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社地处太行山西麓东段，奔腾不息的浊漳河源于县北纵贯全境。榆社县始置于隋开皇十六年，但在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境内已有先民活动；远古时曾是炎帝八世榆罔的邦邑；殷商时，为商纣王叔父、太师箕子的封邑；战国时，“赵之良将”廉颇魂归于此；西晋末年，乡人石勒揭竿而起，建立了使中国北方出现短暂统一的后赵国；抗战期间，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曾于此率众杀敌御侮……
史前地球生命的信息库
榆社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大量古生物化石遗存，并由之获得“哺乳动物化石宝库”和“化石之乡”的美称。正是有了这些丰厚的自然和人文积淀，包容了化石文化、箕子文化、帝王和佛教文化、山水生态文化等众多自然和历史文化在内的榆社文化，方显得愈加雄浑博大、璧熠生辉。榆社藉此成为史前地球的生命信息库、古时贤达仁者的邦邑之地、早期帝王和佛教文化的博览室、现代城市人回归自然的休闲园。
化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气候和地质因素。榆社的新生代地层中保存着丰富的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信息，特别是含有非常丰富且极具科学价值的哺乳动物化石，成为中国重要的珍贵地质遗迹分布区，在生物进化、地球环境演化、地层学、沉积学、古气候、古地理及古人类研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种类繁多，结构完整，现发掘的包括7个目、17个科数百种。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曾撰文指出：“远从上世纪30年代起，榆社就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的化石宝库。”可以说，榆社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化石，都蕴藏着史前地球上纷繁异杂的生命信息。
榆社化石从被发现，到被研究，走过的是一条由黑暗到光明、由漂泊颠沛到华堂锦服的曲折路程。化石，在榆社被乡民称作龙骨。龙骨在榆社早有发现，但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除医者少量取之用作止血安神之外，竟再也没有人知道它还有什么奇妙绝倒之处。在上世纪初，榆社潭村药商乔六福在贩运本地所产中药材的同时，开始将龙骨作为中药微利贩至上海药行。1918年初冬的一天，一位蓝眼高鼻的外国人，在上海一家药店偶然发现了一枚即将被店员锤为粉的角状化石。就在这一刹那间，这对碧蓝的眼球忽然闪出灼人的惊喜，口中连呼“上帝”，竟一头扑在了那枚将作“刀下之鬼”的精美化石上。他就是来自瑞典的古生物学家安德森。半个月后，安德森终以传教士的身份，一路跋山涉水寻到了太行山上浊漳河源的榆社县。榆社果真遍地龙骨，仅仅二十天，安德森便满载而归。之后，又有法国人德日进、美国人弗里克、瑞典人常新富(中国名)等众多的外籍古生物学家相继涌入榆社，雇用专人大肆收集化石，其中，尤以首任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院长的法国神父桑志华于1934年间的收集活动影响最大。他们的活动，直接引发了榆社民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龙骨挖掘热，持续时间前后长达10年之久。其时，贫瘠而憨实的乡民，多以求得聊以为生的几枚铜板而奔走相劳于荒山野川。也正是在这十年间，大批精美绝伦的榆社化石背井离乡，走出太行，经天津口岸而远走美国和西欧诸国。时至今日，在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尚藏有500余件榆社化石。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期间，北疆博物院也断断续续地将近2000件榆社化石“挽留”在了国门之内，并使它们成为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对榆社化石的科考研究，其实是与其被大量挖掘和外流同步而起的。除过以上提到的那几个外籍专业人士之外，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地质调查所的刘师固、杨钟健等也都有专门的科考著述刊发问世。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榆社化石的研究更为重视。1956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专程来榆社考察，在其前后，中科院及前苏联等多家科研人员进驻榆社，探究化石。1961年，国务院将榆社全境列为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从此，榆社为全人类守护着这片珍贵的自然遗产，开始以一种更为雄浑庄重的仪态为世人瞩目。
1983年，国内首家、也是我国目前惟一的县级化石博物馆―――榆社县古脊椎动物化石博物馆正式落成并开馆迎宾。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先后有贾兰坡、邱占祥、戴福德、克拉克、肯吉莲等一大批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法国、荷兰、英国、巴基斯坦等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来到榆社，对榆社化石进行详查细考，并把榆社盆地列为地球新第三纪标准剖面，以此作为今后全世界研究古气候、古生物、地层的标准参照。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进一步证实榆社盆地遗存的距今约600―100万年间新生代中新世末至更新世初的大量古生物化石，填补了长期以来世界地质史上存在的真空时段，具有“承上启下性”“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今，正值地球气候普遍升温变暖、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种种责难之际，榆社更为全人类提供了一面反映地球之昨日的直观镜，在研究地球和人类之未来的学术价值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榆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为全人类而守护着的一座珍贵的史前地球生命信息库。
毫无疑问，榆社化石的知名度在与日俱增，榆社县委、县政府对此更是情有独钟，近年来，不但极力招徕各方专家学者，举办高规格的学术研究，而且投入几百万资金，重新改建化石博物馆，让榆社化石连同诸多的榆社古文化珍品一同登堂入室、笑迎宾朋。
其实，就榆社化石而造就的榆社化石文化而言，单纯把榆社化石的卓越之处定位在药用和学术的范畴显然是有失周详的。榆社化石形态各异，巨细不一，粗观其表，多黝黑粗粝，似山野田夫。细析其质，或紫或黑，或白或赤，色泽深沉，温婉圆润，有如处子之态、琼玉之美。也许，对化石之观赏价值的研究和开发，也将愈来愈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古时贤达仁者的邦邑之地
炎帝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和华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远溯古史，不难发现，榆社之由来和发展，亦与这一雄浑博大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传承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清人吴倬信补注《汲冢周书》云：“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国为榆州。曲沃灭榆州，其社存焉，谓之榆社。地次相接者为榆次。”山西史志研究院出版的《山西大观》，则对榆社为榆罔所建邦邑之地有更为明确的记述：“榆罔帝统治的榆州地方，其中心是榆社。”这里所指榆罔其人，就是炎帝八世，是与黄帝轩辕氏同一时代的人。史载，炎帝八代相传共520年，且代代都继承了传统的农耕文化。到了八世榆罔的时候，又在邦邑内广植榆树，引领了我国原始农业开始向生态农业的转变。到春秋时，榆罔和他的后人榆氏所建的榆州国为曲沃国所灭。乡民为了纪念榆罔和榆氏，便将其居住、活动过的中心地带名为“榆社”。古人“封土为社，示有土地”，榆社之意，就是指这里曾经是榆罔帝的土地，此亦为榆社地名来历考证之一。
从传承民族文化和引领远古文明的角度讲，榆罔当然无愧于“贤达”之号，而作为其“活动中心”的榆社古地，有“贤达”之风相薰相濡，世代光大，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说到榆社文化，除过榆罔，还有一个人不可或缺，他就是商朝的箕子。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曾任太师之职。箕，是指其封邑；子，是爵位，故后人称之为箕子。纣王昏乱淫暴，箕子屡谏不听，并被囚禁。周灭商后，武王将他释放，箕子不愿仕周，携殷商遗民五千余众逃亡到朝鲜，宽厚的武王乐得做顺水人情，索性就将朝鲜封给了他。这样一来，箕子反觉有愧于武王，有愧于国家，于是就回来将自己的治国之道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武王。《尚书－洪范》汉孔安国传注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而问洪范，”指的就是此事。文中“洪范”，就是在《书经》等多家史书上记载的箕子向周武王所述的著名的治国大策《洪范九畴》。
箕子之封邑“箕”，即今之榆社，其中心在今榆社县讲堂乡讲堂村，范围大致包括今榆社全境、太谷东部及左权、武乡部分地方。有关箕为榆社的论述，许多史书和史学家已多有论述，在此略述一二：《左传》云“僖公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今讲堂之名，即为晋侯败狄后，双方于此讲和而得；阎若琚《四书释地》云：“辽州榆社县东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中认为“微、箕都在商王畿内，故依阎若琚释以箕为今山西榆社县箕城；”刘怀仁《晋中史话》言“箕子封邑于榆社”；王瑶等主编的《华夏姓氏考》言微子和箕子“得子爵，建微(今山西潞城)、箕(今山西榆社)；”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在肯定箕为商代重要封国的同时，也沿用了“箕在今山西榆社”的说法等等。孔子将箕子赞为“殷之三仁焉”，意指其与商纣王时的另外两个重臣微子和比干同样值得敬重、称道。柳宗元在其《箕子碑》一文中(“碑”是古代一种文体)，将箕子赞为“大人”，并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品格和处世立身之道作了三点归纳：“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供给圣明的君主，使人民受到教化。”这篇文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信念和抱负的，但我们从中仍不难感受到这位古代圣贤的人格魅力之伟大所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洪范九畴》和箕子平时的诸多极富特色的处世治世之道，都成为后人称道的箕子文化的精华所在。不可否认，箕子的名声和成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之朝鲜了。直到今天，由中韩两国为主体的国际箕子文化研究活动仍情浓意酣。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讲，箕子的这些思想多是在他大半生的生活之地箕邑榆社形成的，所以，对整个民族文化有着重大贡献的箕子文化，对榆社本土文化的影响自然也是极大的。
早期历史上的榆社，曾经是一处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由此而遗存下来的佛教文化在榆社的山川野岭间镌刻下了许多不灭的记忆。说到榆社早期的佛教活动，我们不得不引出榆社历史上出现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后赵皇帝石勒。石勒应该是榆社、甚至整个北方佛教文化的真正倡导者，所以，石勒的名字是应该和佛教二字连在一起来讲的。石勒生于公元274年，羯族，是土生土长的榆社人。关于这一点，许多史书都有明确记载。《魏书－羯胡石勒传》云：“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又有《魏书－地形志》云：“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领县四，阳城、涅、襄垣、乡。”清光绪《山西通志》载：“乡郡置乡县，即今榆社。在故时尚未置县，故志有榆社城，城在县北三十五里。又郡、县不同城，故志又有武乡城。石勒生于是，非今武乡县。”可见，以上所称武乡，即当今之榆社。
综上所述，石勒是古武乡今榆社人无疑，不再赘述，但有一点须再多释几字。石勒生时的武乡，县域包括今榆社全境、武乡大部、和顺和昔阳少部，县治即在今榆社县社城镇社城村。石勒一生，崇尚汉高祖刘邦，闲暇时日常让人为其读《汉书》，研习刘邦，并坦言“若遇高皇，当北面事之”；后荣归故里，又与人言“武乡，吾之丰沛”(见《晋书－石勒载记》)，将生养他的家乡看作是成就了刘邦宏基伟业的他的家乡“丰－榆社”(见《汉书－郊祀志上》)。所以，石勒称帝后，即将当时的武乡县县城(今社城)看成是自己的“－榆社”而名为榆社(－为一种白皮榆树，故将－字省去而其义犹存)。公元596年隋置榆社县时，县治仍在此，直至公元1269年的元朝，方将县城迁至现在的榆社县城处，并将原来的榆社城简称为社城，此为榆社地名考证之又一说法。
早期帝王和佛教文化的博览室
西晋末年，“八王”混战，民不聊生，身为耕奴的石勒毅然投身于反晋大潮，并建赵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从奴隶到皇帝的民族领袖。石勒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则是众多的褒贬，但客观地定位，仍应当是褒扬占主导。他在位期间，劝课农桑，轻徭薄赋，重视文化，力倡民族团结，重视弘扬佛法，是一位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有过积极贡献的帝王。佛教产生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一带，西汉末年传入内地(见《三国志－魏志－东夷》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在佛教初入中国后的两汉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使之从真正的佛教意义上流传开来，“当时的人把佛当作一种祠祀，近于神仙方术。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一直到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方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开始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而这时候，国境之内已烽烟四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之后，便是三国纷争，天下离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虽然仍会笼络相当一批万念俱焚、心存虚幻的信众，但要谈光大发扬显然已是不可能的。后赵的成立，北方出现的短暂统一和稳定，给佛教的复萌和成长又有了土壤，而石勒则成为温润这块土壤的一场甘霖。羯族本信火祆教，但在石勒率兵征战期间，主要出于称霸中原的政治目的，便起用了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在佛学界，佛图澄是成功规劝皇帝信奉佛法、支持佛教事业、使佛教受到国家保护的第一人。在战时，他不但成为石勒重要的军事高参之一，而且对石勒改变俘虏政策，遏止杀戮，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到“石勒称帝后，奉澄尤笃”(见《高僧传》)，并尊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他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后成为佛教寺院传统的浴佛节)，石勒都要去寺中拜佛，以示对佛教的支持。在后赵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佛图澄“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共893所”(见《高僧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北方各地，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信佛者顿增。由此可见，后赵才是佛教在北方真正兴起的开始。
现代城市人回归自然的休闲园
天蓝水清，林茂山幽的原生态环境，是榆社目前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她已成为现代城市人回归自然的休闲园，也正是基于这种先天优势，近年来，榆社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方面，致力于构建城市人家庭生活的“生态厨房”，并接连不断地将“榆社笨鸡蛋”“北寨小麻油”“河峪小米”等一样又一样过得硬、叫得响的特色农产品送到太原、郑州、榆次等诸多城市人的餐桌上。这一做法在为城市人送去健康的同时，更鼓了当地老百姓的腰包，可谓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其实，原生态自然环境的优势带给榆社的绝不仅此一面，由此而孕育成形的山水生态文化，已日益显示出其清纯和美、古朴自然、风韵悠长的独特魅力。事实上，榆社已经成为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休闲园。
榆社不但拥有前文提到过的世界罕见的古生物化石和北魏、后晋、隋、唐、元、明、清不同时期的石刻、庙宇、壁画、塔楼，而且还拥有经过100万年之久的风侵雨蚀形成的造型奇特、风姿优美的黄土地貌自然景观，拥有风光秀丽的云竹湖、山高林茂的悟云山、大面积的森林、灌草丛、湿地，拥有众多无雕琢而民风淳朴、山明水秀的自然村落。走进榆社，可谓处处是风景、处处是画廊。从2005年8月开始，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理和古生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刘东生、张宗祜、邱占祥、王奇、李凤麟等，或亲自参与，或组织指导，在榆社开展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的野外实地调查和室内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基于榆社盆地的地质遗迹类型、内容、规模等具有国际对比意义的典型性、世界上特殊的稀有性、基本保持自然状态的自然性、遗迹的形成过程和表观现象系统性和完整性、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优美性，科学家们一致对其蕴藏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并提议进行可操作的实地保护。2006年年底，由省城太原传来好消息：山西省榆社新生代省级地质公园通过评审。地质公园的建立，标志着榆社为人类守护这方自然遗产的神圣事业，又向前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大步。按照这一发展计划，新生代省级地质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期限为9年。在这9年当中，该地质公园将逐步被建成以自然遗迹资源保护为核心，服务于旅游观光，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有利于资源与环境保护、开发和管理，并能够发挥最佳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地质公园，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如今，世界性的旅游文化仍情浓意重，生命勃发，但综观其势，目前人们对风行多年的观光旅游已兴味索然。回归自然、崇尚古朴、休闲娱乐，已成为现代城市人群的新时尚、新需求。目前，榆社县委、县政府正在精心打造“以云竹湖和黄土地貌为主的山水生态旅游，以新生代古生物地质公园为主的地质科普旅游，以后赵皇帝石勒和佛教遗迹为主的文化旅游”三大特色旅游品牌。
榆社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榆社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但长久以来，重“行”而不善“言”的榆社，无意间将自己的文化之光深隐在了厚重的山门之内，给外界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陌生感。有道是一枝独秀不是春，万木争荣春满园，在晋商文化大放光彩的今天，多谈一些每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多挖掘一些我们各自的地方文化，则更能补其单一，增其风骨。（曹煜
孟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