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川形势
(一)大同与飞狐口
(二)忻、代与雁门关
(三)蒲州与蒲津关
(四)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五)太原与井陉关
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一 山川形势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顾祖禹在论山西形势时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 ]
山西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山西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在山西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分别是：第一轵关陉（在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即天井关）、第三白陉（在今辉县西北）、第四滏陉（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在今河北蔚县南）、第七蒲阴陉（即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陉为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山西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
在山西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一)大同与飞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 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与雁门关
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从此，大同盆地成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这里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国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以忻、代为据点，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的英名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代京师西北的防务，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其中紫荆、倒马与飞狐内外夹峙，忻、代与雁门为唇齿之势。
(三)蒲州与蒲津关
蒲州位于运城盆地，濒临黄河。蒲津关就在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扼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从山西方向来说，它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个跳板；从关中方面来说，它又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一个桥头堡；另外，经由蒲津和轵关，蒲坂在关中与河内、河北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往来通道。
战国时，这一带为魏国所有，魏国最早置关于蒲津。魏国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险，成为秦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指的就是这种态势。秦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及晋西南之地，迫魏东迁大梁，为以后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在东方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桥，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
楚汉之际，蒲州一带为魏王豹所据。刘邦还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东向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军队，又进兵河内，击虏殷王卬，再南下洛阳，组织对彭城的进攻。刘邦自彭城败归后，魏王豹叛汉，刘邦又遣韩信率军击魏。时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韩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黄河，奔袭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南)，俘魏王豹，悉定河东。
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临汾)，不断遣兵东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晋永嘉五年(3l1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政权，迁都长安。刘曜一直致力于肃清陇西，屡率大军征战于陇上，而以蒲坂为重镇，镇御东方。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军自轵关西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刘曜闻讯，发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亲自率领，驰援蒲坂。石虎大怯，率军引退。刘曜不惜倾国出动，增援蒲坂，可见蒲坂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后赵崩溃后，被迁河北枋头的氐族人兵分两路，西行入关，一路经由潼关，一路经由轵关、蒲津。氐人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蒲坂、陕城并为东方重镇，俱遣宗室亲王坐镇。苻坚发动政变，废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怀疑惧，遂于晋太和二年(367年)分据蒲坂、陕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坚急遣兵分讨，以王猛、邓羌率军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这期间，前燕国内有援蒲坂、陕城并乘势取关中之议，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继前秦之后，先后又有后秦和赫连夏割据关中。后秦和赫连夏均以重兵屯蒲坂，与潼关配合，戍守东方。刘裕伐后秦，部将沈林子、檀道济引军攻蒲坂，欲以迂回出潼关之后，但后秦在蒲坂经营已久，城垣坚固，兵多粮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力强攻潼关。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连夏，遣大将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将风闻夏都统万已破，乃弃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并乘势进克长安。次年，夏人复据长安，太武帝又遣将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将南镇蒲坂，以逼长安，自率军大军从北翼奔袭平凉、安定。夏长安孤悬，其守将驱众西奔，关中遂入于北魏。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西魏关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还在浦津架设浮桥，以利大军通行。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高欢大败干沙苑，退回东方。东魏秦州(治蒲坂)别驾薛善斩关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军迎降，遂据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纷、绛地区的—个前进基地。自此以后，西魏屡屡东出，攻略河南、山西，变战略守势为攻势。
隋代在蒲津架河桥以通河中，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的线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寿四年(604年)，汉王杨谅在太原起兵时，部下裴文安自请为前锋，直入蒲津，并建议“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灞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 后来杨谅改变主意，只断河桥，遣军守蒲州。杨素潜军渡河，遂拔蒲州，进讨杨谅。
唐初李渊自太原西行入关，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桥，以通河东。“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河北、河南、关中，山西却始终在唐军的控制之下，监控着叛军从范阳至长安的漫长战线。在李泌谋划的战略反攻计划中即充分利用了这一态势：“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人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具四将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河东郡治就在蒲州，自长安至洛阳经由崤函之险的狭长通道即处在河东的监控之下；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于唐至德二年(756年)率军攻占河东，并一度袭占潼关，威胁叛军长安与洛阳、范阳之间的交通线。唐大历年间，在宰相元载等人的提议下，唐廷一度将蒲州建为中都。
唐末朱温崛起，纵横于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势，惟河东李克用是其最大劲敌，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碍。朱温屡兴大兵强攻河东。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温发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坂)，截断河东与长安之间的联络，以困弊河东，乃召诸将谋曰：“我今断长蛇之腰，诸将为我以一绳缚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 朱温一面遣军围攻河中，一面亲自率军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闻喜县)，袭取晋、绛，派兵扼守，阻断李克用自太原派来的援兵。河中遂陷，河东势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关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关中时，金将完颜讹可说：“河中背负关陕，南阻大河，此战守之要资也。” [ 注：《金史》完颜讹可传 ]
蒙古攻金时，大将石天应说：“(河中)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中可克期而定；关中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应传 ]
若从中原方向来看，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潼关依托崤函，地形险要，易于固守；蒲州与关中却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经营已久，否则不易固守。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找到机会。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东汉末曹操击马超、韩遂之战和北魏长孙稚讨萧宝寅之战中，便采取了这种策略(详见关中部分)。所以，欲固关中之险，亦必加强对蒲坂的控制。
(四)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长治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镇。从长治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太行第四陉滏口；由下河内之路有太行第二陉天井关，秦汉时期也称太行道。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
河北恃太行山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处在长治盆地的俯瞰之下，当河北政权的重心处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坚的指示“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克壶关、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击破前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绍提醒燕主加强壶关的守备(详见河北部分)，但燕主未从。
北魏尔朱荣自晋阳前往河北镇压葛荣起义军，率军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进攻在邺城外的葛荣起义军，葛荣猝不及防，准备不足，被尔朱荣击破。北周攻北齐，先破平阳(今临汾)，继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齐都邺城，北齐灭亡。
在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争夺中，太行道是必争之地，也是攻守的要点。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韩之南阳(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阳)，断太行道，截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通道，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白起歼灭赵军四十余万，又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秦占领河内、上党地区，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
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为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建议刘邦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关。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遣寇恂、冯异同守河内。冯异与更始帝所遣洛阳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更始政权覆灭后，更始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东汉。刘秀藉以争雄天下的根据地——河内地区遂得稳固。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刘渊攻西晋洛阳、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而制北魏洛阳，遣兵南攻之时，大军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窦建德：“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则郑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其用意在于取河内、入天井关、攻上党，以略李唐河东地区。建德不用，结果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朱温与李克用角逐时，天井关是双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温围攻沧州之机，袭占潞州(今山西长治)，大破梁军的反扑，牢牢控制上党地区。潞州(今长治)的攻占遂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晋(后唐)的势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内，而自此以后，晋(后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从而可以根据形势随时东出以攻后梁，东向而争河北。
赵匡胤代后周而建北宋，后周昭仪节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议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采纳，赵匡胤遣石守信等进击李筠，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赵匡胤的部署可谓洞见双方攻守的要点。石守信遂引兵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五)太原与井陉关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侧是吕梁山的层峦叠嶂，吕梁山外侧更有黄河环绕，外部势力从这个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东面是太行山，有井陉关连通河北中部，却极尽险峻，由河北仰攻殊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则有其它区域及其重镇作为屏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门险要；西南是临汾(古平阳之地)和蒲州，外有龙门和蒲津险要；东南有上党，外有天井关和滏口等重要关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护，同时又足以应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势形胜，依山临水，攻之不易。历史上，智伯攻赵襄子于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杨安攻前燕晋阳(即太原)，强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后王猛引兵来援，掘地道潜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赵匡胤攻北汉，三次率军强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类的强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经营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进而控制北方形势。诚如顾祖禹所论：“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据有太原。赵立都邯郸，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这种态势在后来对抗秦的侵逼时尤具意义。后来，秦夺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夺太行屏障，尽占山西之地，赵之战略形势才渐趋不利；到秦发起统一战争时，秦之攻赵，常起两军：一路出河内而逼漳水，攻邯郸之南；一路出井陉而下太行，攻邯郸之北。
楚汉相争，刘邦能够改变双方战略态势，亦赖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控制河东、太原，而后东下井陉，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个北方形势的却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长尔朱荣。尔朱荣趁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崛起于开州，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燕蓟，西面平定关陇。他在晋阳(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后以柱国大将军、大丞相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政局。
尔朱荣死后，代尔朱荣而起的是高欢。高欢消灭尔朱集团后，也以晋阳四塞之地，山川险固，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以邺城为国都，与西魏、北周对峙，但是从高欢到高澄、高洋，都以晋阳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晋阳的地位不啻为陪都。
隋朝仁寿年间，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遣兵四略，给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响。隋末，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西入关中，开建大唐基业。李渊入关不久，刘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据山西大部。李渊欲弃河东，李世民反对。他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 李渊遂遣李世民率军入山西，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后来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为北都。
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叛军初起，连陷河北、河南，但对山西的进攻却被郭子仪、李光弼挫败。郭、李二人以太原为根据地，屡屡率军东出井陉，袭扰叛军后路，使叛军疲于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黄巢之功，得以专制河东，割据山西，成为朱温代唐的最大障碍：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本，充分发挥山西内线作战的地位，对抗朱温的优势兵力。朱温屡兴大兵围攻河东，但终不能一举击灭河东。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凭藉山西而与朱温所建后梁争霸，并终于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建太原为陪都，号为北京。
后唐末年，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据太原起兵，并以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代价，乞援于契丹。在契丹兵的帮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击破后唐兵，进入洛阳，代后唐而建后晋。
后晋失和于契丹，很快便为契丹所灭。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后汉。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时后汉宗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位刘崇镇守太原。郭威代后汉，刘崇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屡兴军旅，进攻北汉，却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时，宋军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汉。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太原与真定、中山、河间并称四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国防重镇。金人以武力威胁要求割让三镇，李纲、张所等人以太原“国之屏蔽”、“国之根本”，坚决反对。
元末，元将扩廓帖木尔与元室不和，盘据太原，拥兵自重，割据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后，才攻打太原，驱逐扩廓。
自太原藉井陉通道可出河北中部，执河北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而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历史上，自山西出井陉攻河北的成功战例居多。王翦、韩信攻赵、拓跋珪伐后燕，主力均自井陉东出；“安史之乱”时，郭、李之军亦屡东出井陉，打击叛军后路。而在那些从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战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主力均自滏口进兵，只从井陉发起牵制性进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
历史上，据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这种地理形势而充分发挥其内线作战的优势。其中，以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的兴亡和五代的迭兴比较典型。
西晋时，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其侍中刘殷、王育建议说：“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 注：《晋书》卷一百零一 刘元海载记 ] 刘汉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军队，然后遣将四略，东出井陉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经蒲津以攻关中，扫荡河南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直至最后灭亡西晋。刘汉攻西晋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势。
北魏前期以山西为根本，纵横四出，东平后燕和北燕，西灭赫连夏和北凉，北创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并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优势。北魏末年，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高欢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李克用割据山西，与朱温争雄于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内线作战的方式，朱温则采取典型的外线作战的方式。山西与其外部联系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曾是双力角逐的战场。朱温攻河北，李克用遣兵东下太行，与朱温大战于邢、洛、磁一带；朱温攻关中，李克用则南下汾、绛，胁其归路。朱温多次发大兵进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发兵六路，分别自天井关(今晋城南)、滏口、井陉、飞狐口、马岭关(今山西昔阳东南百里与邢台接界处)、阴地关(今灵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进兵，分进合击，会攻晋阳，试图一举消灭李克用。朱温大军一度合围了晋阳，但以补给不继而退兵，显示出面对山西地理形势时外线作战的不利。直到朱温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晋王。晋转入战略攻势后，凭借河东的地理优势，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东出以攻后梁。晋大将周德威或东出井陉，以攻赵州(今赵县)，或北出飞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后唐政权最终灭掉了后梁，大体统一北方。
后唐凭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灭亡。后唐灭后梁后，迁都洛阳。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以疑惧而反，据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并引契丹入援。后唐军进讨不利，兵败国亡。
继后唐、后晋之后据山西而崛起的还有后汉。后晋亡于契丹后，后晋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号令四方，率军南下，收拾中原残局。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郭威代后汉时，镇守太原的原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刘崇在太原称帝，建守北汉。北汉割据山西，抗衡后周、北宋数十年。
纵观五代迭兴，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显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北魏的兴亡为例，简述其兴亡的全过程，进一步考察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镇的问题。
还是在立都平城的时代，北魏为防备柔然，在沿北方边境一线设守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座军镇，恃为藩卫，镇御北方。那时六镇的地位很重要，镇守者皆近宗勋臣贵戚，待遇优厚。迁都洛阳后，国家的重心改变，偃武修文，对外战争减少，并且主要是针对南方，六镇地位渐渐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时，六镇已形同流放之地，镇民的地位更是悲惨。
北魏是以消灭北方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而统一北方的，国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境内的民族矛盾遂渐趋尖锐。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终于由破六韩拔陵首倡，引发了六镇军民起义，进而引发了河北和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乱不堪。这种混乱的局势却给山西秀容酋长尔朱荣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尔朱荣的先祖尔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后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余里)周围三百里地封之。尔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为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秀容川牲畜兴旺，马匹以色别分群，漫山遍野，不可胜数。大量的马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重要战略资源。尔朱荣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资源。这时，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尔朱荣见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阴图大事。
北魏镇压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不利，尔朱荣却趁机在山西迅速扩充其势力，兵势强盛，令朝廷惮之。尔朱荣上表朝廷，自请率兵赴河北镇压起义，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鸩杀魏主元诩，先诈立一女子为帝，又改立一名三岁的小孩，图谋继续控制朝政。尔朱荣闻讯大怒，遂与其从弟尔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谋兴兵入洛。这年二月，尔朱荣率铁骑南下洛阳，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并在黄河南岸聚杀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其后，尔朱荣将自己的心腹亲信安置在洛阳朝中，自回晋阳，以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遥控朝廷。
这时，河北的葛荣兼并其他义军，声势浩大，正围攻邺城。尔朱荣亲率精骑七千前往镇压。他倍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趋邺城。在邺城外，葛荣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尔朱荣击破。尔朱荣生擒葛荣，槛送洛阳。自己复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晋阳坐镇，继续遥控朝廷。
“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遂于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转战北上，进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拥魏主进兵洛阳。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加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仍回晋阳，遥制朝廷。
其间，尔朱荣还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平定蓟城的河北起义军余部韩楼；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平定关中万俟丑奴、萧宝寅。河北、关陇悉定。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尔朱荣在晋阳，一面遥制朝廷，一面以围猎训练士卒。尔朱荣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从他在晋阳练兵时谈其志向来看，大有澄清海内、统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尔朱荣控制，设计诱尔朱荣入洛。尔朱荣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被杀死。
尔朱荣帐下汇集了当时北力最优秀的将才，如高欢、贺拔岳、宇文泰之属。尔朱荣死后，这些人遂从其翼下脱颖而出。
尔朱荣曾称高欢是惟一可代他统领其众的人。尔朱荣死后，尔朱家族与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尔朱集团叛魏，合兵攻洛阳，高欢遂谋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然后，以就食为名，东出滏口，来到河北信都。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欢举起了反尔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韩陵一战，高欢以少胜多，击破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改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在朝中安置亲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由滏口、井陉两道进兵，会攻晋阳。尔朱兆大掠晋阳后，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欢袭破。
高欢见晋阳四塞之地，尔朱荣凭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
贺拔岳、宇文泰等则控制了关陇地区。贺拔岳初随尔朱天光征讨关陇，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贺拔岳在宇文泰的建议下，安抚关陇。贺拔岳死后，部下共推宇文泰为首，宇文泰遂据关陇。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对高欢不满，联络朝中斛斯椿、关中贺拔岳及荆州贺拔胜等文武大臣，欲图高欢。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为名，征集河南诸州兵马，准备讨高欢；高欢将计就计，兴兵二十余万分道南下，向洛阳挺进。孝武帝见势不妙，率诸王西奔关中。高欢进入洛阳，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自此分为东魏与西魏。北魏灭亡。
从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看，其兴、其亡均与山西息息相关。北魏在前秦瓦解后北方群雄割据、南与东晋南朝对峙的纷乱局面中，以山西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西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南夺刘宋河南之地，北创塞外的柔然，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开创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最兴盛的局面，显示出了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中，由六镇起义引发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狂澜席卷了河北、关陇，迁都河南后的北魏朝廷风雨飘摇。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并逼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从而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再次显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乱局面中，关中和河北二地易于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争雄北方的势力大多起于这两个地区。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对方，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都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对于双方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西东西两侧的山脉分别构成河北和关中的屏障。东侧太行山脉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因此，对于关中来说，无论是出关进取，还是闭关自守，都须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个层次与山西的三个主要盆地之间平行对应，藉太行通道而相联系，这样，山西的这几个盆地连同太行山共同构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侧翼的安全。
关中险要和河北形胜都须以对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为前提。当河北与关中对峙之际，双方极易在山西陷入争持的僵局。双方决定性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胜败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秦、西汉均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其统一进程都是从山西打开局面的。战国前期，山西为三晋诸侯所控制。魏据安邑，控制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秦欲出关争利，归路处在魏的监控之下。这一态势早在春秋时的秦、晋崤之战中已表现得很明显。在那决战役中，秦军以在崤山险地中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商鞅在策划秦的霸业时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议，令商鞅主持对魏的战争。秦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到秦惠王时，秦已尽夺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时，又在沿黄河及太行山脊岭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夺魏之安邑、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尽占山西之地，为以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辙。刘邦还定三秦，率诸侯联军袭楚之彭城。自彭城败归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带与项羽相持，却另派韩信率军渡黄河入山西，灭魏、平代，然后东下太行，破赵、降燕、下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对峙形势彻底改变，为西汉在楚汉最后决战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后赵石虎因争前赵在河东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刘曜一战被擒而兵败国亡。立足河北的后赵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统一。
后赵的统一瓦解后，前秦据关中，前燕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决定双方国运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坚统治时国势日盛。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苻坚利用前燕朝政日坏的有利时机，派王猛率兵攻前燕。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次率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后又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灭亡。前秦又次第扫平其它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后的混乱局面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国纷乱的局面，统—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北魏后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冲击而分裂。高欢拥东魏据河北，宇文泰拥西魏据关山，东、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对峙之局。高欢有鉴于自尔朱荣以来山西在北方局势中的地位，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指挥对西魏的战争。在高欢执政的年代，东魏拥有战略上优势。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后执政，二人亦以晋阳为重镇，亲自坐守。
随着东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齐所代、西魏被宇文觉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齐和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北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国势日盛；而北齐主高洋在其统治后期沉溺于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乱，自此以后，政局一官不稳，国势日渐衰落。
北周武帝时，北周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鏖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次年，北周再度兴兵攻北齐。这一次，北周将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对群臣说：“前出河外，直(只)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山西素为高齐根本，经营已久。平阳在高欢的时代便是东魏与西魏对峙的前沿重要据点，后更建为北齐在晋西南的重镇。北齐大臣卢叔虎曾建议齐主经营平阳以逼北周。他说：“宜守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彼若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资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往来，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 这的确是以山西逼促关中的一项良策。齐主颇采纳之。
这次北周将进攻重点选在山西，平阳是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据点。北周军进攻平阳，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战，才攻占平阳。是后，北齐帝高纬试图夺回平阳，被北周军击败，只得退回晋阳。北周军又乘势攻破晋阳，然后，挥师东出滏口，下太行，包围齐都邺城。高纬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从以上几场战争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统一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几起战争都是以关中的势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战胜河北的势力，进而兼并河北，统一北方。
这几场战争，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步骤：河北地区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据，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可谓大势已去。
当关中的势力与河北势力在山西对峙之时，以关中图河北易，而以河北图关中则较难。关中和河北都须藉山西以屏护侧翼。但河北藉以屏护右侧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谷道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较多。可以由上党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陉而出河北中部，还可以由大同出飞狐口、经桑干河谷趋居庸关而临幽燕。而关中的东面，南有崤函之险，北有吕梁山和黄河双重蔽护，通行不易，不利于大规模进兵，只有蒲坂至龙门一段利于进兵。
这样，关中、河北虽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关中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一，其势较专，对来犯者的战略意图容易判断；而河北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多，其势较分，不易判断来犯者的战略意图。
前、后赵在北方对峙时，后赵大将石虎自轵关入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前赵主刘曜当即亲率大军，倾国出动，驰援蒲坂，击败石虎。此战在当时实已造成乘胜追击并直捣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态势。只是刘曜在此战之后决策失误，未能利用此战对后赵所造成的震荡性效果，直捣襄国，而转锋南攻洛阳，致使贻误战机，才铸就了自己的失败。前秦与前燕对峙时，前秦宗室苻柳等据蒲坂、陕城反苻坚，并向前燕请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并乘势攻前秦的建议，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时机加以利用，符坚却迅速部署平定叛乱，稳定了东部局势。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三次亲统大军入攻关中，都是受挫而还；后来，又攻西魏在晋西南的军事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顿兵坚城之下，苦战五十余日，不能破城，最后高欢智、力皆困，以致发病，不久死去。此后西魏即转入战略攻势。
另外，山西对于河北的屏障作用与对关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换言之，河北与关中对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对于河北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太原；上党、太原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南部。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河北来说，若失去在山西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太原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而对关中来说，山西只是其外围屏障，即使丢失了在山西的据点，犹有大河可以凭恃，还可作第二阶段的守御。山西对于关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关中对它的依赖程度远不及河北。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河北的势力欲图关中，比较困难，而关中的势力欲图河北则比较容易。因此，历史上关中与河北的政权在山西的对峙，以关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关中的居少。
以上所谈主要是山西在起自关中或河北的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的地位。至于本身就是建立于山西的政权，则更能利用山西内线作战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东灭后燕、北燕，西灭赫连夏、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北魏末年尔朱荣也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体统一北方，它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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