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初，我到了延安，在抗大二期四大队学习。四大队的政委是董必武同志。“七七事变”后，抗大二期的学员提前结业，党组织决定将我转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去学习。8月间，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了。
11月27日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有人来找我，说要调我和李荫平（王维纲）两人到中央组织部去分配工作，叫我马上去报到。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正好是王明回延安的那一天。我从桥儿沟进城去，忽然听到天上有飞机，飞得很低很慢，一下子城里乱起来，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我走到抗大三期门前，听说毛主席上飞机场去，我也跑到飞机场去看，原来是王明和康生、陈云、陈郁，还有李先念从新疆回来了。我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跟我谈话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同志要回前方去，现在决定从党校调你和李荫平同志出来，跟随少奇同志到前方去工作。”
12月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我和李荫平同志到刘少奇同志那里去领受任务。他叫我们为他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去搜集有关各种规章制度等档案资料，以备将来到前方去创建根据地时作为参考。这个工作就交由李荫平同志负责。二是通过中央组织部向党校、抗大、陕北公学要干部。这些事情分配给我去做。在这之后，我就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那里去汇报、请示工作，一般是在早晨6点钟左右，在他起床后不久的时候。
一天上午，刘少奇同志领着我们到洛甫那里去。当时，我穿了一件银灰色毛料人字呢夹大衣，头上戴一顶半新蓝灰色国民党军官帽子。洛甫见刘少奇同志带着一个国民党军官感到很奇怪，这时，刘少奇同志忙向他介绍说：“这是温建平同志。”洛甫才了解我是刚化了装，准备跟刘少奇同志回前方去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从延安出发了。和刘少奇同志一道离开延安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护送彭总的有一个班的战士，加上我们这一批，还有十来个干部，总共约二三十人，具体名字记不起来了。我们乘坐一辆军用卡车，少奇同志和彭总坐在前面，向着西安进发。途中曾在甘泉停留，还去看了黄帝陵。汽车走了两天，到达西安。
在西安，少奇同志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少奇同志、彭总和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经常开会研究问题，我们没有什么事，常上街去走走。当时我们穿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但都没有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在街上往往遇到国民党军警联合稽查队的查问找茬。回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告诉刘少奇同志，他用诙谐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就到街上，花两毛钱，去买个国民党徽戴上吧。”我们就照此办理，再出去就免掉了许多麻烦。
在西安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刘少奇同志又带领我们坐火车去风陵渡，记得是夜间行车的。跨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12月底，到达临汾的帽儿刘村。这是北方局机关的所在地。
12月底，刘少奇同志在刘村主持召开了山西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就是临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发展（或新阶段）与新任务的报告，主要是动员党的干部贯彻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精神，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大胆放手发动民众，掌握民众，掌握武装，建立与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1938年最初的几天，会议就结束了。参加这个会议的共有一二百人。其中我们这一批有二三十人，记得有傅子和、薛韬（现在云南省委）、薛迅、赖若愚、王卓如、赵迪之（女）等。杨尚昆、李伯钊、张友清、张稼夫都参加这次会了。在分组讨论报告时，少奇同志曾经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
临汾会议结束后，我留在山西，分配到河东特委任组织部长。临行之前，少奇同志特别叮嘱：一定要抢在敌人南下之前，抓紧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3月初，临汾失陷以后，特委撤出运城，转移到中条山区。
1938年5月初，我去延安向少奇同志汇报河东特委工作情况。当时，我们已经有五六千人的武装。少奇同志说：“你们那里已经有了几千人的武装，但是，至今还都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这不行。你回去，一定要把阎锡山的帽子脱掉，在中条山打起我们八路军自己的旗帜来，团结起那一带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形成一个核心，一只铁的拳头。”在延安期间，我还按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跑中央组织部、党校、抗大去要干部。他给我写了一张字条，叫我去中央党校把嘉寄尘同志调回河东特委。嘉寄尘是晋南地区一位著名的群众领袖，他团结广大农民和阎锡山斗争很坚决，对扩大军队有贡献，受到少奇同志的赞扬。
在我将要离延安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他说：“你把我写的这封信带上，回到晋东南去找朱瑞同志，把信交给他，以后的工作，他会给你作具体安排的。”这封信已经找不到了，具体内容也记不清了，开头是说，特派温建平同志回去，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这是一封很长的信。
6月初，我和嘉寄尘同志一起返回河东。不久，同蒲路以东地区划归冀晋豫省委领导，同蒲路西侧几个县划归晋西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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