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赵氏源流及赵国初创
一、立国之前的赵氏
赵秦共祖 关于赵氏的族源，《史记》卷43《赵世家》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对赵氏和秦氏源于共同的祖先，史籍的记载和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并无矛盾，但两族出于何氏，前人的见解并不相同，《史记》卷5《秦本纪》称秦氏的祖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的子孙，至舜时“赐姓嬴氏”。司马迁认为赵秦二氏出于颛顼氏。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说“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1]司马贞认为赵秦二氏出于少昊氏。颛顼和少昊，旧史传为人名，是黄帝的传人，近代以来，学者多趋向于认为是族名或部落首领。并认为颛顼、少昊分属不同的氏族。据研究，颛顼族是一个较大的部落，它起源于西方的若水（今雅砻江）流域，其后逐渐分化迁徙。在尧舜之时，一部分支族可能向东迁至今山东、安徽和河南东部，与东夷部落融合；少昊氏起自东方，以鸟为图腾，与后世史家编排的黄帝世系无关，是独立发展的氏族。[2]由此可见，《史记》所谓“帝颛顼之苗裔”，反映了赵秦两族的远源，《索隐》所谓“秦、赵宜祖少昊氏”，则反映了赵秦两氏迁徙至东方及其与东夷部落的融合关系。
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子，说明赵秦最初是以玄鸟为图腾崇拜的氏族，而《史记》卷3《殷本纪》及有关史籍记述殷人之先时也有类似的记载，孟世凯先生因而又将赵氏和商族相联系，认为“秦（嬴）之先世实与商同为一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皆为玄鸟之处，同以鸟为图腾，实出自东夷部落，溯其源应是出自少昊氏。赵、秦之先共祖，赵氏实是商之后裔”。[3]
史籍所记的赵秦共祖，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考古工作者曾将赵国和秦国的墓葬进行比较，发现秦国的墓葬具有如下特点：死者多是屈肢葬；墓室带壁龛：有早中晚三期的洞室墓：墓向呈东西。而邯郸一带发现的赵国墓葬，除第三个特点外，其余葬制葬俗均同秦墓，赵秦墓葬的相同点，尤其是东西向的墓向，与当时通行的南北向墓向迥然不同。证实了两国葬制葬俗存在共性，赵秦共祖确非虚语。[4]
赵秦与东夷部落的族源关系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明。目前在鲁中南及鲁西南丘陵地带、胶东半岛、淮北、皖北等地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近百处，发掘墓葬2000余座，墓向基本都是东西向，墓葬中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屈肢葬。在这个地域内，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和东周夷族诸侯国的墓葬，也都保持了东西的墓向。赵秦葬制葬俗与东夷之地先民的习尚相同，可以佐证他们的先祖原是东夷诸部的一支。（同上）
得姓之由 赵秦共祖，二者的共姓据《史记·秦本纪》，大业娶少典的女儿为妻，生子大费，大费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嬴氏”。赵氏何时自嬴姓分宗？综合《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所述，大费以下与赵氏有关的系谱是：大费有子2人，分别是大廉、若木。大廉玄孙有孟戏、中衍；若木有玄孙费昌。中衍的后世有蜚康和季胜。季胜生孟增（又名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至造父时，周缪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上述有关赵氏的世序并不完整，且多神话传说的色彩，例如所谓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等即是，但赵姓始祖造父应实有其人。
为何称名赵氏？《史记·赵世家》说“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是有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在先，造父因城名而得姓呢。还是赵城在作为造父封邑时始名赵城，赵氏与赵城同时得姓、得名呢？史籍语焉不详。这或许可以从赵氏的“赵”字含义以及赵氏得姓前后的世代执业中得到解释。张午时《赵国史》分析“赵”字的含义说：[5]
“赵”的繁体字写作“赵”，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其义：“趋赵也，从走，肖声”。“赵，趋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属，皆从走”。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走”与“肖”二字结合魏“赵”字，赵的含义即是亲近的随从仆人。
上述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秦本纪》说若木的玄孙费昌曾“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史记·赵世家》说中衍为“帝大戊御”。又说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周宣王时伐戎，为御”。所谓御就是驾车夫。可见赵氏以世代驾车执业为特点。驾车与马匹有关，熟悉驾车必然与善于调教马匹相联系，造父之所以能够获得赐邑，就与驾车和调教马匹密不可分。《史记·赵世家》称造父得幸于周缪王。并向周缪王献上了骅骝、绿耳等良马，“缪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造父因此而获得赐邑。所言西巡见西王母、日驰千里攻徐偃王，都不免神话色彩，但造父善于驾车和调教良马应是事实。造父得姓赵氏可能与此有关。张午时先生释”赵“的含义是亲近的随从仆人，而《说文解字》释”赵“又有“趋也”的含义。“趋”有疾走和急速的意思。“急速”也可用以形容马匹和驾车的速度。又，《穆天子传二》有“天子北征，赵行口舍”句，晋人郭璞注称：“赵，犹超腾”。这显然是形容车马的疾速。造父祖先和后裔既善于御车，造父又因此而获赐邑，且“赵”字也具有形容车马疾速行进的含义，所以，造父得姓“赵”还应该与他善于调教马匹和驾车的执业有关。赵氏之姓和赵城之名很可能是同时俱得。[6]
从《史记·秦本纪》记赵秦的祖先大廉为鸟俗氏，孟戏、中衍是“鸟身人言”。若木的玄孙费昌曾“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史记·赵世家》说中衍为“帝大戊御”。造父善于驾车和调教良马，造父的六世孙奄父为周宣王御车，“恶来有力，蜚廉善走”，[7]具有猎人的特点等来看，可以推测出赵氏先祖是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氏族。如伯益能“调驯鸟兽”等，都是赵氏祖先从事游牧生活的证明。
在晋国的沉浮 造父下传六世而至奄父，时当周宣王之世，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之战，他曾经帮助周宣王脱险。奄父之后，其子叔带初事周幽王，后鉴于幽王昏庸无道，遂“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8]从此赵氏势力进入晋国，登上了春秋时期晋国的政治舞台。
自叔带入晋至赵简子实际建立赵国，赵氏在晋国的活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叔带至赵夙之前，赵氏历事晋文侯、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侯小子、晋侯，右为上“民”下日）、晋武公等，时间约自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677年。这一时期有关赵氏的具体情况不详，大概没有什么显著的业绩和地位，赵氏甚至连完整的世系都没有留下，《史记·赵世家》只说“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这可以视为赵氏在晋国积聚力量伺机发展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赵夙至赵朔时期，赵氏历事晋献公、晋惠公、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等，时间约自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597年。这一时期赵氏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赵夙，他主要生活在晋献公时期，于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为将，从征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耿（今山西河津东南）三个姬姓小国，因战功受封为大夫，获得赐邑耿。这是赵氏在晋国首次获得赐邑和爵位。
赵衰是继赵夙之后赵氏势力的又一位强有力的代表人物。（关于赵夙和赵衰的关系，《赵世家》称赵夙生共孟，共孟生赵衰，认为赵衰是赵夙之孙。然《史记索隐》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赵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传》云衰，赵夙弟。而此系家云共孟生衰，谯周亦以此为误耳”。《世本》认为是父子关系，《左传》认为是兄弟关系。）但他却有一番坎坷的经历。晋献公在世时，先后育有八子，其中申生、重耳和夷吾三子才能出众，最负人望，赵夙为选择投身服事的对象，曾颇费一番周折，不得已而求助于占卜：“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最后选择了服事重耳。后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骊姬是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达到让自己儿子继承晋君之位的目的，诬告太子申生图谋弑父，并说重耳、夷吾也参预其事。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欲杀三子，申生自杀身亡，夷吾交还封地，重耳被迫亡命他乡。
重耳流亡在外凡19年，遍历卫、齐、楚、秦诸国，艰辛备尝，赵衰始终跟随，不曾丝毫懈怠，其间，赵衰还参预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谋划和政治活动，提高重耳的政治地位，扩大重耳在诸侯中的影响，终于获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公元前636年，在秦军的护送下，重耳返回晋国执政，是为晋文公，晋文公为了表彰赵衰的业绩，“（以）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9]后来，晋文公于城濮之战击败楚国军队（赵衰统率新上军参战），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赵衰为晋文公的返国执政和建立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史称“文公所以反（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赵氏也从此跻身晋国最高统治集团，成为晋国政坛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
晋文公死后，赵衰复事晋襄公。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赵衰死，嫡子赵盾代父执掌国政。赵盾初事晋襄公，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他鉴于晋国多难，起初欲立襄公之弟姬雍为君，可是在太子生母的苦苦哀求下，又改变了主意，仍立太子即位，是为晋灵公。灵公在位14年，赵盾“益专国政”。但灵公晚年荒淫残暴，赵盾屡次进谏，灵公对此非常不满，接连谋杀赵盾，赵盾被迫出逃。这时，赵盾的族弟赵穿挺身而出，杀死灵公，立成公之弟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赵盾重新执掌了晋国国政。直至晋景公初年。自赵夙至赵盾，赵氏由平民而跻身贵族，由大夫而跻身正卿，并进入晋国的权力中枢，这是赵氏势力在晋国发展和勃兴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晋景公时期。这一时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主要政治代表人物遭到诛杀，史称“下宫之难”。关于这一事件，《史记·赵世家》所记大意是：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司寇屠岸贾借口追究晋灵公被杀案，将矛头指向赵盾之子赵朔，擅自纠集诸将攻杀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这时赵朔之妻产下遗腹子，屠岸贾一心要斩草除根，赵朔的食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保存赵朔仅存的骨血，设计合谋保护遗腹子。公孙杵臼不惜杀身成仁，以自己的生命和假婴儿骗过了屠岸贾，程婴则把遗腹子藏入深山，抚养成人。最后在韩厥的帮助下，晋景公召回了遗腹子赵武，恢复了赵氏田邑爵位。
这个故事在宋元之际被改变成剧本《赵氏孤儿》，曾经广为流传，几乎妇孺皆知。但《赵世家》对此事记述的可信度极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今人杨秋梅《“赵氏孤儿”本事考》和拙文《“赵氏孤儿”考辨》更根据先秦成书的材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10]综合有关研究，可知所谓赵氏族诛发生于赵朔逝世之后，时间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起因是赵盾之弟赵婴齐与赵朔寡妻赵庄姬通奸，引起赵盾另外两个弟弟赵括、赵同的不满，赵婴齐因此放逐致死。赵庄姬对此怀恨在心，向景公诬告赵同、赵括阴谋作乱，晋国内部的另外两支势力栾氏、却氏也借机排挤赵氏，促成了景公诛杀赵括、赵同，赵氏受到重大打击；赵武不是赵朔之子，他是以庶子的身份继承赵氏宗位的，时间可能是在景公十九年（公元前581年）。由此可见，赵氏受到打击的时间前后不过两三年。这是晋国内部卿大夫各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冲突，也是赵氏从权力顶峰跌落谷底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赵武复立至赵简子之前，赵氏凡传二代，赵武和赵景叔，他们历事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等。这一时期，赵武和赵景叔相继执掌国政，赵氏势力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晋平公十三年（公元前545年），吴国的使者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他就预言：“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十九年（公元前539年），晋国的大臣叔向也感叹：“晋国之政将归六卿”。这里的六卿就包括赵、韩、魏三家。至此，赵氏在晋国建立的基业已经不可动摇，赵氏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也已为期不远。
二、初创时期的赵国
赵景叔死后，子赵鞅继承宗位，是为赵简子。自赵简子而历赵襄子、赵献侯共三代，恰值战国初期，[11]是赵氏势力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赵氏尚未取得诸侯的称号，但“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氏子孙在追述祖先功业时，也往往以赵简子作为立国始主，开国之君。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就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说：“今吾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意”。可见无论事实上还是赵氏子孙心目中，赵氏立国都始自赵简子。所以这一时期是赵国实际建国或曰雏形形成的时期。[12]
赵简子的施政措施 赵简子继承宗位的时间，据《史记·赵世家》是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史记》卷15《六国年表》记其在位60年，周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卒。如果这个记载可靠，[13]那么他就是赵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赵简子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既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又对赵国以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起来有如下：
第一，铸造刑鼎，规范新的统治秩序。公元前550年晋国正卿范宣子制定了一部刑书，称为“范宣子刑书”，这是晋国历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它废除了自西周以来旧贵族所享受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但它制定以后一直藏于秘府，没有公布。公元前513年，在赵简子的主持下，“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14]刑鼎通过刊布法律，适应了新兴贵族和私家地主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布的成文法之一。[15]
第二，扩大亩制，减轻赋税，刺激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据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吴问》，在各家卿大夫之中，赵简子的亩制最大，是240步为一亩。亩大税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赵简子主出税者，吏请轻重，简子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吏无私利而止矣’”。这也体现了赵简子轻税薄赋的一贯思想。
第三，举贤任能，善于纳谏。史籍记载了不少赵简子善于用贤和纳谏的故事。例如他有大臣名周舍，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当时，周舍死后，“简子每临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如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他也由此得到当时人拥护和史家的称赞，史称“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第四，奖励军功，推行县郡制。公元前493年，简子在与范、中行氏的斗争中，为了鼓励将士英勇杀敌，于前线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6]通过杀敌立功，上、下大夫可以获赏县、郡，士可以获赏田地十万亩，平民和工商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获得平民的身份。这种按军功赐田宅的制度有利于封建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它也表明县郡制开始成为赵氏统治区内主要的地方政区制度。
赵简子经营晋阳 营建晋阳是赵简子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主政期间曾先后两次营建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战国策·赵策一·智伯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说：“董阏安于，简主之才臣也，世治晋阳，而尹铎循之”。董安于和尹铎都是赵简子的亲信大臣，董安于是第一次营建的主持者，尹铎是第二次营建的主持者。董安于营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尹铎营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93年之间。晋阳城的具体情况不详，布局结构大体包括城郭、府库、仓廪。后来的赵襄子曾“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并说：“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同上）可见晋阳建有完备的城郭防御体系，城郭内建有一定面积的仓储区，仓储区分别建有府库和仓廪，用以储备粮食和各种物资。此外还有“公宫之室”，必然还有官署区和居民区。[17]
营建后的晋阳成为赵简子坚固的军事据点和设防城市，为赵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元前497年，当简子与范氏、中行氏发生冲突，受到二氏联合进攻而情况危急时,他就是退保晋阳,凭借晋阳才取得最后胜利的。后来的赵襄子受到智伯纠集韩、魏两家的进攻，也是凭借晋阳击败智氏的。
晋阳城营建还有一个政治意义，标志着赵氏政治中心的又一次转移。前已述及，赵氏先祖赵夙的封地是耿，地在今山西河津。至赵衰时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原的地望,诸家说法不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忠语,认为在"雁门原平县"（今山西北部的原平县）;裴×（左右结构，左为“马”，右为“因”）《集解》引杜预语,认为在"河内沁水县"{今河南西北部的济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左传》也认为在靠近晋东南的济源一带。原究竞在何地可以不论,而作为赵氏宗子的赵衰任原大夫,说明至迟晋文公初年赵氏势力的中心已由耿地转移至晋北或晋东南的原,这是第一次转移。这次简子营建晋阳，则标志着赵氏势力的中心在春秋末期又由晋北或晋东南的原转移到了今太原一带。赵简子时期已经相当赵国的开国初期，因此晋阳实际上已经成为赵国的第一个都城。
赵简子东进河北 东进河北，控制河北中南部是赵简子对赵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但是早在赵简子之前，河北南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处在赵氏的统治之下，只不过它不属于以赵简子为代表的赵氏正宗罢了。赵简子是赵氏的嫡传正宗，除此之外赵氏还有一支庶传支族。孔颍达《五经正义》引《世族谱》称：“赵衰，赵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为赵氏。夙孙穿，穿生旃，旃生胜，胜生午，其家为耿”。又说：“计衰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谓五从兄弟，是同族也。别封邯郸，世不绝祀”。[18]由此可见，赵氏有两系：赵衰、赵盾、赵朔、赵武、赵成、赵鞅（即赵简子）为一系，是嫡传正宗；赵穿、赵旃、赵胜、赵午为一系，是庶传支族。前者的封邑在赵简子时已移至晋阳，后者的封邑则在邯郸。
邯郸何时作为赵氏的封邑？没有明确的记载。按照上引《世族谱》所说，赵穿一系似乎起初“其家为耿”，以后才移至邯郸，所以又称“别封邯郸，世不绝祀”。裴×（左右结构，左为“马”，右为“因”）《史记集解》引杜预语也只说“（赵）午，赵鞅同族，别封邯郸。”都很笼统。根据《国语》卷5《鲁语下·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可以推定至迟前551年邯郸已是赵氏封邑。《国语·鲁语下·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称：“晋人执平子。子服惠伯见韩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 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昔栾氏之乱，齐人间晋之祸，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使叔孙豹悉帅敝赋，毕行，无有处人，以从军吏，次于雍渝，与邯郸胜击齐之左……’宣子说，乃归平子。”[19]晋人执平子在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见《春秋左传》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条。）。子服惠伯（《左传》作子服意伯）追忆的栾氏之乱指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1年）栾盈（《史记》作栾逞）之乱。[20]邯郸胜即赵胜，封于邯郸的赵氏又往往称邯郸氏，如赵午即习称邯郸午。在前551年的栾氏之乱中，邯郸胜率军击齐军左翼，说明此前邯郸已是赵胜的封邑。这是赵氏领有邯郸最早的一条资料。
邯郸胜之后又有邯郸午，他是邯郸大夫，即是地方长官，又是封邑领主。他曾在邯郸的附近抗击过卫军，以后又随同赵简子围攻过卫国国都。《左传》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500年）有记载：“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ａ（形声字，左为“火”，右为繁体“潜”字的右半）。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为西门，杀之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所谓寒氏之役是指《左传》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卫军进攻寒氏（今邯郸西南）之战，这次战役大概因邯郸午吃亏不少，所以才有“请报寒氏之役”一说。
从邯郸胜（甚至更早）至邯郸午，这是邯郸属晋之后为赵氏领有，确实地说为庶传支族的赵氏领有的时期。
晋阳赵氏与邯郸赵氏虽属同祖同宗，但二者地位不同。就宗法关系而言，晋阳赵氏是正宗，邯郸赵氏是支族；赵简子是宗主，赵午是小宗；邯郸赵氏从属于晋阳赵氏，赵午从简子伐卫就是证明。起初，晋阳赵氏和邯郸赵氏各居南北，分途发展，并行不悖。但晋阳赵简子时期，由于采取了向北和向南发展的战略，于是导致了晋阳赵氏同邯郸赵氏的直接冲突。
公元前497年，即赵简子、赵午伐卫不久之后的三年 ，二人便围绕着邯郸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影响所及，又诱发了晋国内部新贵族之间以及晋国向东方邻国齐、卫之间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公元前491年赵简子占据邯郸才基本结束。
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是卫国进贡的500家。公元前500年，赵简子、赵午的伐卫之役，最后以卫贡500家双方言和而告结束。当时这500家安置于邯郸。公元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师而某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21]赵简子要把这500家迁至晋阳，赵午起初爽快答应，在遭到父兄反对后，赵午只得按照父兄的主意，先侵齐，然后送去了500家。结果简子大怒，将赵午捕杀于晋阳，派人通知邯郸赵氏另立大夫。赵午之子赵稷和赵午家臣涉宾遂举兵反叛，简子又命上军司马籍秦率军包围邯郸。
赵简子的举动遭到另两个新贵族范氏。和中行氏的反对。邯郸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范氏、中行氏又是姻亲，他们为了反对赵简子结成了联盟。这年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22]中途生变，赵简子骤然转为劣势，围攻邯郸的军队必然是不攻自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十一月，晋国新贵族韩简子、魏襄子和智文子又联合范氏内部的反对派，突然向范氏和中行氏发动进攻。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范氏和中行氏一败涂地，逃到卫地朝歌。十二月，赵简子重又返回晋都绛，韩、赵、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范氏和中行氏的联盟。
正当赵简子化险为夷之际，联盟内部却横生节枝。智氏不愿意看到赵氏势力过于强大，遂向赵简子施加压力，要他杀掉贤臣董安于。董安于为了保全赵氏，稳定四家联盟，自杀而死，使赵氏又一次转危为安。
公元前496年，以四家联盟为基础组成的晋军开始向范氏和中行氏盘据的朝歌进攻。以后，卫、齐、宋、鲁郑等国为了援助范氏、中行氏也纷纷出兵，原来只限于晋国内部新贵族内部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演变成了晋国同东邻诸国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94年，赵鞅移兵再围守备薄弱的邯郸，晋军与增援邯郸的齐、卫联军在五鹿发生激战。此后不久，齐、卫、鲁、鲜虞联军再次攻晋，占领了棘蒲（今赵县）。双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八月，齐人输粟于朝歌，郑国发兵护送，范氏在朝歌接应。双方决战于戚（今河南濮阳）。赵鞅率军数量很少，郑军、范氏军力强盛，形势非常危机，赵鞅临战誓师，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终于以少胜多，击败了范、中行氏，获齐粟千车。
戚之战后，范氏、中行氏军队被困朝歌，得不到给养。公元前492年10月，赵鞅率重兵包围朝歌，中行寅突围，出逃邯郸。第二年九月，赵鞅第三次率兵包围邯郸。十一月，邯郸守军举城投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23]中行寅投奔鲜虞，赵稷奔临城。十二月，齐国夏为救援范、中行氏率兵伐晋，取邢（今邢台市）、任（今任县东南）、栾（今栾城县）（今柏乡县东北）、逆（今顺平县）、阴人（今山西省灵石县南关）、盂（今山西省黎城县东北吾儿峪）、壶口（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并联合鲜虞将荀寅送至柏人（今隆尧县西尧城镇）。公元前490年，赵鞅率兵攻陷柏人，范吉射、中行寅逃往齐国，齐国所占上述之地，旋为晋赵鞅所有。历时八年之久的晋国内战至此结束。
夺取邯郸、柏人等地是赵简子东进战略的重大胜利。它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赵氏同韩、魏、智氏联合，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股势力，结束了晋国内部六卿专政、六卿并列的局面，在晋国新贵族内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在邯郸争夺中，赵氏连取朝歌、邯郸、中牟、柏人，迫使范氏和中行氏逃亡齐国，彻底根绝了后患，赵氏势力迅速膨胀，成为所剩四卿贵族中较强的一支，虽无诸侯之名，已有诸侯之实。第三，赵氏夺取邯郸、柏人等地，实现了对今冀南一带直接而稳定的统治，也建立了向华北平原进一步发展的前进阵地和桥头堡。赵襄子时期，四卿“尽分范、中行故地”。三卿灭智氏后，又“共分其地”。至此赵国在今冀南和豫北的疆域大致形成。
赵襄子灭代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赵简子死，赵襄子立。襄子刚处理完丧事，丧服尚未解除，便北登雁门的夏屋山，请姐丈代王前来赴宴。他精心布置了一场政治谋杀，密令宰人于席间用铜勺“击杀代王及其从官，遂兴兵平代地”。赵氏的北部疆域从此又扩大到治水（今桑干河）和雁门水（今洋河）一线。
襄子灭代虽然轻而易举，然而却是他和父亲赵简子两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赵简子在世时，就已制定了北灭代国的计划。《史记·赵世家》称赵简子早年曾经大病一场，连续七日不省人事，苏醒后自述梦境，其中有言：“我之帝所甚乐……帝甚喜，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他后来出行，遇见一位挡道人，驱之而不去，简子于是向他讨教道：“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挡道人回答说：“主君之子（赵襄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史记正义》解释“二国”是“谓代及智氏也”。智氏即晋国六卿之一的智氏，而代即代国，二者均为子姓。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表明，赵简子早年就已萌生了灭代的意图。
赵简子一生中还办过一件大事，就是废立太子。而废立太子就与灭代计划密切相关。赵简子最初所立的太子是伯鲁，当时毋恤（即后来的赵襄子）因是庶出而备受歧视。简子曾让贤人姑布子卿给诸子相面，姑布子卿认为他的儿子们“无为将军者”，不会有什么前途。简子很失望，姑布子卿劝他不要泄气，说曾经见过一人，好象是他的儿子。及至召来一看，是毋恤。后来，简子为了考察儿子们的才能，“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毋恤被立为太子的原因，相当大程度上是他洞察到了赵简子吞并代国的意图。由此可见灭代在赵简子心目中和政治计划中的位置。
赵简子灭代并非仅仅停留在计划上，他至少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就是把女儿嫁给代王为妻。史称赵襄子灭代后，“其姊闻之，泣而号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汉代人刘向《古列女传》卷5《节义》引述了代赵夫人（襄子之姐）的话说：“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余年矣”。可见灭代之前10多年，赵简子已经把女儿嫁给代王。襄子之姐自杀表明她不同意赵襄子所为，然而这并不影响简子以嫁女联姻作为笼络、麻痹代王的手段，从而达到灭代的目的。赵襄子能够诱使代王赴宴，与这层姻亲关系不能说毫无关系。
赵襄子灭代，实现了两代人北进代地、开拓北疆的夙愿。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它对赵国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国时期的代地大致以代城（今蔚县代王城）为中心，包括定襄、云中、雁门、五原等地、在自然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经济地理上属于畜牧或农牧兼作的经济区，民族地理上属于以狄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区，这与赵国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和华夏民族构成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必要的互补。襄子灭代使代地纳入到了赵国的统治范围，从而大大丰富了赵文化的深厚内涵，后来赵武灵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骑射并在全国获得成功，就与这种文化内涵密切相关。襄子灭代还扩大了赵氏的北部疆域，奠定了以后进一步拓展赵国版图的物质基础，后来赵武灵王向西北进军林胡、楼烦，灭亡中山，赵孝成王时期李牧灭a褴、破东胡、降林胡，都是以代地作为前进基地的。
晋阳之战与三家灭智氏 春秋后期，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智、韩、魏、赵、范、中行六卿专政的局面。六卿在与晋公室的斗争中虽能经常保持一致，但六卿内部也常常围绕着权利的分配和再分配发生激烈的矛盾，以致互相火并。前已述及，赵简子时就已击败了范氏和中行氏，赵襄子即位不久，又与智氏、韩氏、魏氏尽行瓜分了范氏、中行氏故地，[24]晋室内部形成了智、韩、魏、赵四卿专政的局面。
赵简子时期，赵氏在六卿之中常居于主导地位，简子死后，特别是四卿灭掉范氏和中行氏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智氏的首领智伯（即智瑶）通过拥立晋哀公，取代赵氏而把持了晋国朝政，成为晋卿中势力最强的一家。智伯骄横跋扈，刚愎自用，恃强欺弱，先后向韩、魏两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被迫各送一个万户之邑给他。但智伯贪心不足，又派人向赵襄子逼索蔺（今山西省离石县西）、皋狼（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北）之地。遭到赵襄子的断然拒绝。
赵襄子拒绝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赵襄子被立为太子后，智伯率晋军伐郑，襄子受命从征。在前线，二人意见不合，智伯借酒侮辱襄子，回师后又竭力劝赵简子废去襄子，二人由此结下怨仇；二是蔺、皋狼本是赵氏发源地，赵氏不肯轻易割让。上述原因只是表面现象，说到底是两家的利害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当智伯得到赵襄子拒绝的消息后，便率韩、魏之兵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襄子被迫退保晋阳，晋阳之战爆发。
晋阳保卫战打得很艰苦，智伯率三国联军围攻晋阳长达一年之久，“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形势异常危急。赵氏内部也呈现不稳，“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襄子看到城中粮食告罄，财力殆尽，士卒病弱，也一度丧失信心，打算出城投降。大臣张孟谈不同意，他向襄子分析形势，指出三国联军内部潜伏着危机，建议襄子分化敌军，派人向韩、魏两家晓以利害，争取他们反戈一击。襄子接受了这一建议，派张孟谈出城游说韩、魏二氏。韩、魏二氏本来就对智伯逼索土地不满，他们进攻晋阳也是被智伯裹胁而来，当晋阳面临陷落之际，他们也意识到智伯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因此，经过张孟谈说以唇亡齿寒道理，韩、赵、魏三家一致同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氏，接着，“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军而擒智伯”。[25]结果是“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
晋阳之战的胜利，结束了晋国内部四卿专政的局面，晋国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家，为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同时，“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在三家之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赵国的疆域也在此时基本形成。
赵襄子迁都于耿 赵襄子在位共33年,开始的10多年，他主要作了两件大事:一是即位的当年（公元前457年）发兵灭代；二是于公元前453年与韩.魏两家联合击败智氏。此后20多年,有关他的情况史所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期间，他曾经将赵氏的政治中心从晋阳迁到了耿地。 《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中牟县条说:"赵献侯自耿徙此"。[26]《水经注·a（形声字，左为“氵”，右为“曾”）水》也说:a水"东北流,迳中牟县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27]赵献侯是赵襄子之子，赵献侯既是自耿迁都于中牟，说明他即位之前，赵襄子已经在耿建都。赵襄子迁耿事，《史记·赵世家》没有记载，具体时间也不详，但考虑到公元前453年的灭智氏之战,他是凭借晋阳才反败为胜的，推测迁都于耿是在晋阳之战以后。
关于耿的地望，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今山西河津县境的耿城，[28]有的从邢、耿古音相同出发，认为春秋时期之前的邢是今河南温县境的邢丘。[29]按：《史记》卷3《.殷本纪》有"祖乙迁于邢"句,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解释道"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司马贞大约是唐开元.天宝时期人,他认为河东皮氏耿乡即祖乙所迁之邢未必锝当，但其所称"邢音耿"云云却至关重要.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邢.耿音同,可以通假:第二,当时有的《史记》传本作"邢"为"耿"。这至少反映了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的状况。今河北邢台即西周以来的邢国所在地，这已为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所证实。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邢作为地名也一直存在。《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记载齐人“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逆、阴人、盂、.壶口”。此次伐晋连取邢、任、栾、等地.，杨伯峻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及自己看法，认为“邢即今河北邢台市”。[30]战国时期赵国的兵器有“十七年邢令”戈和“二年邢令”戈，[31]且后者出土于紧邻邢台的临城。证实今邢台之邢一直存续到战国时代。邢、耿音同可通假，邢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持续存在，那么赵襄子迁都的耿应该就是邢，其地望在今邢台市区。
又，邢台一带自古流传有许多关于赵襄子的故事以及由此附会的古建筑,据乾窿本《顺德府志》所载有下列几条:卷1《建置》称府署“相传即赵襄子殿址.”；同卷《桥梁》称鸳水桥:"旧名豫让桥".；卷5《坛祠》称县治西建有"赵襄子祠"..；卷6《古迹》有"赵孤庄,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相传程婴匿赵武处".；同上又有"太尝井,在城西三十五里,世传赵襄子为太子时常猎于此,人马俱渴,乏水,因祷于天,以矢卜之,遂得泉,深三十丈,襄子尝之,故名".。上述流传的故事及附会的建筑，除“赵孤庄”一事属赵氏先祖外，其余都同赵襄子有关。赵国迁都于耿（邢）正是赵襄子时期，二者相吻合，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赵都之耿（邢）即今邢台之邢。[32]
赵献侯治中牟与赵桓子立于代 赵襄子在位33年，于公元前425年逝世。他死后不久，赵氏统治集团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危机。他指定的继承人赵浣刚即位，就被襄子之弟赵桓子逐出，于是赵桓子“自立于代”，这场政变的发生与赵襄子对继承人的选择有关。《史记·赵世家》称襄子在世时，因感于其长兄伯鲁早年被废去太子位，故指定伯鲁之子赵浣为自己的继承人。襄子死后，赵浣继位，是为献侯。但有关赵献侯、赵桓子以及这场政变的记载很少，只说“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可知这次叔侄争位的基本情况是：赵献侯即位时年纪尚小，赵桓子凭借自己的年龄优势以及襄子之弟的身分，夺取了宗位。桓子在位仅一年，死后由其子继位。赵氏集团可能不满于桓子篡位，杀桓子之子而重新迎立赵献侯。这场由继位问题引发的危机至此结束。[33]
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赵氏的都城在短时间内迁移了两次：一是赵献侯“治中牟”；二是赵桓子“自立于代”。二人选择不同的地点建都，也多少反映了他们在确定赵氏发展战略方向的差异。自赵简子起，赵氏的发展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西北和东南。赵襄子灭代就是向西北发展的第一步。以后赵武灵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骑射和李牧居代拓边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赵简子控制邯郸，东进河北，争霸中原则是向东南发展的具体措施，以后赵襄子迁都于耿，赵敬侯迁都于邯郸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赵桓子所都的代城在今蔚县境内，表明赵桓子确定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重点是西北方面的代地。赵献侯立都的中牟在今何地？有四种观点：一说是今河南中牟；[34]二说是在黄河之北；[35]三说是在河南汤阴县（今河南鹤璧市）西牟山之侧；[36]四说是在今邢台、邯郸之间。[37]其中以第三种说法最为流行。但张守节仅仅是根据汤阴县西有牟山而推断中牟邑在山侧，并未说遗存有中牟旧址，《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及历代《地理志》从未提到汤阴县有中牟旧城，仅以牟山一名便确定中牟地望显然不可靠。笔者曾撰文《战国赵都中牟琐见》，[38]经过对早期文献有关赵都中牟材料的考察，认为赵中牟位于邯郸东南直至东黄河西北岸这一地域（这一段黄河呈西南、东南向，自今大名县城东侧流过）。赵献侯将都城迁至邯郸附近中牟，表明他确定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南向争霸中原。这代表了赵都城由晋阳而最终迁至邯郸的历史总趋势。
[1] 《史记》卷5《秦本纪》。
[2] 见孟世凯《赵、秦、商族初探》一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赵国历史文化论丛》63－73页
[3] 赵秦与商族的族源关系，罗平、孟繁峰《赵秦墓葬的“共祖”现象刍议》一文持不同看法。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赵国历史文化论丛》75－85页
[4] 见罗平、孟繁峰《赵秦墓葬的“共祖”现象刍议》一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赵国历史文化论丛》75－85页
[5]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第2页。
[6] 造父善于驾车御马的传说，还见于《列子·汤问》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7] 《史记》卷5《秦本纪》。
[8] 以下引文凡不出注者，均引自《史记·赵世家》。
[9] 《史记》卷43《赵世家》。原为地名，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10] 杨文见《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2期，拙文见《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
[11] 关于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有公元前476年和公元前403年两说，本书采用前说。按照此说，赵简子实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两个阶段。
[12] 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大墓，根据出土器物反映的礼制，墓主被认为是晋卿赵氏，在随葬青铜礼器和棺椁结构上使用了列国诸侯的礼制，而车马坑与随葬兵器的规模，则大大超过一般诸侯。渠川福：《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认为墓主可能是赵简子、赵襄子中的一个。见《文物》1989年9期。这也可以证实赵氏有了诸侯之实。
[13] 关于赵简子和赵襄子在位的时间，文献记载悬殊很大，需专文探讨，今略。
[1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条。
[15] 参见李孟存等《晋国史纲要》第23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16] 《左传》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条。
[17] 关于晋阳城营建的问题，拙文有探讨，待刊。
[18] 转引自《春秋左传注》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条，第4册第1589页。
[19] 上册第199页。
[20] 《春秋左传》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1年）条。
[21] 《左传》定公十三年条（公元前497年）条，第4册第1589页。
[22] 《左传》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条，第4册第1590页。
[23] 《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条，第4册第1628页。
[24] 关于瓜分范氏、中行氏之地的时间，文献记载的分歧较大，《史记·赵世家》系此事于赵襄子即位的第四年，据《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为周定王十五年，应为公元前454年。《史记》卷39《晋世家》，四家分范氏、中行氏地在晋出公十七年，据《六国年表》，周元王三年是晋出公元年，时当公元前474年，则晋出公十七年应是周定王十一年，为公元前458年，时当赵简子六十年。
[25] 《韩非子·十过》，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1985年第4次印刷，上册第76页。
[26]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册第1555页。
[27]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22《a水》，见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第721页。
[28] 如<<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皮氏县条称:"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辞海>>便沿袭此说,认为;"耿,古国名,本春秋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灭之以赐赵夙,至赵献侯自此迁中牟。故址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南岸。"
[29] 《说文解字》称：“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后汉书·郡国志一》河内郡平皋县条：“有邢丘，故国名，周公子所封。”平皋县在今河南温县境，怀县与平皋县相邻，二书所指邢实际一地，属今河南温县。
[3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628页。
[31] 李学勤：《北京拣青铜器的几件珍品》，《文物》1982年９期
[32] 关于耿的地望问题，详见拙文《战国赵都迁耿管见》，收入《邢台历史文化论丛》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出版。
[33] 《史记索隐》所引《世本》称赵桓子是赵襄子之子。《史记索隐》则认为桓子是襄子之弟，并认为赵献侯是襄子之子。
[34] 《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中牟县条。
[35] 《赵世家》所引《史记索隐》。
[36] 见《赵世家》所引张守节《史记正义》，6/1796/13《文物春秋》1993年4期所刊张新斌《河南鹤壁鹿楼古城为赵都中牟说》。
[37]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持这种观点。
[38] 刊于《河北学刊》1987年5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