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实在是有点凉了，想起了北方的那几座小城。那片每次都需要翻山越岭、跋涉千里才能回归的故土。
细说起来，高平或许比晋城更合适做南几县的中心——高平北距长治60公里，南距晋城45公里，东有陵川，西有沁水，地域上可谓中心。在地势上，高平正处在丹河冲积扇区中心，也要比晋城平坦开阔。然而，这些优势在古上党区划建镇上，显然不敌更北一点的长治：那里有气势更加雄浑的漳河，那藏在北有分水岭、南有丹朱岭里的一片高原盆地更加开阔，更加平坦，也更加适宜做上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了这造物的安排，1985年撤地建市的时候，晋城成了南上党的中心城市。晋城这个普通的县城，也慢慢发展壮大起来，有了现代都市的梗概。而高平，依旧保留着小城的风韵，在无尽的岁月中前行。
不管是晋城还是高平，山西东南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扮演的还是沉默的角色。长平之战、以少胜多的高平之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对北汉的关键一战，此战先败后胜，宋太祖赵匡胤既因此战得以成名，实质上又为其以后建立北宋奠定了基业）虽然两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总的说来，这片土地直到近代，仍然是闭塞落后，偏于一方。近代大规模的军事征伐与调动，进出山西，不是北经大同，就是西越娘子关，或是北渡黄河越过晋南。南部这几座县城的山险路峻，因此也可见一斑。
1937年以后，这里陨落过国民政府抗日飞行英雄刘粹刚，出过著名人民文学家赵树理。迎送过朱德、邓小平、黄克诚等中共名士。薄一波在这里发展壮大的抗日决死队，更是跟随四野一路打到了云南边陲。
从长子发源的丹河随着时间静静地穿流而过，位于流域中轴线上的这两个地域，人群之间的关系也时好时坏。晋城人说高平人“忽木”，高平人反讽晋城人“石杰”，然而比起沁水、陵川、阳城，它们多少还是有一些优越感，两个互相诋毁对方“傻”的地域人群，说起同是南上党的其它小兄弟们来，统统是“忽木疙瘩”——意思是蠢笨愚傻到了极至。
解放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晋城和高平既如难兄难弟，又有无尽的恩怨情仇。“大跃进”、“大炼钢铁”，两地砍掉的树木、砸掉的锅、剜掉的门钉、抽走的门栓不相上下。“三年自然灾害”，勒紧裤腰还苏联外债，两地饿死的人数也不相上下，1958年，晋城、高平、陵川更是一勺烩地合并组成了晋城县，磕磕碰碰地在一个锅里过了好几年。
“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梦，随着许多生命的消逝，很快就被遗忘了，真正的灾难却起自不经意间。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狂飚在席卷了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后，姗姗迟来到这片山西东南部的土地上。共和国基层斗争的残忍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古代野蛮的战争，紧随太原、长治的政治势力分化为“红字号”、“联字号”两个派别，南五县的生活也陷入了纷乱。1966年的夏秋，上党的日头仿佛移回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时光，8月下旬，在高平陈塸（OU，高平人读“陈区”），“文斗”终于升级成一场血腥的“武斗”，四十多辆汽车被烧、通往陈塸的公路桥梁被爆破，“红字号”与“联字号”进行了一场血战。许多人被从房顶上抛下的砖头、巷陌迂回伸出的矛枪弄的或死或残。败北的“联字号”四散而逃……很快，南方的形势出现转折，河南北部靠近晋城的区域已是“联字号”一统天下，北援的队伍源源不断，晋城、阳城、陵川很快也变成了“联字号”的江山，“红字号”统辖的高平陷入了恐慌，为了阻止南方“联”军的北上，高平的“红”军从长治与自己派别一致的兵工厂里运来了大量的弹药，慌乱地破坏了太焦铁路，打开了高平武装部武器仓库，武装了所有的民兵。为了图个吉利，把“革命事业”壮大，他们还模仿毛主席老人家当年的豪情，把自己的队伍直接也编做“红四军”……
以晋城为首的“联”军和以高平为首的“红”军绞尽脑汁角力的时刻，一列由南往北的列车在高平张家坡地段出轨，问题严重了。
南北“军队”轰轰烈烈战斗的时候，人民文学家赵树理也难逃厄运地被对立势力游来斗去，在一次逃跑过程中，他的一条腿不幸摔断——名望如他者都不能幸免，可见当时派系斗争有多么残酷复杂。高平张家坡的客运列车出轨倾覆时，中央制止武斗的文件也下发到了山西，六十三军制止武斗、执行军管的部队随即兼程南下，长治的局势得以缓和。南方的“联”军们也紧抓这一形势，宣传“中央和省里”是“支持联字号，反对红字号”的。面对如此消息，“红字号”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决定先北后南，派出所属“武装”在高平北部包围了六十三军先头部队，并一举缴了人民子弟兵的枪——大概红字号认为解放军是“外人”，不应该插手晋东南“内部的事情”，而应该放手让群众武装决一雌雄。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革命群众”之间普通的“争斗”发展成了其中一派“有组织”地“对抗中央”，何其了得?！
之后的数天时间里，从太原、长治机场起飞的飞机，不断地巡航在高平上空，传单象杨絮一样飘飞在天空，“要文斗不要武斗”，“炸铁路、夺枪是土匪行为”等等等等，在此之前，晋城、阳城、陵川的“联”军同样也是打开了武装部的武器仓库，同样也是武装了自己的队伍，但现在，显然，他们成了中央暂时团结的对象。涉及晋城、阳城、陵川、沁水、长子和一个高平的“五县联合剿‘匪’”由此上演。那四面山头“进剿”的枪炮与火光，丝毫也不亚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激荡的风烟。“红四军”在短暂的抵抗后，迅速做鸟兽状散去。很多人为了“突围”，先是东上烧石岭，后是南下北板桥，扒火车、摸岗哨，费尽心机，惹遍官司地跑到省城、跑到首都去申冤，去告状。那“突围”没有成功的，不是做了屈辱的俘虏，就是稀里糊涂地牺牲了性命。
然而，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即使今天，真要说个对错也不容易，但很多高平人与晋城人之间却有了莫深的成见与隔阂。高平人认为晋城人没出息，打不过对方，就招来了许多河南人持强凌弱。晋城人认为高平人不过是一些失败者，象祥林嫂一样唠叨个没完。
不过事实上，在1970年之后，两派的“领导者”们，死伤除外，大部分都进了“学习班”，多数人被派到沁县去修筑铁路。而且，那些为首的“领袖”们也不能预料，在十几年后的八十年代，一场“清理三种人”的劫波还在等待他们。只是，此时此刻，在长治的地委大院里，白清才、李振华正意气风发，在高平县委的院落里，贾培红当了书记，一个叫赵瑜的干部子弟正在热切地关注中国体育（十来年后，他将出版一本名叫《兵败汉城》的小书），后来的文化部部长高占祥先生，则在高平郭家沟印钞票的145厂里热衷于做报告听演讲。而在更遥远的东南部的海洋深处，一位名叫郭台铭的晋城子弟正在雄心万丈地规划他鸿海集团的事业蓝图……
南去的丹河，瘦弱而又顽强，越定林，过珏山，载着这一片土地的传奇，在时光中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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