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本报连续报道，近十几天来，“太原工程队”成为太原市民最关注的字眼。通过幸存者口述实录的真实回忆，通过省、市政协编撰的文史资料，还有一本本保存在省图书馆、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由最高人民法院、省检察院根据庭审资料汇编的日本战犯审讯纪实，这段尘封60多年的历史由此揭开面纱，重现在人们眼前。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通过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了解这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
太原开庭
作为日本战犯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办公组工作人员，省总工会离休干部阎玉堂告诉记者，他当时参与了调查取证工作。为了搜集证据，他曾去过山东济南、河南郑州等地，也曾亲自和同事霍丙林到小东门“太原工程队”踏访，在累累白骨的现场拍照取证。取回来的证据交给审判小组，用于和战犯们对证。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了关押在太原的9名日本战犯。其中，就有曾将“太原工程队”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以训练日军新兵的教官住冈义一，他当时是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军独立步兵第一四旅团第二四四大队第四中队大尉中队长。
提起公诉
在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前，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先期将起诉书送达被告人。当住冈义一等被告接受起诉书时，精神极度紧张，有的双手发抖，脸色变白；有的满头大汗，手足无措，连签字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在检察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才艰难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56年6月2日和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将起诉书送达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同年6月10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开庭，公开审理战犯。驻太原的党政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中学校、厂矿企业等180多个单位和30多个专、县的政法机关代表共4000余人参加旁听。
1956年6月12日，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副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席太原法庭首席检察员井助国、检察员军法大校黄泽湘、检察员中校郭轩、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焕新等4人，对日本战犯住冈义一、城野宏等8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庭）提起公诉。起诉他们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犯有参加日本侵略战争、策划和推行侵略中国的各种措施，以及残害、奴役中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的罪行。
6月12日下午2时30分，公诉人起立宣读了（56）特检字第三号起诉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城野宏等8名战争犯罪案起诉书》，被告人也包括住冈义一，他曾两次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将俘虏人员340人作为日本新兵“试胆”的“活人靶”用刺刀刺死。
死340人
住冈义一于6月16日下午被带上法庭。
当日下午4时20分，审判长宣布把住冈义一提到法庭，查明身份后，审判长亲自讯问被告人。首先调查了住冈义一在日军的任职情况。被告人供称1942年7月时，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三大队机关枪教育队任少尉教官，驻扎在太原市侯家巷山西大学学校内。审判长问“对新兵进行教育的方针是什么？”住冈义一答：“对新兵教育的方针，是在作战时候或者在日本军警备地区把新兵和老兵混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杀害中国人的教育，首先对他们作试胆教育，把中国人当做活靶刺杀，来进行锻炼。”
审判长问：“在什么地方执行的这个方针？”
被告人答：“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东边进行的。”
审判长问：“在这个方针下，共刺杀被俘人员多少？”
被告人答：“340余名。”
审判长问：“这340余名被俘人员，是分几次刺杀的？”
被告人答：“第一次是在1942年7月26日，第二次是8月2日左右。”
审判长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被俘人员进行残杀？”
被告人答：“因为这些新兵是从日本新来中国的，所以要对他们进行为期3个月的教育。为了检查这3个月的教育情况，重点就放在把中国人作为活人靶来检查新兵所谓参加作战的战斗能力。”
审判长问：“当时是如何屠杀的？”
被告人答：“让俘虏跪在地上，手绑在后面，剥去他们的衣服，让新兵刺胸部，这样来杀害的。当时新兵只使被害者负了伤，没有完全死，我就用我自己的刀刺他们的胸部，向新兵作示范，把俘虏刺死。”
凶恶罪犯
在庭审现场，审判长问公诉人，对被告人住冈义一的供述有什么意见。公诉人郭轩说：“被告人对赛马场大屠杀这个事件已向法庭供述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暴行，现在让我宣读一下当时从刑场逃跑脱险的赵培宪的控诉。赵培宪现在在云南省蒙自专区担任中国共产党蒙自地委书记，我曾会见了赵培宪，他让我向法庭转达他的要求，他要求对参加这次屠杀我被俘人员的凶手依法惩办。他要求转达他的控诉。”
念完控诉书后，审判长问住冈义一：“刚才公诉人宣读的受害人赵培宪的控诉书是事实吗？”住冈义一答：“是，正是那样子。”接着，住冈义一又按照审判长讯问的次序，供述了第二次屠杀被俘人员时，是由他指挥大约70名新兵，对收容在工程队里的妇女、学生50名和有病的男人20名共70名，用刺刀刺胸部刺死的。他亲手杀死新兵未刺死的被俘人员十多名，最后，将全部尸体扔到杀人现场东北方向五六米的地洞里。
审判长又请鉴定人王克峰宣读对赛马场挖出的中国被俘人员尸骨的鉴定结论。王克峰宣读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尸骨鉴定书》，证人作证完毕，辩护人黄文忠经审判长同意，向被告人发问了几个问题，被告人住冈义一分别予以回答。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席太原庭首席检察员井助国作为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公诉意见。他说：“被告人在中国沦陷区采取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用极其残忍狂暴的手段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血腥镇压、残杀。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残暴手段，对待已经解除武装的俘虏和伤病人员，尤其惨无人道的是，将成批的俘虏作为训练新兵刺杀的‘活人靶’加以刺杀……他们不仅是侵略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同时也是指挥烧杀、奸淫、破坏、掳掠的凶恶罪犯。”
忏悔谢罪
在最后陈述时，住冈义一等被告一边痛哭一边陈述。他说：“我向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长表示我的愿望和决心。请求对我这被起诉犯有侵略战争罪行和反革命罪行的人加以严厉的判处。这个正义的审判，是我向中国人民及被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谢罪的一个机会。这个谢罪与我所犯下的罪行比较起来仅仅是万分之一而已，但除此以外，我再不能有其他方法可以向中国人民谢罪。我所以能认识我自己的罪行，并且说出我心里的话来，是由于我自从1948年7月被捕以来，受到了中国人民长期的温暖的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的教育，使我认识到中国人民并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报复主义。中国人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
“我从1939年12月开始侵略中国，到1948年7月为止的9年期间的罪恶历史，使我失去良心，失去人性，妄想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道路。当我想到这些人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们将会对中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我的心好似要裂了似的难过。同时，想到那些被杀害了的人们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们将会跟他们全家团聚一起，过着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我就感到惭愧，我不知怎样谢罪才好……我在今后的余生中，要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要反对战争，要维护和平。我决心为保卫和平而斗争，我发誓把我献身于最有意义的崇高的和平事业，来向中国人民谢罪。为此，特向审判长请求给我严重的处理，给我一次谢罪的机会。”
正义判决
6月20日下午2时30分，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朱耀堂宣读（56）特军字第三号判决书，翻译人员同时用日语播放判决书。
法庭确认：“被告人住冈义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确实犯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残杀我国人民和被俘人员，强奸妇女，强征劳役，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的罪行。日本投降后，还犯有组织日本军人参加阎锡山军队，指挥反革命武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被告人住冈义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完毕，即宣布闭庭。各被告人还押。不久，城野宏、住冈义一等8名战犯被押往东北，与其他被判刑的日本战犯集中改造。1959年7月9日，住冈义一刑满释放。
坦陈罪行
1956年6月21日和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在太原举行大会，决定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其中包括在太原关押的120名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回国，汤浅谦就在其中。
这个消息在日本罪犯中间和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判刑的心服口服，免予起诉的欢欣鼓舞，他们自发地出墙报，写回忆录，在离开太原前的短时间内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资料。为了教育后代，战犯们回国以后，集体创作了
《三光》等反映日本侵华罪行的书籍。前日本军医汤浅谦用本人口述、作家执笔的方式写成《难以忘却的记忆》一书，揭露了日本军医在上级指挥下有组织地用活人作医术实验的震惊中外的罪行，也倾吐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写成了这本书。其中有些情节从未对妻子儿女说过，如今愿意曝光在人民群众面前。我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在太原管教所进行改造过的汤浅谦，一直致力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曾作为日本和平理事会代表，出席了全面裁减军备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们多次在7月7日举行纪念活动，以自身体会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颂扬社会主义中国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使与会者深感侵略战争的可耻。1989年，日本NHK电台以特别节目“战犯的自白——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1067人的手稿”为题，向全国进行了广播，给日本以冲击性影响。
本报记者
裴怡 琚宏
申毅敏刘友旺
张晋峰
侯慧琴 孟辉
王君
徐建光 赵媛
文／摄
本文有关历史资料和图片，出自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著的《侦讯日本战犯纪实
（太原）》及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正义的审判》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尸骨鉴定书
（摘录）
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法医鉴定人王克峰接受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对前日本陆军北支那派遣军独立步兵第一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二四四大队大尉中队长、阎锡山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教导二团上校团长住冈义一，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与同年八月初以检阅辅佐官及新兵教官的身份，在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两次参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三大队集体屠杀八路军被俘干部及“抗日大学”的师生袁立夫、蒋粥、史子干、裴一平等（男女）三百四十余名一案的部分（廿一具）尸骨进行鉴定。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我提出的鉴定问题是：依据证物材料———
尸骨。推断其葬土年限、性别、年龄和损伤。并根据损伤的性质鉴定成伤凶器、及死亡原因。鉴定工作是遵照被告人住冈义一的申请在检察员沙平陪同下进行的。自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开始，到五月二十日完毕，地点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根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及住冈义一的全部有关材料，依照所提出的鉴定要求进行鉴定的。
……
死因分析：生命上最重要的器官的损伤，脑、心脏、肺脏的广泛破坏能迅速引起死亡。尤其是延髓即使较小的损伤也能引起急死。
据检查所见，颅骨呈孔状骨折及凹陷性骨折，甚而有些颅骨尽达碎裂的程度，因脑实质遭受到严重的挫伤，而引起急性死亡。
又据肋骨及肩胛骨的损伤主要的是刺切伤，次为钝器伤，这些损伤均能引起心脏、肺脏的穿孔及破裂，形成大量出血而引起急性死亡。
鉴定：（一）该廿一具尸骨葬土年限至今约为十几年光景。（二）该廿一具尸骨中有男性十八具；女性三具。（三）该廿一具尸骨生前年龄大约均在三十岁上下。（四）该廿一具尸骨均系生前遭受锐器刺砍或钝器打击。其锐器伤的成伤凶器应属单刃的短剑或刺刀之类的凶器所造成。（五）根据肋骨及颅骨的损伤程度，其死亡原因应属心、肺、脑的挫损与破裂所引起的。法医鉴定人
王克峰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
《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押期间的部分笔供》
——活人解剖（摘录）
这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前后，我在山西省第一军潞安陆军病院，充当军医中尉，在传染病室工作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一天上午9点钟过后，我们由山西各地病院集中起来的二十九个军医，集合在太原市小东门街的第一军司令部工程队
（俘虏收容所），依据太原陆军病院院长佐藤军医中佐的指示，分成4个组分工合作，决定各对一名俘虏进行切断上肢或下肢和担任腹部内脏手术等。我们为了练习腹部的手术进行取出子弹及缝合的手术，所以吩咐工程队的警察人员向俘虏的下腹部射进子弹，并说：“我们需要在尚未完全死去的身体上进行手术，使其手术完成的时候还能活着才行，所以射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们打死”。一会儿，两个俘虏被倒绑着双手拉到院里，这两个人看到持有手枪的
“警察”和穿有手术衣的我们时，已知道要被杀害，但是没有一点惧怕的样子，瞪着眼盯着我们。这时警察走近俘虏，按着我们嘱咐的话，向俘虏的下腹部开枪射击，使得两人昏倒在地面。我们不顾他们痛得大声喊叫而翻滚，把二人抬上了担架，用劲按住，抬进了旁边的屋子里，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把胸部和腰部绑在手术台上，被打中下腹部流出鲜血，虽然身体被捆绑着，但难忍疼痛，使他们不断辗转着，这时，我们一齐挥动手术刀割断他们的上肢和下肢，又开始剖开腹部，被我们弄得半死半活的俘虏，每逢我们刺进手术刀的时候，便大喊大叫，可是我们像没听见似的满不在乎，不管他们怎样受罪也不理会，依然进行解剖。……
前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潞安陆军病院庶务科长军医大尉
前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工兵营
卫生科长
上校军医 汤浅谦
控诉书
我是从敌人的毒手里逃出来的，我愿意把我所遭遇的一切说给大家听。我被敌人捉去关在太原的俘虏营里。俘虏营是芦席盖的棚，周围有两层电网，三层铁丝网封锁着。在阴湿的地上，我们睡觉、吃饭、拉屎、撒尿，像猪一样被看待。汗酸、屎尿臭，被火烧一样的太阳蒸发着，我们的肉体渐渐腐烂，原来体弱的，不几天就病倒了，死了！身体较强的，也渐渐被折磨成一副骷髅的架子。逢着雨天，雨在身上浇，水在身上流。这时，我们盼望晴天。但是太阳出来了，我们被蒸发得昏了过去。大门外，严密地布满了哨兵。二门也同样站着日本法西斯的走卒，三层门是伪军。我们都被编成号，一个个被审问，被拷打去做苦工。吃的是什么呢？一天两顿小米稀粥，米是多年前的仓谷，不但腐烂难以下咽，而且谷糠就有大半。每顿一个人配给两小碗，倘若你不小心，误落在地下一粒米，敌人会马上夺了你的碗，狠狠地打你一顿棒子，打得头破血流，罚你一天不能吃饭。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饱，下午两点钟，在火热的阳光下还出“新式操”。到了火热的操场，让俘虏一个个裸着上身，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晒几个钟点，脊背上晒满了水泡，脱落了肤皮，头晒得昏了，有的晕倒在地上，有的死了。晕倒的清醒了以后，被重重地打着让站起来。快要死的，就送进所谓的“俘虏医院”，我们叫它“阎王殿”，进去是没有出来的。敌寇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挑拨我们互相仇视。譬如：俘虏中有的是国民党军官兵，有的是八路军、决死队的，敌人对某些俘虏可以放出到河滩去给敌人洗血衣、抬水、修理机场，但对八路军俘虏则不然。敌寇深知八路军是最忠实于民族，而不会向敌人屈服的，所以，敌人见了八路军的俘虏时，总是说：“八路军的脑子大大的坏的，妈的，打死了我的朋友，死拉死拉的！”我们的同志成群结队地被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是给敌人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被当做“肉靶子”的已不是一批，七月二十六日轮到了我们。下午3时30分“戊”字号八十个俘虏被分为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很快来了百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了上衣，双手背着捆起，排成一字队形，看吧，那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着冲杀过去。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着八路军的光荣传统，誓死不屈！在刺刀前面，不绝地怒骂！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胜利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一个，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衣服已被剥去，敌人用一条已牺牲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的血燃烧着。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呀”！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人的刺刀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我是侥幸地跑出来的。我是跑出来了，但我们许多同志却已被当做“肉靶子”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了。我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灭绝人性的野兽，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可以这样被虐杀吗？控诉人
赵培宪（原文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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