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坊间流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之类的著作，大多将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至“三代之学”，或从西周“大学”谈起，或从汉代“太学”算起，即入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的校史，像冯友兰这样的硕学鸿儒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代的太学算起。”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个大学校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此种现象实是国人“民族自尊”情结的显露：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我们的学校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往都有其辉煌的时期），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此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无限的扩张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与“University”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近代新式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确立，确是地道的舶来品（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近代中国一些新式大学的成立，倒是与前已存在的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道光《阳曲县志》万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从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并挂起“河汾书院”的牌匾。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者多达50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的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计增至71人，袁为其个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候曰”的评语，
名其书为《三立祠传》。袁继咸，字临候，江西宜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相互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袁士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之拥戴。崇祯九年（1636）当袁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为“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为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张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定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吕凤歧悉心规划，在桥头街觅屋开办（今太原市人民公园）。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所延聘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戊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古。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学生最初仅30人，后扩至50人，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氏《说文》及史学词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其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任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光绪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磺、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另：
山西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新式大学之一，也是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办理颇有成效的大学之一。西学专斋归并入原设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解决西斋教材问题而专设的上海译书院所译各类教料，许多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包括担任山西大学校长的高时臻、王录勋等人为本省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瑞典国格致博士，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员的新常富无不自豪地写道：“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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