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因为探讨地域文化，我一次又一次走进襄汾。每去一次，我的心灵就受到一次震撼，襄汾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和迸溅的活力激荡着我的胸襟，即使对之顶礼膜拜，也难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
近年，我们山西人常自豪地说：华夏文明看山西。临汾人则承接着这种自豪说：山西文明看临汾。这没有什么大的出入，晋南是古中国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根祖，而平阳就是这个摇篮和根祖的中心。平阳乃临汾的旧称，说临汾是文明的源泉自然无可非议。如今，我则要接续着前面的话题说：临汾文明看襄汾。或者说，襄汾文化，气壮华夏。
丁村人：为中国人争气
丁村人，于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其中有着丁村人的合法席位。其实，所谓的丁村人只是3枚儿童牙齿化石和一块幼儿右顶骨化石。即使加上在此地发现的2005件石制品和28种动物化石，5种鱼类化石，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大观园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发现，屡屡走进考古学家的笔下，而且尚能跻身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就是一件奇事了。
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中写道：“当丁村人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河身不但比现在宽得多，河水也比现在既大且深。”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也在《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说：“当丁村人在汾河岸上居住的时候，汾河不像现在那样，河水湍急而混浊。当时汾河水应当很大很深，还可能比较清些，流得比较缓慢一些。至少在河湾处有深而静的清水，河旁边有茂密的水草，水里游着巨大的鲤鱼和青鱼。当时丁村附近的气候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原来，丁村人的发现让考古学家由此探视到了一个远古的时代。这是丁村人引人注目的原因吗？还不是。
让丁村人举世注目的是他面世出土的时间。上世纪50年代初，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东方文化西来”风。说什么我们中国人断了代，现在的人是从西方土地上迁移过来的。人家敢于这么蔑视我们，是因为自北京猿人发掘后，至现代人之间我们再没有考古发现。既然没有实证，怎么能说明你的祖先一脉相承，传续至今？我们可以不服气，但是，只能生闷气。恰在此时，丁村人面世了，虽然仅仅是3枚幼儿牙齿化石，但是，它们正好是1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这说明北京人之后，我们古国的大地上仍然生活着先祖，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继往开来，我们勿须高声喧哗，那鼓吹“东方文化西来论”的人就哑口无言，羞色满脸了。
陶寺遗址：让尧都平阳有了底气
尧都是临汾历史上最为光彩的写照，至今临汾人仍引以自豪。
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各种典籍均有记载。《帝王世纪》记载：“帝尧，陶唐氏、祁姓也……都平阳。”《通鉴外纪》也记载：“帝尧，帝喾之子，姓伊祁，号陶唐，都平阳。”临汾古称平阳，当然也就是帝尧都城了。临汾人以尧都为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这光荣因为缺少考古实证也遭遇了尴尬。山东的定陶因为与陶唐的陶搭界，而以尧都自居；河北的唐县则因与陶唐的唐有缘，也以尧都相称。一时间，尧都变得扑朔迷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面对这种状况，临汾人想说句大话，可是缺乏证据，少了底气！
今天，临汾人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临汾才是古尧都！因为我们有了底气，是陶寺遗址给了临汾人大声发言的胆量和气魄。上世纪70年代，陶寺墓葬开始发掘，大量的文物出土了。考古学家将这些墓葬划分为三类，其中大墓9座，最为突出的有5座。这些墓中撒满了朱砂，随葬物在一二百件以上。闻名中外的龙盘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等物品。中型墓90座，也有随葬品，但是，比之大墓就差多了。小型墓最多，达到610座，可是没有任何随葬品。由此大家达成共识，这说明当时等级分化明显，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而这个时期，考古界公认在4000年至4500年之间，也就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说穿了恰逢尧舜禹时期。
陶寺遗址：让尧都人无奈的脸上挂上了喜色
发掘继续进行，成果不断展示。2000年以后，陶寺遗址的发掘更让临汾人，乃至国人露出更大的喜色，这里发现了尧时期的古城址。如果说墓葬的发现只能证明国家的形成，无法判断都城的实有。那么，这一回都城不再是虚幻的了，而是实有的了。陶寺遗址在一步步为尧都古城的真实存在提供佐证。
最有力气佐证是“观象台”的发现。在陶寺中期大城东南面，考古学家挖掘出11个夯土列柱，列柱间形成了10道缝隙。这些缝隙围绕台基中心展开，像是一个扇面正好对着崇山的各个山峰。经过多次观测得知，古人在这里观察太阳出山时的变化，以此确定季候节令。此时，《尚书·尧典》的“敬授民时”跳出发黄的书卷，成为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原以为成书于战国年代的《尚书》不过是记录了一些传说，因而不少史学家都将尧舜那时列为史前时期，现在看来这种列法有违事实。尧舜那时是一个真实的年代，而且为中国的文明，乃至人类的文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陶寺遗址，又为尧都提供了新的亮点！
赵康古城：记忆了晋国称霸的豪气
有一块山西文物保护标志的牌子在襄汾县已经伫足很久了，上书：赵康古城遗址。
确切地说，赵康古城遗址应是以晋城村为中心的周围18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扬威、史威、习礼、师庄、北柴等10个村庄。如今在北边和西边还可以观瞻到古老的城墙，城墙内外皆有晋国遗存的历史古迹。师庄，乃申生、重耳、夷吾兄弟拜师读书的地方；习礼，为晋大夫朝见国君前学习礼仪的殿堂；牛席村则是晋国储备粮草、饲养牲畜的厩库；史威村、扬威村自然是晋文公城濮之战凯旋归来，检阅上、中、下三军的兵营。走进晋城还可以找到晋献公的斗鸡台，骊姬的梳妆台以及晋文公的点将台旧址……一个古镇收藏了远去的历史景观。
关于晋国的中心都城，近年来史学专家都把目光投向翼城、曲沃、侯马以及襄汾一带。那襄汾处于何种位置？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献公八年，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这是说，晋献公派人去车厢城杀死了众多公子，并且建造都城，改名为绛，从此定都于此。据考证这个绛就是故绛，即今赵康镇一带。在故绛，晋国共历8君，前后为85年。85年，在晋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不足挂齿，但是，这期间晋国却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
晋国的辉煌是从祸乱起步的。晋献公征战到骊戎国后，娶了国君的两个女儿：骊姬、少姬。骊姬生有一子奚齐，她要奚齐继位，便设计谋害了世子申生。申生死后还有重耳、夷吾，她又诬告二子和申生是同党，命人捕杀，迫使二子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后，奚齐继位了，但被大夫里克杀死。里克主张公道，又杀了继位的少姬之子卓子。几经变乱，在外逃亡19年的重耳回国继位，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礼贤下士，任用能臣，很快使国家和谐安定。进而出兵平息了周室的变乱，成为天子的得力臂膀。接着，城濮之战一举打败不可一世的楚国。晋军征战归来，周天子派兵相迎，并下令晋文公可以冠领各诸侯国。从此，晋国登上了霸主地位，创造了晋国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而这最为光彩的一页就是在襄汾写就的。如今，走进史威、扬威等村落，似乎仍能感受到晋文公号令各诸侯国的满身豪气。
三公旧村，收藏着赵氏孤儿的义气
《赵氏孤儿》是一出戏剧。由于是戏剧便唱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其实，登上戏台的《赵氏孤儿》是真实的历史。晋景公的时候，司寇屠岸贾掌握了朝中大权。但是，赵家势力雄厚，他难以为所欲为，便上奏国君要捕灭赵族。凑巧，晋景公也感到赵家权势过大，有意要削弱，便准奏了。可是，杀人灭族总得找个说法呀！屠岸贾找到的借口是，赵家曾经杀了晋灵公。杀死晋灵公是赵盾干的，时下赵盾早去世了，这笔血债居然要他的后世子孙偿还，这借口有点荒唐，可是这荒唐的借口晋景公居然应允了，赵家面临着血光之灾。
大夫韩厥知道了这消息，秘报赵朔要他逃命。哪知赵朔是个死心眼，居然不逃，只把自己的妻子送进宫去。所幸，妻子是晋成公的女儿，屠岸贾奈何不了她；所幸妻子身怀有孕，赵家企盼生个儿子来日报仇。赵家蒙难了，孤儿出世了。屠岸贾要斩草除根，灭掉孤儿。在这危急时刻，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站了出来，演出了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仁义大剧。程婴新生一男，愿意献子救孤儿。公孙杵臼愿意为救孤儿献身。谋划好，公孙带着孤儿入山，程婴则去告密。屠岸贾带着程婴去搜捕，一捕就准，将孤儿（当然是程婴之子）摔死在山沟，又乱棍打死公孙杵臼。趁机韩厥从宫中带出孤儿，之后，程婴带着孤儿逃进荒山僻岭牞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直到15年后，韩厥奏请晋景公恩准，孤儿赵武才还朝袭承父位，而后除了屠岸贾。这感天动地的历史事实走向戏台，唱遍华夏，也唱到了国外，名曰：《中国孤儿》。
这仁义之举就发生在今日襄汾。可能在孤儿还朝时，晋景公已将都城迁往新田了。但是，赵家蒙难、义救孤儿都发生在襄汾，也就是赵康古城。如今，在襄汾县可以看到程婴故里程公村，且有程氏墓冢；可以看到三公村，据说这是三位义士谋划救孤的旧址。由此地西行不远就是姑射山，山上有个没娃沟，程婴携孤儿逃出后曾在此避难……这些古老的村落早被新屋重叠了，但是，生存在夹缝中的遗迹仍在诉说着昔日的往事，往事里则饱含着中华民族的大义。我们的民族是个见义勇为的民族，为了这个义字，千百年来人们塑造了关公这位义彪万世的楷模。岂不知道，在关公之前，在襄汾古址上，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就将大义镌刻到了历史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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