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有着充分的论据。一是史料密集。如果说，前述《翼城县志》为翼城人所记，难以为据的话，那么，《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述就不能不信了，其中写道：“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唐初《括地志》也明确记载：“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新近我读到一本《古族新考》，作者余太山先生依据考证明确认定：唐地“则当在翼城”。二是遗存传说颇多。前面已提到，引起我注目的是翼城有众多的与唐有关的村落，而且这些村落的名字都有来历传说，这里有尧王巡访的传说，有尧王神泉的传说，还有尧王砂锅的传说，这些传说无不和唐尧有着密切的联系。倘若这些还不足为凭的话，那就必须借助另一个方面了，那就是考古实证。
1991年5月，山西省考古队在翼城县隆化镇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依据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特征，专家们认定这里的活动年限大致为公元前4400年前后。这实在是个有趣的发现，说其有趣是因为它让人想到陶寺遗址。从时间上看，枣园遗址的时期约早于陶寺遗址2000年。这便说明，在陶寺文化之前，翼城就生息、繁衍着人类的先祖，正好为尧“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提供了考古支持。也就是说，尧当初封为唐侯，不是在遥远的河北，而是在与陶寺近侧的翼城了。翼城就是古唐国，尧之所以称为唐尧或陶唐氏，概源于此。
现在再回想《括地志》中“尧裔子所封”的记载，根源就非常清楚了：翼城既是尧即位前的封地，也就是古唐国的创始地，帝尧去世后，继位的帝舜不忘他的功业，就将他的儿子封回了唐国旧地。这是多么合乎情理的事情啊！世事沧桑，岁月变易，这里经历了千秋万代的变化，但那个唐字始终没有被遗忘，于是就有了现今那些以唐相称的村庄：唐城、南唐、北唐……
二
其实，何止这些村庄，即是历史上堂堂有名的晋国也是在翼城萌生的。晋国初始并不为晋，却是以唐为国的。史圣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写道：“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这是说唐叔虞的儿子燮改唐为晋，成为晋侯的。说得透彻一点，就是晋国是由唐国演变而来的。说到唐叔虞，我们自然会想到那个桐叶封弟的故事。司马迁对这个故事也有记载：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从史圣笔下的记载，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两点：一是晋国确实起始于唐国；二是唐国故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河是黄河，汾是汾河，这两河之东的地面也就是现今侯马、曲沃、翼城以及襄汾的部分地盘。种种依据表明，叔虞始封的古都在翼城，翼城其时是唐国的中心。
这不是妄断。现今在翼城县探访，到处可以看到晋国与古唐国有关联的遗址。南梁镇有个故城村，村中原有城墙门楼，门额上的题刻就是：桐城。可见，当年唐叔虞手持桐叶来到的封地就是这里。如果这种说法还是猜测的话，那么，该村尚有城墙遗址，且是晋国时期的。那层次分明的夯土成为最有力的实证。正是由于翼城县是桐叶封弟的古都，是古唐国的中心地带，与之相关的建筑、村庄比比皆是。在旧县城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钟楼，上面的门额题词为：“剪桐封国”。虽然钟楼经过修缮面目一新，但是那古旧的门额石刻却在倾诉着沧桑往事。
行笔至此，本来可以为晋国之初的唐国定论了，忽然又想到个太原说，因为近年曾有人撰文以为桐封之地在晋祠。其实，这个疑义早有先贤考证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先生。顾炎武先生是江苏昆山人，为了反清复明从江南辗转来到北方，长期居住曲沃，在此边讲学、边写作，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著《日知录》。他在书中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叹。也就在这部世人备为推崇的著作中，顾炎武先生将自己对晋国史料的不少疑点进行了考证辩伪，其中就有对古唐国的论断。他的笔墨简练而明确：
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阳翼城县也……所谓成王灭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晋阳七百里，即后世迁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
面对顾炎武先生明确的论断，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再自设迷宫，在其中兜圈子了。翼城就是桐叶封弟的古唐国，也就是晋国的源头。
三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又萌发了新的感触：历史是有延续性的，那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总该和翼城也有某种不解之缘吧？
那时我想到了李渊，他是唐朝的缔造者、开国皇帝。公元617年，他自太原起兵，扬起反隋的旗帜，一路挺进，所向披靡，很快打进长安，彻底动摇了隋朝的根底。不久，隋炀帝被杀，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这个朝代以什么为名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然而，李渊并没有花费时日就拍板定论了。随着李渊的降旨，唐朝这个名字于是就炳彪于世，穿越时空了。为什么一个值得抓耳挠腮的难题，李渊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懂些历史的人一定很好理解，因为李渊其时是被封为唐国公的。推翻隋朝的唐国公仍然以唐自居，便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看来，要弄清大唐的源头还必须从“唐国公”入手。
翻阅史料发现，李渊这唐国公的封爵是世袭的。最早受封的是他的祖父李虎。那是在北魏时期，李虎是个赫赫有名的将军。他屡立战功，功勋卓著，成为当时的柱国将军。柱国，显然是国家砥柱的意思。这位柱国将军不贪功，不居傲，在北周开国时又立下勋劳，当上了太尉。太尉已经名重朝野，但是，皇帝觉得仍然难以旌表他的业绩。因此，当李虎去世后又加封了唐国公，由他的儿子李昞承袭了父亲的封爵。不过，李昞对这荣显的享受是有限的，没过多年，他便早逝了。不幸的李渊遇到了幸运。说他不幸，是因为中国人早就有人生三不幸的定论：即少年丧父，中年亡妻，老年失子。李渊七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当然是不幸的。说他幸运，是小小年纪就世袭了祖上的封号，而且将唐国公的封号由北周带入隋朝了。
那么，李渊祖父李虎的封爵缘何称“唐国公”呢？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所著《唐代制度述论稿》中指出，李渊一族“累代所葬之地”为汉代钜鹿郡广阿县（今河北省隆尧县），李虎死后之所以被追封为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钜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尧的名字）遗迹”。陈老先生的说法虽是一家之言，但从各种史料看，李虎“唐国公”的封号均和陶唐氏、唐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当李渊被任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他不禁暗自欣喜。其近臣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更为欣喜，高兴地告诉李世民：“唐固吾国，今我来斯，是为天与。”由此可以看出，太原虽然远离尧都平阳，可也属唐尧古国，因而，李渊暗自高兴，以为这是上天的意思。这就为唐朝国号的确立提供了又一佐证。有意思的是，在李渊去世37年后，唐高宗李治又尊其号为
“神尧皇帝”，这就更加说明了大唐王朝的历史渊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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