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北邻大同、朔州、南毗太原，西隔黄河与陕西、内蒙相望，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接壤。
相传汉高祖北上抗匈奴，兵困平城（今大同），脱围时大军南撤，到忻口的时候才摆脱追兵。高祖破愁而笑，六军欣然如归，因“欣”通“忻”，忻州之名由此而生。
忻州古称秀容，春秋时期大部分为晋地，战国属 赵。秦汉时属太原郡、雁门郡、太平郡，隋代为新兴郡、雁门郡。唐、五代、宋时为忻州定襄郡。金、元、明、清为忻州、代州、保德州。民国初年为雁门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大部分地区属晋察冀，以西属晋绥。1949年建忻州专区。
忻州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艺术源远流长。“摔跤之乡”、“民歌海洋”等赞誉使忻州闻名遐迩。
城市性格：精明的忻州人
多年前听人们讲过一个有关忻州人的笑话，说是一家忻州人正做饭时有客人来访。主人问客人：你吃了没有？客人说没有。主人好像没听清，又问：到底吃了没有？客人仍说没有。主人不死心，再问：究竟吃了没有？客人只好说：吃了。主人这才舒口气：你说吃了我就放心了。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忻州人就这么小气？我那初通文墨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忻州人，我离家走上社会之初，他曾郑重地叮咛我“过光景不能不仔细，为朋友不能不大方”，便和这笑话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我又多次听人们讲起这笑话，在心绪越来越坦然的同时，对笑话本身也有了不同理解。事实上，忻州人对自己也很“小气”。由于地瘠民贫，忻州人生活一向不富裕。不富裕却还想吃得顺口，便在饮食方面生出许多发明创造。比如油糕，是忻州人十分看重的一样主食，将参加红白事筵称作“吃糕”便是明证。可是，别处做糕都是油炸，忻州人却因油不多，只在锅底倒少量麻油，将糕饼放入其中烙饼子般摩擦两圈便算完事———俗称“擦糕”，不过吃起来反倒别有风味，不觉得油腻。再比如现今市场上经常见到的“定襄蒸肉”，忻州人俗称“肉坨子”，就是将粉面、山药和少许猪肉搅拌在一起，做成坨子样，蒸熟即成。虽不及纯粹的大鱼大肉香美，吃着却也可口。此外，高粱是忻州饮食中的大宗，鱼鱼、饺子、面条、……花样甚多，从中亦可见出忻州人的节俭与智慧。
所以，“小气”的另一面便是精明。或许正是这精明，使得忻州人在经商方面才华独具。加之种地之外再无生路，走口外“住地方”（做买卖）便成为相当一部分忻州人的最佳选择。其中有个叫小南宋的村子，在口外经商的汉子不仅人多，而且总是同时走，同时回，结果妻子们便又同时怀孕，同时生产，于是便产生一句忻州人常说的歇后语：“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在这一过程中，忻州人的“精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忻州人会做买卖”也为世人所公认，以致有“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凡是鸡叫狗咬的地方都有忻州人”之说，内蒙古丰镇有条街的商铺竟全部为忻州人所开设。
普遍性的经商，便使得忻州人难免沾染斤斤计较的“商人习气”。一事当前，先要掂量自己的利害得失，这一来必然导致情感的淡漠。有人慨叹忻州人总是“抱不成团”，这大概是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抱不成团也有抱不成团的好处，一个鲜明例证是，“文革”期间忻州虽然也分作两大派，却基本没有发生武斗。惟一的一次，是驻扎忻州的建工部八局五公司两派动了刀枪，而该公司两派的骨干都是外乡人。当然，精明的忻州人也有出格的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见拐卖妇女儿童有利可图，部分人便铤而走险，结果有上百“人贩子”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被处以极刑。
这便是忻州人的“精明”。优点乎？缺点乎？笔者也被自己弄糊涂了。（田昌安）
城市传说：挠羊赛
“挠羊赛”即摔跤赛，原名“角抵”。相传，所谓“挠羊”源于古代的一门军营跤术，而且出自大名鼎鼎的“岳家军”。据说岳家军中有一位忻州籍的老兵叫陈婴。岳飞被陷以莫有的罪名而惨死于风波亭后，陈婴愤而解甲归田。为继承先烈遗志，陈婴就在乡里为乡亲们传授这门军营跤术，以酬抗金夙愿。
另一种说法是把忻州的摔跤渊源归于对异族竞技的接受和演化。摔跤原名“角抵”，即“抵羊角斗”之意。而“角抵”却源于蒙古人在广阔的牧场上开展的一种互搏技艺，用以祭祀祖先和庆贺丰收。摹仿公羊的打架，以显示自己的骠悍与魅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蒙古式摔跤的那种典型的姿势和动作，与“角抵”又是多么的逼真、形象和贴切。所谓挠羊，据说古时是以羊为赌，现在是以羊为奖，但是渐渐就名不符实了，由最初的羊，到后来五十年代的“顺风”香烟，六十年代的红旗一面和毛主席语录一本，到八十年代以后，奖品有一头牛或一头驴，或一辆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当然也有真正奖羊的。“挠羊赛”的方法与规则：参加挠羊的跤手可以赤臂上场，一场“挠羊”以跤手连续摔倒六个对手告一段落。挠羊场上的裁判叫“喝跤人”，喝跤人又是现场解说员。
从“挠羊赛”的由来里不难看出忻州摔跤历史的悠久，不管怎么说，摔跤这一运动的源起终归还是没有离开战争。清末年间，忻州的摔跤再度出现兴盛和辉煌。据忻州史志的一些零星记载，忻州的摔跤经受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考验，代代相传下来。清朝如此，明朝亦如此。这种状况至少可追溯到元代。
忻州的摔跤通常表现为规模性的竞技活动。伴随着某一区域或整个忻州的各种集会如庙会、祭祀等活动，摔跤便作为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一项。（王晓光）
城市风俗：忻州面塑
忻州面塑在长期的民俗传承中，形成一套复杂的制作程序和严格的用料要求。
面塑的主料为面粉，须用上好精粉，在发酵时适当用破，和面时在发面中按比例加入生面，然后把面揉和均匀，软硬适度，使蒸熟的面制品既不开裂，又不萎缩，光泽饱满，形态如生。制作的工具主要靠手，辅之以小梳、小剪和小铁锥子等。手艺精巧的家庭妇女靠搓、剪、压、挤等工艺制出各种动物，各色花样的面制品，造型生动逼真，透露出天然的神韵。忻州面塑的形式、用途，均以民俗活动内容变化而变化。
春节将近，民间就要及早动手淘麦磨面，准备过年。从腊月二十三，送灶君上青天后，便开始蒸花馍了。村子里大街小巷，左邻右舍的老婆、媳妇、姑娘都结伙捏花馍，做成石榴、桃、莲花、菊花等各种形状，有的花馍里外都有红枣，既美观又好吃。谁家结婚娶媳妇，更少不了花馍，以寓意“早（枣）生贵子”。还有一种祭神用的“山”，以面卷红枣，拼成等腰三角形，角顶一层是如意形图案，上面加制几个面制的小元宝和一条“钱龙”，蒸熟后再修饰着色，特别大方漂亮。
清明节，捏制成小孩人头，俗称“寒食供贤”，里面包有油、盐、小米、麻子调和而成的素馅，用红莲豆作嘴，黑莲豆作眼，饰有面鼻子、耳朵、眉毛，待蒸熟出笼，着色点染，造型生动，稚朴可爱。人们还做一种形似燕子的“寒燕儿”，插在枣树上，逼真形象，情趣盎然。春天给人们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尤其对于以农耕经济方式而生存的农民来说，春天又是播种的季节，是万物之始，人们对春天有着特殊的感情。自然，人们也不会忘记以面塑艺术表达内心的欣喜。面塑的燕子，象征着春天的到来，给人们报告着春天的信息。（王坤）
城市评说：也说杨家将
贫瘠无名的忻州这方土地，却出了个举世赞誉的英雄家族，书里写，戏里唱，口头传……于是从耄耋老人到髫龄幼儿，鲜有不知杨家将者。
世人尊崇杨家将，是因为杨家将的英雄业绩。虽然超越平庸、追求杰出是人类的天性，但在种种出类拔萃的人里，恐怕最难当的是英雄。所谓英雄，就是要不怕困难，不顾自己，勇于为国家、民族和他人流血牺牲，这就要求他的品格、意志、胸怀、境界样样超凡脱俗，为人所不为，有人所没有。所以世人羡慕英雄者多，能做英雄者少。但杨家人却不畏做英雄，不仅辈辈有英雄，而且个个是英雄，以致成为一个英雄的群体，英雄的家族。像所有保国尽忠、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仁人一样，身处祖国边陲门户之地的杨家，自然而然便扛起了保家卫国的大旗，而且这杆大旗一经扛起，便没了歇肩的时候。从杨信火山村聚众起义开始，杨家人世世代代把保家卫国作为整个家族的宗旨与使命，用他们的热血与身躯，书写着家族的英雄史话。
可是，在赞赏杨家将英雄业绩的同时，我们也常常思考、探究它的背后或是反面。战争不管正义与否，都是一个杀人与被杀的过程；不管是胜是败，都难以排除残酷的特性。大忠大义的杨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率领众乡民抗击入侵外敌，其子杨继业及后辈儿孙也继承祖业，效命沙场，保家卫国，多少来犯强敌，或曰英武的北方汉子，死于他们的刀枪箭戟之下？但浩气冲天的杨家，也七死八伤，为战争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仅金沙滩一仗，便大郎、二郎战死，三郎被踩死马下，四郎、八郎被掳番邦；两狼山一仗，老令公杨继业也不得不悲壮地撞死在李陵碑前；继而七郎又被奸臣陷害，五郎愤而出家……一个子嗣兴旺、枝繁叶茂的家族，就这样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迅速凋零，以致后来不得不让年逾古稀的《佘太君征南》，不得不《穆佳英挂帅》，不得不《十二寡妇征西》，甚至连烧火丫头杨排风也不得不率众出征。巾帼英雄的征战沙场，确实给我等女流增了光，添了彩，可这里又包含了多少无奈和不得已？失去丈夫、儿孙的她们，不仅要忍受“独守空房”之苦闷、哀伤，还要与男性一样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在辉煌无比的家族史话后面，是不堪回首的苦难史，是擦拭不完的英雄泪。
战争成就了英雄，但英雄并不嗜好战争。
从《寇准背靴》等剧目里，我们也能窥到杨家也有不愿出征的时候。个中原因，既有杨家人对昏聩朝廷“缓则夺之，急则予之”，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不满，也有厌倦战争与不忍厮杀的情绪。杨家虽是英雄家族，但英雄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并不希望无端地杀人与被杀，在尊重生命与爱好和平这一点上，英雄和常人并无区别。
因此，“宁做太平犬，不做战乱人”便成了人们爱听的名言。也因此，在赞赏杨家将英雄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企盼这样的英雄越来越少，直至绝迹。（刘颖娣）
城市历史：“卧牛城”的由来
从太原上车，大约四十分钟的路程，就到忻州了。
忻州有一个带有象形意义和传奇色彩的俗称，叫“卧牛城”。传说因城池地形西高东低，顺坡而建，远望色黄而广袤，状如一头硕牛面东而卧：一侧挺凸如弓弧，酷似卧牛之背；城墙顶上排列有序的雉堞又像牛的脊梁，“卧牛城”便由此而得。
卧牛城再往北，便 是长城的内边，偏头、宁武、雁门一字排开，皆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塞，而从忻州到长城之间，地方以“堡”、“寨”冠名的不胜枚举，古战场也在这片土地上多不胜数，从而造就了一方人刚烈、豪放的性格。比如忻州人以“硬”为美，就是不服输，又比如桌上酒的度数。军事文明的深厚底蕴也给忻州的民间留下无法抹杀的痕迹，比如“挠羊赛”，就是“摔跤”，让这个城市声名大震。
我所接触的忻州，感觉是“祖上曾经富过”，撇开金戈铁马的往昔，以及曾经的峥嵘岁月里民族融合带来的繁荣，单单是眼前看到的建筑，隐约透露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忻州的风华茂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忻州应该是山西省内数一数二的城市，号称忻州主干道的七一路两旁的建筑可以佐证，陈旧或者可以称之为破败的老建筑还矜持地保留着二三十年前的风骨，有些傲地站在路旁，有些得意，有些固执。或许这也可以诩为忻州人的精明，他们在一栋栋陈旧的建筑里出没，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大型超市、购物广场、快餐或者网吧，甚至酒吧、咖啡厅……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坐落着，似乎格格不入，一切却又相得益彰，完美地存在。
忻州的车辆也很有意思。公交车就像一辆大型出租车，只要乘客一招手就停下来。出租车更是奇怪，上车可以搞价，不用打表。在市内某些道路上，车辆甚至可以行驶到路的另一侧超车，就像在普通公路上一样。
这种秩序让刚刚到来的外地人总感觉是那么地难以适应，而忻州人早就习以为常，在纷杂错乱中如鱼地穿梭，灵活、有条不紊。
城市面孔：硬汉李万林
晋北人豪爽，因为他们喜欢北路梆子。唱北路梆子的有个李万林，他是每个忻州人都知道的角儿。
李万林，曾是忻州北路梆子剧团团长，艺名“小十六红”，14岁时因酷爱表演参加了剧团，开始了专业演唱的生涯。师从“十七生”董翠珍不过两年，主演的“告御状”等梆子戏便一炮而红。基础好、成长快的他在唱腔表演艺术上广采博收各家大师的精华，尤其吸取了晋剧表演艺术大师丁果仙的声腔特点，这让他自己的艺术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成为了北路梆子新一代的代表人物。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兼收并蓄的。李万林在这样一种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和探索中，用他那副令人折服的好嗓子，唱得高昂激越刚健嘹亮，豪放动情，成为今日北路梆子当之无愧的须生声腔代表。那些被他仔细珍藏的各类奖品和荣誉足以证明了这位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艺术家在北路梆子方面所创下的精深造诣。是他让作为山西八大名剧之一的“北路梆子”在历经数百年风雨之后，在忻州这片土地上仍然艰难而顽强地延续着。
如今，年届66岁的李万林对北路梆子痴情依旧，一曲“空城计”的片断，引出了他对表演艺术的话题。北路梆子表演中的唱念做打是属于程式化的表演，是做戏演员的入功五法（手、眼、声、法、步）；即使全面掌握表演还远远不够，要想演好角色，引起观众的共鸣，必须对所演人物全面了解，包括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只有仔细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关系，才有可能完成好对角色的演绎。三十年如一日的认真和淋漓酣畅的演唱使得他在舞台生涯的100多场重要演出中场场出彩，好评不断。他饰演的林有安、续范亭有血有肉，感人至深。
虽然李万林不是生在忻州，但他为了忻州北路梆子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在忻州人眼中他就是忻州硬汉。为了纪念著名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李万林从艺五十周年，忻州2004年9月6日还专门举办了纪念活动，不少国家知名戏剧评论家也专程到现场祝贺。（郝伟）
城市地理：晋北锁钥
史观忻州，从东汉的“九原”到北魏的“秀容”，再到隋代的忻州，随着名称的变迁，其容貌也在更新。大凡一个城镇，都有显示自身特色的标志物，就如同职业服饰，一眼便知他是“海”是“陆”是“空”。在忻州城内，虽然东西南北都有城门，但北门城楼却是“卧牛”的性格内涵和风云象征。垣顶四周的城垛十分考究：重檐三滴水，歇山式；楼体布局合理，构思精巧；形制巍然而富丽堂皇，虽逾百载，威仪不减当年，像一位气度风雅的贵夫人，虽年迈，其身韵的贵气仍显示着清代高层建筑风格和精湛的造型境界。按其“封建”出身和“四旧”身份，在“文革”中早该被毁，她的留存该是忻州人的福分，也是当年能工巧匠的万幸！
在城门楼顶层檐下，高悬一方醒目牌匾，浮雕四个大字：“晋北锁钥”，像具有灵性的历史耳目，回顾着流逝的岁月，聆听着今人的步履。因地处兵家必争之关要，所以在兵燹之年虽未千疮百孔，毕竟残留下弹孔箭痕。“晋北锁钥”不仅障护忻州，还保卫太原。清乾隆版《志序》说“忻为晋北咽喉。”光绪六年版《志序》说：“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因而后人的文字说忻州是“保卫太原的金汤之要”。“晋北锁钥”的形象性和准确性，便在于隐喻这座门楼是山西北部的一把巨锁伟钥：绥靖百姓，抵御寇敌，敌来我“锁”，敌退我“开”。
自古迄今，忻州大体递嬗三个阶段：兵火段（清代以前）、商贾段（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和过渡段（“文革”至今）。就商贾而言，忻州“买卖人多”，很出名，商行、票号遍地；不仅商人多，品类杂，范围也广：远达归绥（今呼市），近至太原，是典型的小商业城市。
1954年，随着校址的搬迁，我从定襄河边师范来到忻州城内，即今日之“忻师”。头回来忻州，眼中的一切都新鲜，首先触目开眼的便是那座高耸入云的北门城楼。一入门洞，就进入目不暇接、耳不暇闻的叫卖气氛。一条南北走向的通衢大街，因不宽阔，鳞次栉比的东西铺面相距很近。每逢炎夏，东西铺面便从房檐搭起延伸出的遮阳帐蓬，整个街面成了蔽日的走廊。两面的字号虽然也想百货齐全，可怜当年因货源和交通的局限，最多的还是取料于当地的饼铺和肉店，不像现在，全国有的这里都有。星期天上街，我见小摊上有陌生水果，问其何物，货主说是“橘子”。之前只在书上看过，从未品尝，出于好奇，买了一个。拿起就咬，我呆了：苦涩无比，不堪忍受……怕人看见，双手紧握，藏于身后，倒着退到有垃圾的墙角处悄悄扔掉。———多少年后才知橘子是剥皮吃的，才悟到当年的自讨苦吃是缘于无知。
从北门到南门不足三华里，基本是一条街。街面由卵石铺道，布鞋踏上，尚可适应，若穿皮鞋行走，人人都在“表演”。当时流行几句话：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马路不平。今天的忻州城区已是旧城的几十倍。北门城楼四周已经扩展为开阔的休闲广场，一派现代气息。城门楼雄踞中央，倚老卖老地俯瞰着游人。战乱中的功绩无人提起，而旅游景点的闪光却使她的身价与日俱增。上世纪60年代，因经常有人在城楼上讲学，一度成为有实无名的“秀容书院”。1964年一代文宗巴金老在此举行文学讲座，听讲者至今津津乐道。而今，几十度春秋过去，这高高的楼阁内仍留有巴氏的座椅。（□郝丛楼 忻州）
城市想象：人有魄力城更美
忻州人祖辈以做小买卖为生，从过去的推车到城里和周围各个县卖菜、卖香瓜到现在的开小门市、小饭店，总是给人一种束手束脚的感觉。不敢放开思想，不舍得把挣来的钱再去投资，容易安于现状，一年挣个柴米油盐就感到很是欣慰。
有一部分忻州人出外闯荡，学习回不少先进的思想和经验，做起了大生意，挣了大钱。这对固步自封的忻州人触动很大，也有不少人跃跃欲试，但周围的人总是给泼凉水。“先看看人家好干不好干再说吧”，这几乎是所有忻州人对新生事物的态度。
随着城市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事物会涌入忻州，彻底打破忻州人爱观望的态度，你不早动手，就会被淘汰，越来越多的忻州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大企业、大项目也建起了几个，但都还规模不够，只能算是忻州的大企业。思想保守落后的忻州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跳出这个怪圈，用自己祖传的生意人特有的好口才、好头脑做出一番大事业。
忻州城市本不大，人口也不多，但还是显得比较拥挤。车辆占道现象严重，自行车和行人基本没有自己的路。路边摆个摊，推个自行车卖水果的小商贩屡见不鲜，道路的无序和狭窄就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每天一早一晚，广场上的健身器旁总是人满为患，排着队等着锻炼身体。这几年，路灯基本遍及了忻州大街小巷，马路也修得宽了，广场建得多了，人们对忻州城市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目前，忻州城市建设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但老百姓希望能够加快进程，他们对城市的期望远不止满足生活这么简单，他们希望能够生活在道路宽阔、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公园漫布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所有的忻州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秀容古城能够更加美丽，也能感受到这个愿望正在实现当中。
未来的忻州道路四通八达，夜晚灯火通明，人们穿梭在宽阔的马路上，小孩们在路边做着他们自己孩童特别的游戏，一对对情侣携手漫步在林阴小道上，互相向对方倾诉着自己，中年夫妇下班后，心情愉悦地回家做饭洗衣，老人们在广场中，打着太极拳，享受着夕阳。（□贾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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