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人物：杨深秀
寻访地理：闻喜县仪张村
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原名毓秀，字漪春，又号子，生于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9年），卒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末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
“百日维新”，我们通常说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刚成长的资产阶级还不能够承担起救亡图强的重任。但这个兴起时轰轰烈烈，失败时依然慷慨激荡的运动，缠绕着新旧、帝后、满汉、中外等各方势力的争斗、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权衡，波诡云谲，虽史料众多，但即使到今天，争论仍不平息。在烦琐的争论中，以致有些人，会被我们忽略和轻视，如杨深秀。
千年危局百日变法
杨深秀生于1849年，上溯9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了苦难和黑暗的深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列强步步进逼，中国退缩忍让，曾经威严地矗立在东亚大地的强大帝国，几年间就成为任人宰割凌辱的羸弱之邦。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不论是身居九重的皇帝，还是最低层的百姓，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和这古老的帝国一样，带上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突然得让人来不及反应。晚清重臣李鸿章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我们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悲剧命运，但当时，他们还是由于几千年所形成的巨大惯性艰难地蠕动着。
杨深秀也是这样。生于“耕读传家”的家庭，他还是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模式来塑造自己，读四书、诵五经，寒窗苦学，期盼一朝金榜题名。聪颖加上幸运，12岁的杨深秀就考中了秀才，21岁就中了举人，第二年进士考试虽然落榜，但随即捐了个刑部员外郎，由此踏上仕途―――他捐这个小官，其实为的是可以在京久住，寻师问业，钻研学术。从此，出入经籍，既精考据，兼传义理，几年过去，“晋士谈文学者咸推先生”，梁启超后来在为他所作的传中也称他是“山西通儒”。
捐纳终非正途，在京多年后，杨深秀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了进士，升任刑部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转授山东道监察御史。
御史这个官职古来有之，是谏官、言官之类，品级不高，在清朝只是五品，但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可直接向皇帝上书，《清史稿》中说它的职责包括“弹举官邪，敷陈治道”，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官职由那些学问佳、人品好、有担当的士人担任，杨深秀学问人品自不必说，而且“性鲠直，尝面折人过”，担任此职，不能不说清王朝虽然腐败，但还是有知人之明。
当时最大的“治道”是什么？自然是变法维新以期救亡图强，杨深秀所言也都与此有关，并终于因此罹祸，担任御史不足一年后，随着变法的失败，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与其他五位维新志士一起被处斩。
满腔热血 百年悲歌
“戊戌变法”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但杨深秀不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孔祥吉先生才发表《杨深秀考论》，廓清了些许一直以来被忽略和隐藏的史事，例如，杨深秀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问题本来不成问题。《清史稿》和梁启超所撰的《戊戌政变考》在介绍“六君子”时，杨深秀都是首当其冲出现的名字―――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一种认可。但很长时间以来，他还是被视为赞成变法的光绪“帝党”中人，康梁以下，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慷慨仁侠极具传奇性的巡抚公子谭嗣同。
但细究史料，我们会看到，在维新变法前，他就上书，请“定国是”，倡言变法，“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京中士人……共惊服之”，拉开了变法的序幕；维新期间，他利用官职所便，屡屡替康有为上书，康有为在维新期间所上的书，有四分之一是杨深秀所代奏，而杨自己所上的奏疏，也颇可见他的远见卓识，如翻译西方书籍、派人国外游学、褒奖坚持变法的官员、以及扫除官员敷衍塞责的积习等；维新变法后期，见形势危急，又上书以挖圆明园所藏金窖为名召袁世凯进宫来襄助光绪掌权；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回宫重新训政，变法已然失败，杨深秀却还上疏要求重新还政于皇帝（此折上没上，史学界有争论，但都承认肯定写了）。八月初九，山雨欲来，慈禧已开始对变法官员下手，杨深秀仍然想去劝董福祥带兵“勤王”，未行而遭逮捕。这一切无不说明，百年前的那次维新变法，如果少了杨深秀，不仅会少了一位执著的规划者和力行者，更会少了许多壮烈和悲慨的色彩。
八月十三，慈禧既怕夜长梦多，遭外国干涉，也因为对这些官员无可加罪，便违反清朝刑律，未经审讯将“六君子”杀于菜市口。时人评论，不肯逃跑的谭嗣同是“待死”，知事已不谐仍然冒险补救的杨深秀是“寻死”。
今天，说杨深秀在维新变法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并不是想为历史翻案，他以及其余的维新志士身处在古老民族的黄昏，老大帝国的尾声，不惜身死命殒，只为救亡图强。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轻飘飘地说，杨深秀他们所参加的是场注定不会成功的运动，他们提出的种种改革措施有如乌托邦般虚妄，并为一次思想的启蒙最后落到宫闱的权力争斗而惋惜，甚至我们可以以他们依托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筹划救国而嘲笑他们的政治幼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勇气、他们的理想是那个黑暗时代里最鼓舞人心的东西。即使他们失败了，这个失败仍然有价值―――这条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将希望寄托于满清王朝更是徒劳。
在狱中的杨深秀留下三首诗，其中一首写道：“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表达的就是自己为变法虽身死不惜的决心和冀望后来者继承救亡图强的遗志。
杨深秀死后12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灭亡，盛行几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中国走向了现代。
一黄土 百世芳名
杨深秀被杀后，灵柩运回了老家闻喜县仪张村，并葬于村旁。
109年过去了，时移事异，如今的中国再不是可由列强任意欺凌的弱小国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们正越来越强盛。杨深秀地下有知，真可欣慰一笑。
然而，2007年3月5日，走到他的墓前时，我却笑不出来。
走进仪张村，碰见几个村人，都往路边一指，说杨深秀的墓就在那边。然而转了几圈，并不见有显眼的指示，再询问才得知，原来紧靠着二级路的那个土堆，就是埋着杨深秀遗骨的所在。
那就是个土堆，只不过下部还垒着一圈方石，方石有些已裂开，显见多时未曾修缮。方石上是封土，早被枯黄的杂草覆盖，与墓地周围郁郁青青的麦地一比，更见落败。墓前还有石碑一通，也看不出原先的颜色，凑到近前仔细辨认，才能看见已经与石碑湮为一体的一行字：戊戌义士杨深秀之墓―――以这样的称谓看来，石碑应该不是古物。而且，在墓前也不见有人祭扫过的痕迹。
再次返回村中，遇到一位老者，排起辈分来，是杨深秀的六世孙，虽然不是近支。说起杨深秀来，他说他现在还记得老人传颂，杨深秀在京城做了官，但并不因以自傲，回到老家过年，还是挨家挨户拜年……
问起坟墓的事，他说杨深秀的灵柩运回来后，在村中一个庙里停了数月方下葬，因是“犯罪”被杀，也没有多大铺排。解放后，整修田地，把墓地推平了。甚至有无知乡民，不知听哪里的传说，说杨深秀墓中有“金头”，竟把坟也掘了―――自然一无所获。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县里才重新勘察，确定遗址，重修了坟、立了碑―――到现在也20多年了。
我问为何无人祭扫，他说杨家的人都在外面，自然无人顾及。离此村最近的一个后裔，也在十余公里外的任村。
他说的是杨猷远，是杨深秀的玄孙，今年已70岁了。
十公里，也不算远，我赶了过去。杨猷远就住在一个朴素的农家小院里。进了门，左手间墙上的相框里，就有一幅杨深秀的小像。相片上的杨深秀，跷腿坐着，手里拿着书―――显然不是中国的经卷，面部线条柔和，眼神平静，神态儒雅，还是一个标准的士人形象。这让我有点诧异，从史料中判断，他更应该是一个坚毅、刚强、不苟且于俗世的须张目举的样子……
然而细想也正常，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那撼天拔地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担当；他们那敲醒世人的声音，是从文章中飘出，源于高于世俗的洞见深察，并不借助所谓官员的威仪，也不需要刻意摆出忧国忧民的姿态。
就如同杨深秀，想来也不会计较官职的高低、身后的声名或者墓葬的寒酸和寂寞，活着时竭力谋国，即使天不遂愿，也会平静地走向死亡，他以自己的血在一瞬间照亮了19世纪末黑暗的天空，也以自己的血昭示着这个腐朽没落王朝覆灭的必然结局，更以自己的血作了路标，清晰地指引着后来者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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