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泉，古称“漾泉”。阳泉市境内枣烟等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10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阳泉历史的发端。境域最早见诸史籍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关于春秋时期建于盂城盆地的仇犹国的记述。从西汉起，境内曾先后设置过上艾县（后改称石艾县、广阳县、平定县）、原仇县（后改称盂县）、苇泽县，还设置过受州、承天军、平定军、平定州、盂州和平定直隶州。1947年5月，阳泉全境解放。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5月平定解放后，阳泉镇从平定县境划出设为市。
桃河边老郭幸福生活
2004年7月的一天，晚饭后，年近六旬的阳煤集团二矿老矿工郭士奎，带着老伴到门前的桃河公园里遛弯儿，这几乎成了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这每天不到桃河公园里转转，我这晚上都睡得不香！”说完领着老伴悠闲地向公园深处走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郭又穿戴好练功服，提上宝剑向桃河公园走去：“和几个老朋友约好去练太极剑！”
可就在两年前，老郭并没有这些习惯。
2002年7月，记者第一次来到阳泉，行车途中，出租车司机手指马路右侧的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河告诉记者：“这就是桃河！”沿河举目而视，就见河道内污水横流，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而那时的老郭说对桃河，就只皱眉头：“桃河虽发源于寿阳，但它横贯阳泉市区。历史上桃河美丽清秀，是哺育千秋万代阳泉人的母亲河。不过从清朝后期开始，桃河逐渐变得乱石滚滚，垃圾乱堆、污水横流、满目疮痍，黑黑的河水抹去了它往日清秀的面庞。仅上下游就有145个排污口，年向桃河排入高达3000万吨的污水。因此整治桃河，成了几代阳泉人的夙愿。
2002年9月1日，老郭的大儿子走上了桃河城区段综治工地，加入到这项阳泉有史以来最为宏伟的工程。桃河公园是以桃河综合治理为目标建设的生态型公园，全长9公里，概算总投资2亿余元，其工程量大约相当于40幢10层点式楼。正常情况下需要3年完工的这项工程，仅用了10个月就顺利竣工。2003年7月18日，老郭一家早早的来到桃河公园，看着这条昔日的污水河焕然一新，看着种植着百余种绿树、乔木、花卉，以及装点着亭院灯、草坪灯、射树灯等斑斓的灯光，看着音乐喷泉、儿童戏水广场、生态岛等36处景观，看着公园内绿草如茵、花团锦簇、雕栏玉砌，老郭不禁喜上眉梢：“看看我们阳泉这桃河公园，哪点比南方那些城市差哩？”
治理后的桃河，“白蝶狂舞伴尘扬”的灰蒙蒙景象不见了，成了山城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连老郭3岁的小孙子也整天缠着大人，稚声稚气地央求：“我要去桃河公园，看水幕电影！”
2003年夏天，经人介绍，老郭的小女儿认识了一位男青年。从此，桃河公园两岸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徜徉在桃河公园，不仅可以饱览如画的美景，吹着丝丝晚风，还可以欣赏到世界名曲，比去电影院谈情说爱强多了！”老郭的小女儿还告诉记者，她去年9月底结婚了，婚纱照还是在桃河公园里拍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桃河里各式灯饰大放异彩。幸福的老郭一家步入桃河景区就如走进灯的海洋，真可谓大文豪郭沫若笔下的阳泉胜景：浑如到香岛，仿佛遇桃源。老郭欣喜地对记者表述他的感受：“头顶一片蓝蓝的天，看着清清的桃河水，心情舒畅地走在整洁、有序、美观的公园里，你说幸福是啥滋味？”
城市印象：路过山城
如果说它是依山的走势而建，不太贴切，如果说它根据河的流向而筑，又欠妥当。在阳泉这座城市，你看不到一条正南正北的街道，也找不见一条正东正西的马路。正如天津依海河走向而建筑，桃河两侧有房屋随着河道蜿蜒曲折。也恰是重庆看山势行走，山腰中有若干高楼耸立。
因为有山，山性使人塞。阳泉有些土，满眼遍布的人群里，看不见招摇和鲜艳的服装，也一样看不见花枝招展的笑，即使有一两个知道装扮的，笑容里也夹杂着山民的淳朴谦恭。然而又有桃河，水性使人通，阳泉通达的“借”，借山水之势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高高低低的建起来一座城市，在两山之间，一水之上，桃花笑春风。
阳泉市闹市区，在20世纪初期尚且是桃河岸边的一片荒滩，人称“沙江口”。最早的阳泉是正太铁路上一个小站，客商来往，逐渐成为晋东的物资集散中心。阳泉市的前身是平定县的阳泉镇。1947年5月平定解放后，阳泉镇从平定县境划出设为市。多多少少，这里是沾了车站的便宜，而车站又借了煤的光。
如果不是因为煤，桃河依然有幽幽碧水和炫目的桃花，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煤，阳泉依然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山村。煤炭和硫铁孕育了这个城市，滋养了这个城市，也糟践着这个城市，空气中有呛鼻的味道，风中有飘飞的沙尘，天上有驱不散的黑云……两山夹一河，束缚着城市的发展，挖矿赚钱和高度污染也让阳泉人左右为难。
而阳泉人又是大胆的，据说有人提议将与河北接壤处几个高耸的山头炸平，把风吹进来，将浓雾和烟尘吹散……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议论，或者是阳泉哪个部门的提议，都不得不让人钦佩，的确，愚公移山让人最多汲取的是一种精神，有了精神才会改变。
城市性格：从普通话说起
20多年前，阳泉人说普通话的很少。有人说普通话，很可能遭人讥笑。听过个阳泉人学说普通话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说一个平定学生到北京念了半年书，放假回家，他妈问多会儿上的火车，孩子学着京腔说昨儿晚上。他妈一听就动了气了，说“坐碗上，你还坐锅上哩！”上大学以后，同学们都学说普通话，我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朗读的时候还凑合，平时说话依然是阳泉话。但是在外地生活总要和当地人说话，再难为情也得学着说，否则难以交流。于是就自己定了原则：和陌生人说普通话，和同学熟人还是说阳泉话。以自己学说普通话的体验，一方面，咱阳泉人确实有保守的一面，连口音都不愿意轻易改，敢于外出闯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咱阳泉人朴实、靠实、含蓄，不会装腔作势。
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性大了，和娘子关外的接触多了，阳泉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说普通话上就可以管申窥豹。现在你到大街小巷随便走走，都可以听到盂县味的或者平定味、郊区味的阳泉普通话，也可以听到各种外地人学说的普通话。星期天到广场去散步，常常可以听咱阳泉的爷爷、奶奶们不得不跟孙子说普通话，尽管那味道还是很阳泉的。爷爷奶奶都在变，你说阳泉人能不变吗？
那天上网搜索了一下“阳泉人”这三个字，计算机显示了近千个相关条目，有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有著名运动员管建华，有省部级领导干部，有教授、研究员、画家、作家、教师、律师、打工者，有罪犯，有著名人体艺术摄影模特……在一个BBS里对山西人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有说憨厚老实的，也有说心智精巧的；有说小气抠门的，也有说朴实大方的；有说男人保守胆小很少在外闯荡的，也有说女人要面子很少做小姐的……最让人不舒服的是一则新闻；中国市长协会客座教授某某某为阳泉人洗脑。一个教授，为咱们一百二十万人洗脑，他洗得过来吗！
城市地理：桥上的风景
阳泉人一说市里的天桥，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已年过五旬。天桥最初留给我的印象虽已久远，但也常常在脑海里浮现。它是沟通上站与下站的小桥，长顶多三十米，宽也就是十五六米，下面有“正太线”穿过。桥身是用木板搭成的，桥的两端各有一段路是用不规则的青石铺成的，时间长了磨得溜光。它处于市中心，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以前，阳泉的街面不算大，天桥附近是最繁华的，人们转街总要经过天桥。孩提时代的我，对什么都好奇。每次经过桥上，总要透过木板与木板的缝隙看桥下急驰而过的火车，还故意用脚跺桥上的木板，使它发出咚、咚的响声。恰逢蒸汽机火车头冒出的“白烟”袭击，如坠雾里之中，似入仙境一般，每当这时总要欢呼雀跃，觉得太好玩了。桥东西两面的木板围墙上张贴着电影广告、布告及宣传品，人们常常驻足观看，显得桥上的人格外拥挤。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正在上小学。记得一次在现在的城区电影院看电影《雷锋》，未看前，老师就布置了一篇观后感。开演之后，我被雷锋的先进事迹深深的打动了。散场后出来，大家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当时已近傍晚，老师宣布各自回家，我和几个同路的小朋友刚走到天桥下，只见几个搬运工人正用“加长小平车”拉着铁锅上天桥。他们一人拉着一辆很吃力地在爬坡，我们几个红领巾毫不犹豫地上去推车，推了一辆又推一辆，一推就是好几趟，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过路的行人不时啧啧称赞。这样既看了电影又做了好事，那篇作文自然是既真实又生动了。
我喜欢买书，那时的“新华书店”在现在的“电力大厦”处。每次去买书必经天桥，在此总要多逗留一会儿。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座桥才由木板桥改为现如今的钢筋水泥结构桥。刚修起的时候，大概是农历六月下旬，我们几个少年相约去看桥，近前一看，桥不但加长加宽了，而且比以前更坚固美观了。桥的两端用绳子拉着，不让人过。桥头的路上还堆着一些石子，我们在旁边足足欣赏了个把小时才离去。
不知哪天桥通行了，我走在上面觉得很惬意。桥上不断有爬在栏杆边“看火车”的人，我算是一个在铁道边长大的孩子，对火车已司空见惯。看见远郊人临县的过路人在那里瞪着眼睛，一惊一乍的样子，很是可笑。慢慢的，桥两端的路也改变了模样。后来，我在天桥看辩论、看贴大字报、看大批判专栏，“五四”时，这里成了“人言可畏”的地方。打倒“四人帮”后，我在这里看到游行队伍从桥上经过。人们举着小旗，振臂高呼，让我激动不已。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桥灯火辉煌，热闹非凡，让人留连忘返。阳泉人逛街也一改过去的单调乏味，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天桥，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桥。虽然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闲情逸致，也没有“天堑变通途”的恢宏气势，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见证着阳泉的古往今来。每次远行归来，从天桥下经过，总有一番感慨，回来了！天桥就好象一个“老熟人”、“好朋友”在那里迎候我！（文：崔润芝）
城市表述：说说自己的阳泉
·创新能力不够
阳泉人的心胸狭隘，不开放，自我封闭。这种病态的心理，一方面表现为自满自足，不容他人，盲目排外；一方面表现为自卑自欺，联外拒内。这两种心理派生出了许多根深蒂固的不健康，通俗地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看小不成大，光怕当家发财；二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不思进取，第三是小富即安，容易满足，萎缩不前，仰人鼻息，怕犯错误。这么几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创新能力。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的发展？根本的原因是地下有资源。因为有资源，不愁没吃的，于是思想僵化，不再动脑筋寻出路，这种资源型文化孕育出的人，为人做事统统都围绕自我。这种文化导致我们弊病丛生———我搞了个企业你就不能搞，你一定要搞我就用各种手段不让你搞，不让你搞成。你克服困难搞起来了，我不得已联合外面的人共同对付你，一定要把你挤垮才拉倒。企业如此，职场竞争也是这样，阳泉人对外地人的态度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大叫人才短缺吗？据说，阳泉籍的大学生仅有20%回来，可是，有谁问过回来的到安排的又有多少？回来的大学生，十有八九是有背景的，因为回来后，生活有着落，可以省多少力啊。所有的表现,都显现出资源型文化的“特点”。可以想象，和我们一墙之隔的石家庄，因为没有资源，就和我们的表现不大相同，他们被“逼”出了许多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阳泉人应该有什么精神品质呢？我想应该从铲除这种资源型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豪、自傲、自我陶醉、依赖、依附、自我封闭的心理上开刀。要树立弃燕雀小志，慕鸿鹄高傲的志气。阳泉人要放开自己的胸怀，真正打开视野。要大讲特讲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并从制度上、机制上真正使青年人具备这样的品质，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创新。这是我所希望的。
·城市意识薄弱
从地域文化来说，阳泉人比较复杂，平定人、盂县人、郊区人各有各的特点，市里居住的人也有自己的特点。从时间上来说，超过三代城镇户口的阳泉人比较少，大多带有农村习气的残余。阳泉人总体来说偏于保守，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是阳泉人的共性。同时阳泉人开拓和进取能力相对较差，许多人有钱存入银行，不敢也不愿花钱去投资。
城市想要文明，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人员流动加快，阳泉人的特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家打招呼时经常说“吃了没有”，而现在见面握手说“您好”的人多了，以前人们只知道存钱，现在也开始想办法挣钱了，以前孩子们说得都是本地话，而现在说开普通话了。总的来说,社会的进步也在逐渐引导阳泉人向前发展。
·爱要面子
阳泉人受山西文化影响较深，除了具有山西人的一般特点外，虚荣心很强，特别爱面子。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以前阳泉人待客，本来没有条件招呼客人吃饭，不能明说，偏偏主家又很爱面子，于是再次追问客人：“吃了没有，到底吃了没有？”结果客人只好说“吃过了。”虽然这是个笑话，但多少反映出了阳泉人虚荣心旺盛的一面。还有个笑话，某人本来吃了玉米糊糊，却在嘴上抹点油，出去后说吃了油条。为了面子，即使肚子饿得咕咕叫，阳泉人也不会出去讨生活。
因为爱面子，阳泉人的消费也挺超前。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北京等地流行喇叭裤，阳泉街上也很快有了。因为爱面子，阳泉人不愿意拉下脸来做小本买卖，炒瓜子、卖面皮、贩猪肉这些买卖中很难寻到阳泉人的身影。等到别人挣了钱后，才后悔不已。
其实爱面子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过头了，就不大好了。（文：王海堂 李建富 张炜生）
城市故事：岁岁过年，年年不同
在阳煤集团二矿小南坑紧挨商店的一栋点式楼一层，住着一位在井下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矿工。他叫郭宠奎，年近七十，但身板硬朗，只是牙掉了不少。他喜烟嗜酒爱喝茶，没事的时候，常常自斟自饮喝它几盅，然后泡一杯浓茶。有关过去和现在过年的情形，他一说起来就象撤去闸板的哗哗流水……
“现在过春节那才叫真正是过春节。一进入腊月门，我们一家就张罗开了：买生肉，割熟肉，时令蔬菜好几种往家里买，燃放的爆竹准备了几千响……”
“过去哪能这样啊！我是家里的独子，父辈40岁时，才有了我，所以小名叫‘四十则’，到矿上工作也就二十几岁。那时不时兴计划生育，结婚后一不留神生了二男二女。按说，我是个大级工，一个月开大几十块钱工资，可架不住人口多，除了自己吃喝花销，能均给家人的钱是有数的几个。那时，咱又是村里的‘经济来源户’，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都是要拿现钱的，所以日子过得很是不易。但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总得过吧。怎么过呢？说出来不怕你们年轻人笑话。大年初一9点多10点吃早饭，四盘菜加肉少菜多的胡萝卜水饺：一盘凉拌绿豆芽，一盘热炒黄豆芽，一盘炒豆腐，一盘猪头肉。这一盘猪头肉还是喂出的猪，年前宰杀卖肉后剩下的副产品。午饭要到下午3点多4点才吃，四盘菜和早饭一样，主食是白面与白玉米面各半的‘馒头’，再有就是一锅由众多白菜粉条和少许豆腐、猪肉做的烩菜。稍好一些，也就顶多加两个土豆垫底的所谓‘红烧肉’。原因只有一个：没钱！说实话，那时我是最怕过年的。一来是回家过年就得准备年货，得到亲朋好友那里走一走；二来是来回的路费加其他花销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要命的是，那时村里的人们都不富裕，怕碰上相好不错的向你借钱：不借给吧，怕驳了人家的面子，今后指不定还要用着人家；借给吧，咱又口袋扁扁，实在没有钱外借。那时，我是最怕年前家人来信催的。
“过年的心情好起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方面国家给了矿工特殊的政策，家属和孩子全都迁来了阳泉，免去了我牵肠挂肚；另一方面，也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使我的几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再‘盘剥’我了，而且每年都能给我一些进项。二儿子还在组织的关怀下，入了党，提了干，当上了建筑工程队的领导，不仅在阳煤集团搞建筑有些名气，得过好几个优质工程，而且进军到了柳林，他们在那里接的工程，现在还没有完工，年后还要去干。你们也看见了，我和老伴同大儿子住三室两厅，二儿子一家住两室一厅，离这儿不远，生活都过得有滋有味。现在别说过年，就是平时的生活，也和过去过年没有什么两样。大米、白面不用说，过个年光买鱼、肉、菜就花好几百元。现在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大闺女嫁在了农村。不过，这些年农村也活了，她想养牛，我出钱资助，她想养鸡，我也出钱资助。前不久，外甥来信说：“年的春节准备得比往年都好，鱼、肉、菜不一定就比你们城市差。”
“我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自从改革开放，我家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常常告诫孩子们说：‘你们知足吧！’”（文：郭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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